劉慶棠的回憶（下）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劉慶棠，他是芭蕾舞男演員，“文革”中“飛黃騰達”。劉慶棠1932年生人。建國後被送到蘇聯學習芭蕾舞。回國後，在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劇團任演員、演員隊副隊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芭蕾舞劇團革委會中共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芭蕾舞劇團黨委書記、文化部副部長、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1976年10月後被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他的回憶錄讀起來會有點兒意思。——本帖編者）

  劉慶棠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他是個愛聊天的人，閒談中說了很多舊事。採訪者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時曾詳細筆錄他的口述，現根據此記錄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劉慶棠已於2010年夏天病逝。現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從劉慶堂自己的角度，講述了他所經歷所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都用第一人稱。

毛主席沖江青發雷霆大火

　　江青愛發脾氣，脾氣確實很暴，但發錯了，就檢討。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來釣魚臺17樓江青處的服務員，我們倆閒聊，她說，江青愛發火，碰到難處理的事就焦急，發火厲害，但有時過幾天她又會說自己脾氣不好，請人原諒。

　　記得有一次開會，江青說：“聽別人說，某某有問題。”我就向她解釋，認為不是那麼回事，她聽了大怒，說：“你怎麼還保護他？”江青就是說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氣呼呼地問我：“你打保票嗎？”我說：“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後我將調查來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氣，說：“批評錯了，你們不要生我的氣，我這個人脾氣急，我不是故意的，錯怪你們了。你們要經得起批評，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罵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電話中罵我不對。”

  從“毛主席批評”話題扯起，她就在那時給我們講了這麼一段故事。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葉群到處探風，到釣魚臺請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藉口說拍攝機器收起來，不使用了。林彪、葉群從釣魚臺走了，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江青向毛主席電話報告，說幾點幾分林彪離開，毛主席五分鐘內不言語，突然間大發雷霆地說：“你混帳，你糊塗，你壞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團結林彪，分化陳伯達，你為什麼不請示，一貫無組織無紀律……”江青嚇壞了，拿着電話筒連喘氣都不敢出，小聲問：“主席，怎麼改正？”毛主席說：“今天下午你拿相機、燈，到林彪那裡承認錯誤，讓他感覺你可信，請求給他拍照……”江青迅速帶着器材趕到林彪住處，向林彪承認錯誤，林彪很高興，說：“這哪是錯誤……”這就是那張著名的林彪學毛選照片的由來。記得1973年開十大，分組會上談創作，江青閒時又談起這段經過，主席五分鐘內不說話突然大發脾氣給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層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到了以後才明白過來。

　　江青是內行，懂戲。看了戲後她會有所準備，拿着提綱提意見，說：“昨晚一夜沒睡好，想戲的問題，主要的應肯定，但也必須做較大的修改，我提幾條請你們考慮……”或者說：“我不懂舞劇，懂一些共性，你們自己研究……”《紅色娘子軍》裡的“常青指路”一場戲，就是在江青指點下排練的，常青出場的動作，是我和演通信員的小彭一起編排的。

　　“曾擔任過《紅色娘子軍》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戲？”在當時是個政治問題，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特務，參與過謀害聞一多的行動，解放後在瀋陽被鎮壓。白說過對父親懷念的話，也是人之常情。軍代表揭發她反對現代戲，曾說過握握拳頭算什麼藝術？運動一來就上綱，江青就讓她到幹校鍛煉，餵豬，條件艱苦。我提出讓白淑湘回來演戲，江青一開始說：“演《紅色娘子軍》記她一功，但她表現不理想。”後來過了一段又問：“她認識如何？”我說，不錯，還堅持在幹校練功，專業上刻苦。江青批評我說：“你護着這個，護着那個。”我說：“她本人有進步，劇團也需要。”我又說：“你不是說記她一功嗎？”江青說：“那就把她調回來吧。”

　　江青提出藝術上要出新，戲劇內容不改變，就沒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經做過秘密調查，看看舊京劇的演出情況，比如就調查過譚元壽上演的情況，查看觀眾到底有多少，她做過一番計算。當然，江青做樣板戲是有政治目的，為文革造輿論。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裡面偶遇過江青。秦城有四個大院子，彼此放風時間不同，關在裡面的人平常是見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頗覺意外，但雙方都沒開口說話，各走各的路。她當時已顯老態，走路慢，反應也慢。我估計是監獄方面時間掌握錯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這樣相見。我算一下，這樣碰巧撞上起碼有兩次。

心情鬱悶的遲群

　　秦城分幾個監區，各自的院子很大，種了不少果樹，空氣不錯，我們可以在自己所屬的院子裡面跑跑步。在那個時節，我們能見到黃永勝，他當時身體已不太好，拿一個凳子，走一圈就坐一會兒。以前我們認識，但此時不能說話，只能彼此點點頭。

　　在秦城裡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經常與公安人員吵。我們說過：“那頭不安靜。”後來聽說戚要出去了，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到年頭，回家了，到上海圖書館當歷史組副組長……”

　　我跟遲群在一起的時間較長，倆人能聊得來。監獄負責人有一次問我們，是否希望種一點地？我說：“願意。”這只是象徵性的勞動鍛煉，我和遲群兩人都是農家出身，對種地感興趣。我們就要了三小塊地，大約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塊種西紅柿，一塊種花生，另一塊種白薯。我們挖地澆水澆糞，兩個警衛也幫我們干。收穫的東西歸我們，西紅柿隨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警衛卻不敢吃。我們說：“吃吧，我們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們說：“真的不讓吃，會受批評的……”結果就把多餘的西紅柿送到伙房。我們想吃花生，就讓伙房炒。自己種自己吃，也算一種消愁解悶的方式。

　　遲群出來後跟愛人復婚，我去他家，他愛人愛嘮叨，不斷地說跟着受罪，吃了那麼多苦頭。唉，說這種話還有什麼意義，心裡很煩，遲群和我心裡何嘗不是那麼想。我們倆聊天，我多勸他寬心，想開一點。

　　那一年，遲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齡買斷，但愛人的工齡算數，組織上卻說找不到他的檔案，無法讓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檔案，買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幾萬元。他當時生活待遇不好，省下這筆費用對他很重要。他曾經工作過的單位互相推脫，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隊、教育部、清華大學來回找他的檔案，不得結果。他說，戰爭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麼就不能照顧一下，給開個證明？

　　很長時間他心情都很鬱悶，不知道怎麼辦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給中央寫信，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請求上面予以幫助。剛寫了“江澤民同志並轉黨中央……”幾個字，就一頭趴倒在桌上，是嚴重的腦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時候，八三四一部隊的人說找到他的檔案了。

　　到八寶山送別時，儀式簡單，來的人不多，看到遲群最後的樣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幾個清華大學的老教授特意來送他，說明清華還是有教師記住他曾經做過的事。

業務出色的于會泳

　　過去有人寫于會泳，貶的地方不夠實事求是，不真實，沒有說服力。

　　于會泳過去是部隊文工團的，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學習，對民間東西熟悉，熟悉的種類繁雜，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來就唱。而他學的是西洋作曲，曾擔任過作曲系總支書記。江青聽說上海有這麼一位人物，洋、中均會，表現力強，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膽使用他。

　　文革開始後，上海京劇團亂套了，于會泳做為工宣隊進駐，犯了錯誤，又回到音樂學院。《智取威虎山》恢復排演，又把他請到劇團領導創作，唱腔設計很認真。

　　他寫的唱腔，有的人覺得清新，與新的人物合拍、協調。有的老藝人卻說四不像，非驢非馬，不姓“京”。於很尊重這些意見，允許人家說三道四。實際上江青、于會泳很重視這個京劇姓“京”的意見，於覺得一定要重視京劇唱腔、京劇特點，讓人一聽還是感到京劇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進戲曲東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龍江頌》的主要創作者、組織者，幾部戲演出都很成功。群眾對于會泳很信任，他講話頂用。

　　于會泳和我不怕別人說三道四。當年我們排《紅色娘子軍》前，到海南全島轉了兩個月，採訪不少人，實地去看娘子軍活動的地區，寫出舞劇台本，也有人說四不像。

　　後來于會泳主管北京京劇團，排演《杜鵑山》，反覆修改。于會泳認為楊春霞合適，就從上海借調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劇團有一批有才幹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會泳跟我說過，汪很有才，應該很好地發揮他的業務才幹。排練時，圍繞台詞修改，于會泳經常會向在場的汪曾祺等人商量，問這樣行不行？於一般會採納汪曾祺他們的意見。

　　運動中北京京劇團陷入動亂，形勢比較複雜。我曾經管過一段北京京劇團，知道一點情況。原來軍代表、《野火春風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審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選軍代表。江青向軍委要人，要一位軍級幹部，周總理批准了。來了田廣文，他是副軍長，全軍有名的戰鬥英雄。他當一把手，解決內部班子矛盾，很難，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他說話有人也不聽。我當時在國務院文化組，團里請求來管管，我就出面幫忙解決，在當時起了一點作用。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于會泳抓創作還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時，于會泳和我的關係比較好，我們倆經歷相似，參加過軍隊文工團，有實際工作經驗。他在決策時願意多聽聽我的看法，總是說：“你說真心意見。”這成了他的口頭語。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幹部，有不少阻力。我在會上說，文革這麼大運動，證明一個人沒錯難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黨的政策。經過考驗的幹部，應該恢復工作。于會泳堅決支持我的意見，排除了派別間設置的障礙。

　　1974年後我分管劇團、製片廠，參與過這些單位的追查，辦追查學習班，當做大事情來做。文化部追查的特點是連環追，現在看是錯誤的。

　　張維民曾在東北當過省革委會副主任，由於同毛遠新還有吳德的關係，調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管理整個文化部政治運動。他屬於很左的一類人，運動積極，能幹能說。

　　1976年10月6日以後的三四天，他靈機一動，馬上掉過頭，在部里奪權。念完“粉碎四人幫”的中央文件後自動主持會議，把矛頭對準于會泳、浩亮和我。他還說那些老話：“你們得趕緊揭發……”又對浩亮說：“你表個態。”我們說：“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態算什麼……”說着說着就吵起來，他說我們很猖狂。于會泳在一旁不吱聲，沒有什麼表情。他心裡是很明白的。

　　他（于會泳）自殺的消息傳來後，我很不是滋味。據說是在審查時偷喝了農藥，很慘。當時審判時有一內部說法，就是一個部門只判一個人入獄，于會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會泳這個人對創作執着、認真，是一個對藝術絕不含糊的人。

周總理找我談話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認識周總理，他對我的成長經歷比較了解，看過我許多次演出，看過我主演的《天鵝湖》、《海盜》、《淚泉》等，懂得芭蕾戲，關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見外賓之前，周總理找我談話，說：“毛主席、黨中央要組建新的文化部，讓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這麼多年，讓你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過幾天政治局開會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說：“一切都是黨培養的，聽從黨的安排。對舞台有感情，不演出會有留戀。現在只有害怕心情，過去我只做過一個劇團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種懼怕，水平低擔負不了，給黨的工作造成損失。”周總理說：“我告訴你，我幹革命時沒想到做總理，一開始我也害怕。根據我的經驗，你這種心情是可貴的，兢兢業業，就能前進。要做工作，隨時都會犯錯誤，隨時改。”很快中央下發文件，宣布文化組十人名單。周總理以後高興地對我說：“跟你談話前原來還想需要半小時，想不到十幾分鐘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閣每半個月都有舞會，二三十人範圍，參加的人有副總理、副委員長、軍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劇舞院負責藝術組織工作。周總理對幹部嚴厲，對一般群眾好，院長趙渢怕總理見面批評他，有顧慮，就說慶棠跟總理熟，讓我帶隊。

　　一個大轎車裝四十多人，有十多個人的樂隊，三四個獨唱演員，二十多個女演員。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幾個小節目。我因為白天工作、排練累，體力勞動強，去紫光閣後我就坐在秘書中打撲克。周總理理解我的情況，跟我說：“你白天累，現在需要放鬆……”

　　江青從來不去跳舞，蔡暢大姐偶而去過。舞會一般晚上11點結束，我們再吃點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頭，劇團工作大亂。我當時是劇團支部組織委員、演員隊隊長，我作為雙料幹部，也受到衝擊，被貼了大字報，有人也不聽我說話。而6月4日還有紫光閣舞會，我到處找人，說，中南海工作不能停，總理秘書給我打電話了，你們應該協助我，如果停了，中央會批評。我就帶了上回原班人馬去中南海。周總理問我情況，我說：“劇團已經亂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爭取來的。”總理說：“那下次看情況吧。”碰到那麼巨大的政治動亂，舞會以後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養。1993年還有補助，每個月給我們360元，水電費就要150多元，靠兒女、國外學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萬九千，我寫信給江澤民同志，他批了五萬元，專款專用。寫信還有一點希望，被逼着給中央寫信。

　　我現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學教課，為別人籌辦民營藝術學校。最想排舞劇《岳飛》，看了很多史料，也寫了舞台台本，找了原來《紅色娘子軍》作曲家來合作。排戲很難，我總想在晚年做一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