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兒以前常常用這樣一句老話來勸告朋友,曰:“人過三十不學藝”。他接着會做一些解釋:“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人過了三十就不要學習了,而是說自那時候起不再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將近不或之年,寶兒考取了全國僅招一名的攝影某專業的研究生。
我再見到寶兒時,他已經成為一個藝術家。更準確地說,是以一個藝術家的態度來對待生活:“前些年,我都不叫做生意的登我的門。”
“你兒子在日本?”
“沒有,在美國。”
“美國什麼地方?”
“咳,我也不知道。我娃時不時來個電話,我從來不問。
“號碼總有吧,一看就知道了。”
“沒有,反正咱也不想去。”
那天,臼夫婦與寶兒還有我在香格里拉碰面後,大家乘着他們那輛幾乎被全國各地車檢的小條遮嚴實了的前窗去吃晚餐,將盡,寶兒偷着去付了帳,臼太那時已離開,臼連說:“不好,很不好。”
看看時間已近十時,我估計趕回親戚家會影響身患癌症的親戚休息,就打電話告訴他們我今晚住在旅館。一行三人到了一個叫做“紫雲賓館”(飯店?)的地方,拍“臥虎藏龍”時,該劇組就住那裡。拍“殺死比爾”時,中方工作人員住那裡,美方人員住“國際俱樂部”,日方人員僅住一二星級。臼堅持要搞下來一個好價錢,似乎把它當作了象徵自己身份能力的標誌。他認識的經理不在,我與寶兒遠遠地坐在沙發上,聽由臼去做那個艱苦的討價工作。
那時臼心情很不好,老丈人結腸癌轉肝癌住院,臼太對此事實不能接受,情緒低落,臼因此從逸飛同志的一部影片攝製組退了出來(當然還有其它原因)。他一走,就不是他一個人,而是整整一個由鐵杆組成的班子退出。當時姜文勸臼說:“你回去了人不是還得死?”臼仍然堅決地退出了。
“現在這醫生,看見病人就知道送錢的又來了。按說我們在海軍總醫院還找了熟人,可每次去做伽瑪刀,那些人的臉色眼神就像看見了一萬多塊錢的鈔票。”臼對我們訴苦道。這時寶兒開動了他那直來直去的腦筋:“你這樣不行啊。人可以肯定是不行了,現在就是要想法讓他少些痛苦。他還不知道轉肝吧?你可以弄個好遊戲機,還別說是給他買的,以免他懷疑,就說是從朋友處借的,供他玩耍。等到最後玩不動了,人也差不多了。那些什麼伽瑪刀,還有剛才從日本打來電話那哥們的藥我看就別再用了。”
我沒想到寶兒的招第二天我自己就派上了用場。
第二天我起來,寶兒已經回學校去上課,而且可以肯定他會遲到。去付帳時,有些不好意思面對收帳的小姐,又不願意辜負了臼的一番心意。百無聊賴地出來,隨便上了輛七,八百號的汽車,眼看不是頭,忙下來找着地鐵站,跑到原來就讀的地方門前看了看,就回身鑽進西單書城裡去了。從書城出來,吃着中飯,想起給原來的老師打個電話,說如方便的話要去看他。
“我現在已經不能下樓了,摔倒了爬不起來。”老師有比較嚴重的糖尿病。“我想在網上查文獻,你說計算機好學嗎?”
“好學”
“我已經看好,最便宜的四千來塊。可她不讓買。”老師指指一旁坐着的師母。我想起了寶兒的招,就說:“這樣吧,我給你買個計算機,上網費你自己出。”
送我下樓的路上,師母說:“你給他買那玩意兒幹嘛?我看他也就還能活兩三年。”
“正因為他有病,卻還有這個心,就當個玩具讓他玩吧。”
離京那天,寶兒和我一起先到西單書城取了書,然後做航空公司的大巴去機場。他很有經驗地拒絕了該車司機提供的“優質”服務,告訴我說他送女友回日本時就上過當,他們聲稱你的時間趕國際航班很可能已經不夠,這兒有小車可用,當然鈔票就要加一些。“怎麼,又有朋友了?”我問。
“是呀,不然我也不會到北京。她是獨女,比我小17歲,父母為了她專門搬到了北京,將來讓她在這兒發展。”
“小17歲?你老弟可不簡單哪。她是學什麼的?”
“油畫,在日本最好的藝術學院。”
“嗯,這個可不好對付。”
“這算什麼?那天我跟一個同學打電話,同學說:‘寶兒,我這兒有個人一定要讓我介紹跟你認識’。我問是什麼人,他說是位服裝系四年級的學生。我說算了吧。沒想到那同學說:‘人就在我這兒坐着呢。’結果,我和那同學講了幾句:‘我可是又老又丑。’‘我在你同學這兒見過你的照片。我也知道你有女朋友在日本。我在這裡等着,如果你那邊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