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中有一個叔父輩的人,好吃懶做,不務正業,吃喝嫖賭,無惡不作,
眾鄉親避之唯恐不遠。後來他在當地無法生存,到山裡當了鬍子。這個人到
山里當了鬍子以後,不干好事,專門領人下山到鄉間綁票,就是綁架地主,
富人,叫家人送錢來。要是威脅家人,就把手指頭剁去一個,耳朵割下來一個,
交不交錢?不交錢就撕票,把人殺了。村人恨入骨髓,就報告到當地的警察局,
遭到通輯。他就跑到深山裡去了,不出來了。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本投降後,該人和林彪,李兆麟騎着大馬,打着紅旗,
帶着紅袖標,耀武揚威地回來了,說是他加入了共產黨,當官了,回來接收
來了。當時“東北抗日聯軍”的司令部在離哈爾濱30公里的賓縣,他就當上了
賓縣第一任縣長,當時官也是不小了。就是他和林彪的妹妹林力(音)一起搞
起了土改。東北搞土改是46年,47年。按照毛的指示下指標,每一個屯子都
得有地主,富農。村村批鬥地主,富農。沒有地主、富農的小村就斗中農。
哈爾濱周圍的幾個縣,沒有一個屯子沒有打死人的,有的甚至是一家消滅得
一個不剩。他們當時打人,殺人的手段非常惡劣。
我們臨近有一個朱家屯,老朱家是哈爾濱東南比較大的地主,有十幾頃地,
二掛車。有時也雇一些人為他種地,就被定為惡霸地主。其實據我所知,
僱工是當天就付錢的,不付錢第二天也沒有人給幹活了。結果全家人, 包括
80多歲的老母親和不滿1歲的孩子,27口人都被打死。中共土改時,打地主,
打富農有很多方法。而朱老四則被剝了皮,這種剝皮的方法是:把人扒光
衣服,上一桶熱水膠,然後套上麻袋,等到水膠冷了以後,再把麻袋扒下來,
人皮被粘在麻袋上,人變成一個活屍。這是我親眼見到的共產黨斗人的辦法。
共產黨給它取個名,叫做“披麻戴孝”,而他的妻子被八路軍的工作隊用鍋把
捅進陰道,活活的捅死。有一個鄰居叫馮國運的,是江南逃荒來到東北。勤勤
勞勞地幹活致富,平時連鞋都捨不得穿,下地幹活用手提着鞋,被定為中農。
因八路軍的土改工作隊看上了他老婆,二話不說拎出去槍斃了,什麼手續都
沒有。他老婆不從,工作隊又把他剛滿月的孩子在碾盤上摔死。他老婆被
霸占了三日後,也上吊自殺了。
我四姨家姓趙,她公公是國高的校長。土改時說他給日本培養學生,被扒光
衣服,雙腳套上繩子掛在馬後面,然後八路軍的土改工作隊騎上馬,在冬天
的高粱地里橫着跑。結果跑了幾個來回後,人身上的肉都被高粱茬刮沒了,
只剩下了一副白骨,而地上的白雪變成了紅色。我有個朋友在瀋陽軍區,
寫了一本書,記述東北的土改和內戰,叫,對這段歷史有較
詳實的記載
文化大革命時,我家附近有一家哈爾濱電錶儀器廠。當時斗我的時候,
電錶儀器廠斗一個地主分子,我們拉出去一起斗,戴高帽遊街,我們在
一起11個月,我對他的印象很深。他叫於德水,本來土改時他爺爺是
地主分子。六零年大饑荒時餓死了,這樣地主的帽子又給他爸爸帶上了。
六六年開始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把他爸爸媽媽都打死了,就把地主的
帽子又給他戴上了,他當時才20多歲,是49年建國以後生的。不服氣
自辯說,土改時我還沒有出生,不應戴地主帽子。就說他不老實,企圖
翻案。正好是林彪事件之後,七一年搞了一次大型鎮反,就被定成
反革命槍斃了!當時哈爾濱市每次斃人200多。而這樣的斃人運動一直
持續了半年,這就是七零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現在有些秀才寫文章
說文化大革命的10年裡被害死的有200萬,敢多說的也只能說300萬,
不止吧!
一九六八年,哈爾濱發生了“向北方案件”,就是有人用油印機列印材料,
述說心中的牢騷和不滿,這就變成了反革命案件。哈爾濱市查這個案件,
一共抓了兩千多人,關在哈爾濱工學院樓里,成立了專案組,逐一審查。
我就是在學校時以嫌疑犯的名義被抓的。可關了一年多,批鬥了百次,
最後說“向北方案”不是我干的,可最終還是以反革命罪判了我15年刑,
28歲我去坐牢,到1978年12月30日胡耀邦批准給我平反,我已40歲了,
坐了十一年八個月的監獄。平反的紙上只有三行字:“與事實不符,給予
平反。”我現在仍然不清楚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和我一起拘押受審的有一個電工學院的教授叫付增,因家庭出生是資本家,
文化大革命時非常老實,不但不敢造反,還每天提着白灰筒到外牆上寫
毛語錄。可有一次寫四個“念念不忘”的標語時,一時馬虎將“念念不忘
階級鬥爭”的“不”字忘寫了,他當時就塗去了,也不行。別人發現上報
軍管會,因為他出身不好,又是知識份子,要從嚴處理,結果被槍斃了。
更可笑的,我當時到農村勞動改造,在江北太陽島的農村。下地幹活時,
要把馬槽帶到地里去,馬要在地里吃草。有個小青年,休息的時候在
馬槽上信手畫了個????,但馬槽另一面有句標語:“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被人告發了。這個小青年出身好,說我也沒看到馬槽的另一邊呀,也沒有用。
這也就成了反革命,結果也被槍斃了。這個小年輕槍斃之前和我在一個監號
里,所以我記憶很深。
張志新的案子大家很熟悉,因為我經常被陪斗陪綁,看到哈爾濱槍斃人,
每次斃人40,50,100人。不是象張志新被割喉,哈市並不割喉管,而是
用個大鐵棍子插到人的嘴裡,然後再用鐵絲把鐵棍子繞脖子一圈圈的勒
起來,槍斃前例行遊街示眾,這樣就沒人喊冤了。出去遊街,一個汽車上
拉8個。當時哈爾濱市鎮反每張布告寫50個人名,每個人半行字,給兩句
話:“反革命份子XXX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立即執行。” 打個
紅叉,這就把人斃了。我記憶中在71年哈爾濱鎮反的時候,高峰期,有
半年的時間,哈爾濱大概每隔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有一次大型遊街。
我當時在工大工作,哈工大在文革時被判刑送進監獄的有172個講師,
教授。80年代平反時只剩下我們16個活着的。其中有2人還精神失常,
生活不能自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