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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從《天安門》到《八九點鐘的太陽》----卡瑪的中國情結
送交者: 樓蘭 2005年07月21日16:14:3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從《天安門》到《八九點鐘的太陽》——卡瑪的中國情結

樓蘭


凡是曾在中國大陸成長、年齡四十以上的人們,都會記得毛澤東的一段名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一部以此為題、反映中國文革的文獻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於2003年秋問世。觀看該片,不僅令曾親身經歷過“十年動亂”的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那段歷史人。連我那在美國長大的TEENAGER女兒,也端坐兩小時全神貫注地看完了影片 ,並產生了了解自己父母當年經歷的興趣。

編導製作這部使外國人、中國人及其子孫後代們重新關注中國文革歷史的影片的,竟然是三個洋人。真該令天下華人們汗顏!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大凡洋人們寫中國、攝中國、評中國,常會站在不了解中國的立場進行歪批曲解。但這部影片的編導者則不同,尤其是主要編導卡瑪女士,她對中國尤其是文革的體驗與了解,可以說比許多華人都要深刻。

記得幾年前,陪一位剛從中國大陸來波士頓讀書的留學生觀光購物熟悉環境,所到之處常會碰到熟人朋友,便免不了聊上一陣。後來問那位新來的女孩對波士頓的初步印象如何。她說:“波士頓這地方的美國人真不得了,個個都會講中文,普通話比我說的還標準。”波士頓的美國人當然不是個個會講中文,但當時恰巧遇到那麼兩位中國通,便給初來者留下如此了不得的印象。其中一位普通話講的超標準的,就是卡瑪!

卡瑪(Carma Hinton)與新中國同年誕生在北京,是為數不多的生長在中國的美國人(CBA)之一。她的父親韓丁是美國著名作家和農學家,當年受聯合國派遣支援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建設,曾經被中共領導人尊為“國際友人”,與寫過《西行漫記》的美國記者斯諾等齊名。韓丁1953年回到美國,在麥卡錫時代曾因“親共”而倍受審查,後來他與美國政府打了多年官司,才要回當年被沒收的大量珍貴筆記。而卡瑪和母親則一直生活在中國,她在北京上了小學和中學,是個名副其實的“老三屆”。她也與其他“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同齡人一樣,經歷文革、下廠當工人,因為文革失去上大學的機會。在中美關係解凍前夕,周恩來總理邀請一些美國人士訪華,包括斯諾與卡瑪的父親韓丁。卡瑪時隔十八年才與父親重逢,並陪父親接受中共領導人的多次接見。1971年,二十一歲的卡瑪來到父母的祖國美國接受高等教育。

具有此種經歷的卡瑪,講一口純粹京腔普通話並不稀奇,中文是她的第一語言嘛!在內心中,她也和所有成年後才移居海外的中國人一樣,一直懷有深深的中國情節。她在美國波士頓組建了非營利的長弓影視公司(Long Bow Group),主要製作與中國有關的影視產品,以讓美國和全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

卡瑪的丈夫及合作者高富貴(Richard Gordon)是攝影師出身,多年來他們夫婦共同拍攝過許多以中國農村、民俗、藝術等為題材的影片,目前還在為麻州碧波堤博物館的中國民居“蔭余堂”展覽製作配套電視片。

1995年,卡瑪夫婦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中國專家白傑明(Geremie Barme)聯手,執導了轟動一時的反映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紀錄影片《天安門》,獲得多種國際獎勵。近期,三位中國通再次合作,製作了反映中國文革的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

當年因《天安門》與卡瑪相識,如今我又有機會對其新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先睹為快,並通過與她聊天對影片內涵及編導們的苦心有了更深的理解。

紀錄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追隨當年屬於“八九點鐘的太陽”的新中國同齡人的足跡,展示和探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與歷史背景。

影片中的十多位受訪者,有的是在文革中遭受衝擊的老一輩,如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著名畫家黃永玉等。但更多的是與新中國同齡的一代人,文革開始時,他們正處於十幾、二十幾歲的青少年時代,也曾懷着年輕人的一腔熱血投入那轟轟烈烈的運動。如今他們都是年齡五十歲上下的成熟者,回過頭去追憶與動亂歲月密不可分的自己的青春時代,思緒中沉澱出的是理性得多冷靜得多的反思。劉少奇的女兒劉亭、李銳的女兒李南央、文革期間因言至罪而遭槍殺的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紅衛兵的發起人駱小海等等,以他們自身和家庭的遭遇與悲歡離合,讓觀眾更感性和貼近地了解那段歷史。還有因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主席戴紅衛兵袖章而聞名的宋彬彬,是第一次講述自己在文革中被媒體歪曲利用的經歷。更有一些默默無名的普通人,憶起他們不堪回首卻充滿傳奇的青春歲月……

我的觀後感是,雖然這是一部以中國文革為素材的影片,但與其說它反映文革歷史,不如說它反映的是一代青年的成長。其片名非常切題,這是一部為“八九點鐘的太陽”一代新中國同齡人的青春成長期譜寫的傳記!

這,也正是卡瑪拍此片的初衷。作為在中國長大的“八九點鐘的太陽”一代人中的一員,卡瑪一直想為同輩人的成長足跡做個詮釋。而文革在這批人的青春期歷程中起了關鍵作用。這代人生不逢時、歷盡坎坷,然而如今的人們尤其是更年輕者,卻對這些當年的紅衛兵、老三屆、下鄉知青……多有抨斥。而且卡瑪發現,與自己一樣隨着文革長大的一代人已經是逐漸西下的太陽,她在中國的一些同學朋友甚至中年早逝。應該在“太陽”們還未落山之前,讓他們有機會回顧自己與國家人民的命運,也讓其他人對這代人的經歷有較公正的理解與評說。《八九點鐘的太陽》從片名到內容都着重於青年人成長經歷與人性剖析。

有人認為,現在總結文革尚為時過早,因為文革過去才三十年左右,在歷史的長河中距離不夠遙遠,不容易做出公正評價。編導們深知總結文革談何容易,所以影片以客觀敘述為主,並不是要做出結論,而將思考與評價的餘地留給觀眾們。

卡瑪以為,人類的自然天性中善惡並存,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惡性因素會被激發膨脹。中國的文革就是這樣一個特例。她製作這部影片的目的,不是站在優越的美國的立場來批判惡劣的中國,而只是想多角度多層面地考查歷史。通過探討文革中的幾個側面,來喚起中國人外國人的興趣與爭論,進一步思考那段歷史。

然而,不見得所有人都理解卡瑪等人的中國情結和製片苦心。數年前,當影片《天安門》剛剛問世之時,以卡瑪為首的編導們即受到來自中國政府和民運人士兩方面的攻擊。民運們以為卡瑪家族受共產黨之恩,因此她將替中共說話,醜化民運。而中國政府則將其視為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代言人。雙方都在並未看過該片的前提下,僅憑善於“想當然”的“政治覺悟”和“敏感性”,就對影片及其編導大加斥責,反而起了為該片宣傳的作用。我當年正是因為《天安門》採訪而結識卡瑪的,記得她那時把這種兩面挨批的狀況,苦笑着形容為“老鼠鑽風箱,兩頭受氣。”

對於天安門學運,卡瑪曾因觀念看法不同與父親韓丁爭辨得面紅耳赤。曾經追隨共產主義理想的韓丁老先生,仍然對中國中共懷有感情,雖然不能苟同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進行鎮壓,卻認為是好意誤行。但他也覺得女兒拍的《天安門》是當時最客觀反映八九學運的影片,也為其兩面挨攻抱不平。卡瑪則認為比起父親韓丁夾在中美之間“兩頭受氣”數十年,自己的經歷算不了什麼,擋不住她繼續用攝影機揭示真相。

那時,我見到卡瑪製片公司內,到處張貼着文革時期的宣傳畫、招貼、剪報、毛主席像等,就曾問卡瑪是否在收集資料準備拍有關文革的片子。她說還沒想好,搜集這些只是自己的懷舊愛好。然而,她的“愛好”總能孕育出新的作品。

如今,新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誕生了!卡瑪說,這部片子比《天安門》更難拍。拍《天安門》時,八九學運過去沒幾年,當年留下的相關影視文字報道資料很多,最艱巨的工作是真實客觀地將這些資料編排起來。片中忠實引用了一些學運領袖的原話,但事後卻受到當事人的否認。

而《八九點鐘的太陽》又涉及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文革題材,而且要搜集到三十多年前的全面資料很困難,何況受片長限制,製作者只能盡力而為,以舉事實為主,並未想評價解說文革歷史。但無論如何編排,總會有人不滿意。影片問世後,肯定會引起不同迴響,曾經風雨的卡瑪,已經習慣了坦然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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