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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遠:我不願說這部片子表現“文革”─專訪卡瑪(3)
送交者: 心遠 2005年07月21日16:14:3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我不願說這部片子表現“文革”─專訪《八九點鐘的太陽》導演卡瑪(3)

《多維時報》記者心遠報導

多維新聞,2004年2月27日

  卡瑪說:並不是說好像我們這些人掌握什麼別人不知道的真理,我們要去傳播什麼。我們只希望有包容多種聲音、包容多種經歷的歷史表述,將這個時代發生的一些事情和人們的思想歷程再現出來。如果有人從中得到什麼啟發、收穫,那就算是“喜出望外”了

●“文革”難拍,難在留下影像資料少

  多維:你們拍了《天安門》之後來拍《八九點鐘的太陽》,這兩者是否有因果關係?

  卡瑪:時間上是這樣,倒沒有因果關係。“文革”這段一直是我們關注的歷史,不斷地在探討、思考,任何人寫出文章,我們都會找來看,一直沒有離開對這段歷史的關注。

  多維:什麼時候有拍片子的衝動?

  卡瑪:這種說法不適合我們這個片子。我這個人,這麼說吧,不是那種能有大出息、特別想着要做大事的人,良心上的負擔又特別重,總覺得,這麼重要的歷史,這麼複雜的事件,這麼多人流了血,這麼多人人生經歷……萬一把握不好,萬一弄出些什麼錯誤來,就對不起人,要非常小心;我要是作了對不起人的事,又非常難解脫,會永遠感到良心上的自責,所以我作事不是那麼利索,不敢作很複雜的事。說得好一點,就是良心自責;說得不好一點,就是我怕負責任。(笑)這兩個片子都是這樣的,我好多朋友,包括中國的和美國的朋友都勸我拍,死說活說,把我說動了。

  良心自責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文革”這個題材,寫東西好寫,作為電影來講太難拍了,因為畫面資料太少,不像《天安門》,1989年因為戈爾巴喬夫訪華,全世界的媒體都擁到北京,五十來天,每一天都有很詳細的影象資料,不僅是媒體,還有私人的;“文革”就不同了,記錄影片是怎麼回事啊?就是要用當時留下來的畫面資料,再現當時的歷史環境、事件,加上對當今人物的採訪。而能找到的“文革”時的資料片太少了,局限性太大,我覺得就更難做。

  朋友們對我說,只要是想拍“文革”電影,不是只作口述史,所有人都會遇到同樣的困難,你拍不好,別人也拍不好,幹嗎不試試?還鼓勵說:也許你更有能力拍好!再不拍,許多當事人都會不在了。

  多維:“文革”全過程中有很多驚心動魄的事件,為什麼您最後將焦點定在反映紅衛兵?



《八九點鐘的太陽》採訪學者朱學勤。(卡瑪提供)

  卡瑪:我們並沒有把某一些人定為焦點。但不同經歷、不同圈子的觀眾,從影片中能看出不同的東西來。出於過去的派別分野、或者意識形態陣營的分野,一些觀眾看到他不順眼的人,就成了他心目中的焦點,有評論者就說,這部片子是“以北京幾所重點中學的幹部子弟為中心”,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以他們為中心!我碰到加拿大一位觀眾,大概是屬於左派,他就問“你的片子怎麼以自由親美派為中心”(指徐友漁、朱學勤等人)?(笑)大概他們看到不順眼的人,就覺得特別扎眼,覺得這些人在影片中地位比別人重要。

  我們在選擇、取捨人物和內容時,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有沒有畫面。沒有畫面的支撐,說得再多也是“白說”。有些東西很適合用文字表述,或做口述史,拍一堆腦袋在一起說話,講得再驚心動魄,不能成其為電影啊。作為影片,必須要有當時的影視資料作為表現的主要材料,能和這搭上的,自然在影片中就顯得重要,沒有畫面支撐的東西,並不是本身不重要,而是無論編導如何使勁地去表現,與有畫面的片段比起來,實際上也顯得很蒼白。

  好在表現“文革”、爭論“文革”、反思“文革”,我們這個片子不是唯一,我特別慶幸這一點:不是唯一。一部片子能利用這樣一些資料,去表現一些用文字很難達到的效果,為“文革”的討論、爭論增加一個側面,而已!我們並沒有想去表現“文革”的全部,我甚至一直非常不願意說這部片子是表現“文革”的,這樣說容易給人以不切實際的期望──多少年的大事小事,中央地方,那麼多派別,你這部片子,能弄得清楚?不可能嘛。

●爲什麽最後重心放在當年中學生?

  “文革”實際上不是一個故事,而是很多不同的故事。不同年齡段的人,經歷和思想歷程太不一樣了。“文革”中在大學的人,他們在“文革”中的起點、高潮、終點,與中學生不一樣。再比如說,如果反映內蒙,那麼抓“內人黨”可能是他們最激烈最驚心動魄的故事,那是幾年之後,而不是六六年“紅八月”。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故事很不一樣,既然不可能把所有故事說清楚,兩個小時長度不允許超過,還有經費的限制……那麼,就只好圈定一個年齡段的人,把他們的故事說清楚,也能代表時代的一個方面。



《八九點鐘的太陽》採訪畫家黃永玉。(卡瑪提供)

  我們的選擇,集中在“文革”爆發最激烈的一段時間內處於中學年齡段的一些人的經歷,以這種回顧為主。為什麼這麼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從影視資料考慮的。我們搜尋過,現有的影視資料中,除了大的群眾場面,以及很少的像“破四舊”之類的資料,就沒有什麼了。有比較豐富的影視資料的,倒是“文革”前到“文革”中畸形的“革命文化”,這些內容又恰恰是我看到的描述“文革”的作品中比較少去表現的。

  就是這樣:一方面是我們受影視畫面資料的限制,只能遷就有影視畫面資料的內容;另一方面,現有影視畫面資料能夠支撐的內容,恰恰又是人們過去涉及較少的方面:關於“文革”的鋪墊──1966年年輕人處於什麼樣的思想狀況,不是一天就爆發成那樣的,他們有很多年的鋪墊,這個過程是怎麼回事,在這些方面,影視資料比較充分。

  多維:選定哪個年齡段,是依據你對哪個年齡段的人最為熟悉和感興趣?譬如,你的同齡人?

  卡瑪:很難說我最感興趣的就是我的同齡人,不過,這批人里我認識的比較多。大學生,像蒯大富等人,當然也可以考慮作一個片子將他們那些人的故事說清楚。但是,我們是首先找影視資料,所有能拿到手的都拿到手,再看它們能說清什麼故事,就發現關於大學裡的那些故事,很難說清;而且要說清他們為什麼叫“紅衛兵”,又得從中學說起,就太長了。

  我們並沒有先入為主地認定,我們偏愛中學這幫人,要搞這幫人的歷史。其實,如果就我們的主觀願望來講,還特別願意避開主流,多挖掘一點原來人們沒有注意到的。“文革”中北京中學生是比較為大家熟知的嘛,但是,像工人農民的處境,很少被關注,能拍出來不是挺好嗎?我們挖空心思,想找資料來表現工人的故事。但我們發現,用紀錄影片根本沒辦法講他們的故事。電影作為一種載體,必須利用它的長處,不能強求它的短處。沒有影視資料的選題,偏要去表現,就不會有效果。例如,66年“紅八月”由於暴力不斷升級、蔓延,在北京一些郊區出現了對原來的地主富農“滿門抄斬”的非常殘酷的現象,我們也想表現,通過一些關係找到一個村,花了很多工夫想去採訪。我們去了人找他們談,作了筆記,最終還是沒有弄出能編入影片的東西來──沒有當年照片,帶攝像機去又太扎眼,他們不敢說。



《八九點鐘的太陽》採訪李振盛。李振盛在文革中拍攝了大量照片。(卡瑪提供)

  我們是將所有可能的線索都拿出來考慮了一遍。經過多次比較,最後才將範圍確定在這批中學生身上:講他們的故事可能是能講得好的。中學生在形成思想的年齡段,他們對如何形成思想的回憶,能找到資料片,就比較好講他們的故事。

  我們為探索各種可能性花了很多工夫,有些路走不通,有些走通了,這裡面有偶然性。我感覺,編歷史記錄片的人、研究歷史的人,並不是說我可以任意選擇,並不是說歷史在那兒擺着,我們可以隨便摘取任何一個“果子”放進我們的“果盤”。編片子的過程本身就有編片子的歷史。歷史有它的必然和偶然,有各種力量在互相作用。我們實際上是在和過去那段歷史作一種“對話”,有時候這種“對話”能達到比較深入的程度,有時候這種“對話”就中斷了。觀眾看到的是一種結果,是“對話”中能深入下去的部分,實際上我們是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我們放棄了很多深入不下去的部分。

  我們最開始編出四五個鐘頭的東西,反覆斟酌篩選,哪一個片段更能表現當時的歷史,思想經歷,取捨哪句話,解說詞怎麼寫、場景的轉換和銜接……有時候就為了幾句話──你想,很複雜的事件,只能用幾句話去敘述就難免有偏差,怎樣說偏差最小?我們三人有時候好幾天想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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