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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遠:革命吞掉反革命,也吞掉老革命─專訪卡瑪(4)
送交者: 心遠 2005年07月21日16:14:3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革命吞掉反革命,也吞掉老革命─專訪《八九點鐘的太陽》導演卡瑪(4)

《多維時報》記者心遠報導

多維新聞,2004年2月28日

  卡瑪認爲,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對於當時年輕人來說相當於宗教儀式。人總要追尋人生的意義,在當時社會上,年輕人只能靠這種東西來擺脫繁瑣的世俗日常生活,希望升華到超凡入聖境界。在這種革命文化中,“上帝”就是所謂“歷史規律”,讓你相信時,就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比某種個人的迷信對人的控制還要深

  多維:當時中學的老紅衛兵有不少,為什麼您一定要專門花時間說服駱小海,宋彬彬?

  卡瑪:不是我專門花時間說服他們倆,而是我花了很多工夫去說服很多人,只是他們倆被說服了!
  要想讓人同意上鏡頭談,一個是看他願意不願意說自己的事,還有一個是看他能不能夠信任我們能夠公正地處理他的故事、他對我們談的話。有些人過去被媒體採訪,原話被歪曲,就再也不願意談了。
  “文革”中打過人的人,唯一一個能夠出來談的就是楊瑞,她也寫過書,叫做《吃蜘蛛的人》(Spider Eaters)。她非常誠實地、誠懇地談到自己那時候參予打人。她說,當時一屋子人,別人都開始打了,自己打不打?在革命的面前是否經得起考驗?是否英勇地衝上去?──“英勇”用在這兒來了!她怕被人看成是叛徒、逃兵。



《八九點鐘的太陽》採訪楊瑞。(卡瑪提供)

  她說,在當時的氣氛壓力下,要想作另外的選擇,需要更大的勇氣,需要良心的力量。她認為自己應為自己的錯誤選擇負責任。但是其他幹過壞事的人,我就找不着願意出來談的──所以現在就是宋彬彬為那些人背黑鍋。

  多維:解説詞是誰執筆呢?

  卡瑪:解說詞不是在拍攝之前寫出來的,不可能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先寫成一個腳本,再將鏡頭往上對。大的問題我們事先列出來了,採訪很多人,搜集了很多資料,但這個故事的架構是什麼?一點影兒都沒有,是拍攝的、搜集的這些資料,不斷在告訴我們:結構在哪兒,故事在哪兒。我們解說詞是在剪接片子時不斷斟酌,畫面和文字不斷互相調整。


“文革”反思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引起華洋觀眾越來越大的興趣
圖為該片三位導演兼製片人(從左至右):卡瑪,白傑明、高富貴。(卡瑪提供)

  論遣詞用字的英文水平,白傑明比我們都要高,但是思想的商討,哪一段怎麼講,是經過大家不斷討論,主要是我與白傑明,坐在那兒逐字逐句推敲;高富貴主要是在電影方面比我們強,但對中國的認識理解上不如我們兩人。

  多維:你們採訪拍攝的素材花了多少時間?

  卡瑪:我記不清,幾乎對每一個人都採訪兩天。我在約人上鏡頭採訪之前,有一圈更廣泛的採訪,其中有些人我說服不了他上鏡頭,就沒辦法了。

●當時的年輕人靠什麽超凡入聖?

  多維:影片大體線索和結構是怎樣的,你為什麼這麼安排?

  卡瑪:片子的結構,主要是三個家庭。我們選擇要考慮一個因素:他們的故事的跨度要比較大。像李銳和李南央這對父女,有一些很不平常的悲歡離合的經歷──我們片子並不按照既定的“文革十年動亂”的格局,是以個人的故事,與大的歷史背景發生聯繫的一種結構。李銳在延安整風時就挨整,到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又挨整,他的女兒不斷努力跟他劃清界線,直到最後李南央認識到她父親的價值──整個跨度從四十年代到一九七九年,就能借這個故事說好多事,就比其他好多人的故事有更大的力度。



《八九點鐘的太陽》採訪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卡瑪提供)

  再有遇羅克、遇羅文兄弟倆的遭遇──遇羅克在“文革”中被殺害,不能出來說話了,遇羅文出來說他們家的故事。另一個就是王光美和劉亭。

  雖然我總不願意將人歸類,我認為個人就是個人,每個個人都有自己新鮮的故事,即使與別人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在我們的選擇中,總得有某些大的代表性。譬如說,王光美和劉亭代表了共產黨的最高層,遇羅克、遇羅文代表了政治地位最低的;還有中間的,他們都有不同的經歷、遭遇。革命既吞掉了資本家的後代,也吞掉了老革命。

  多維:但是這三個家庭中,並沒有那種認為自己天然是“革命動力”的先鋒呀?

  卡瑪:那就是駱小海、宋彬彬等人了。我們片子中有三個家庭做為主線,但還有其他的個人故事。



《八九點鐘的太陽》採訪當時紅衛兵領袖駱小海。(卡瑪提供)

  多維:使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鏡頭和音樂,出於什麼構想?

  卡瑪:《東方紅》是當時革命文化的一部分,是毛澤東個人崇拜一步一步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六四年推出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六五年拍成電影,對青年人有非常深的影響,許多人到現在還記得那裡面的朗誦詞。《東方紅》是改寫歷史,再造歷史的作品,在我們片子中用它,一方面是以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出現──告訴觀眾六四年發生過這麼一件事;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一種象徵作用,象徵着歷史被改寫,被重塑,提醒人們領悟,在這麼一種政治文化中,它起到什麼樣的影響;而我們在影片中,也是在設法再現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警惕什麼?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再怎麼講,也講不出昨天的事本身了,任何一段歷史,再造重塑,都不是過去的那個時刻本身,回不到那個時刻,只能設法詮釋那個時刻。那個時刻是立體的,我們的敘述層次再多,也不過是一些平行線。我們必須正視我們自己這個“文本”的局限性。



《八九點鐘的太陽》採訪原中組部副部長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卡瑪提供)

  另外,《東方紅》作為革命文化的代表,對於當時的年輕人來說相當於一種宗教儀式──在某些可以類比的程度上,就像在教堂里聽着管風琴,唱着聖歌一樣。人總要追尋人生的意義,在當時社會上,人們精神上沒有其它東西,只有這個,年輕人是靠着這種東西來擺脫繁瑣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希望升華到一種超凡入聖的境界。在這種革命文化中,“上帝”,就是所謂“歷史規律”,“歷史規律”這種東西讓你相信的時候,就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你覺得你是不能違背的,比某種個人的迷信對人的控制還要深。歷史規律,歷史舞台,再現歷史……這些深層的內容,都是我們引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用意。

  多維:你們想通過這部片子達到什麼意圖?

  卡瑪:我們通過這部片子如果能提出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能夠引起更多的人對這段歷史的關注,討論,就達到目的了。我們的目標並不是很高,好像我們掌握什麼別人不知道的真理,我們要去傳播什麼……我們沒有這個。我們只希望有包容多種聲音、包容多種經歷的歷史表述,將這個時代發生的一些事情和人們的思想歷程再現出來。如果有人從中得到什麼啟發、收穫,使他知道了一些原來不知道的事,想到了一些原來沒有想到的觀點,那就更好,那就算是“喜出望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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