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遠:“文革”遠比猶太人被迫害更複雜─專訪卡瑪(6) |
| 送交者: 心遠 2005年07月21日16:14:3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
“文革”遠比猶太人被迫害更複雜─專訪《八九點鐘的太陽》導演卡瑪(6) 《多維時報》記者心遠報導 多維新聞,2004年3月5日 “文革”複雜的程度,遠遠超過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的經歷。猶太人被納粹屠殺,是一個民族要將另一個民族整個滅絕,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就複雜得多,從迫害者變成被迫害者,被迫害者變成迫害者……
●“文革”遠比猶太人被迫害更複雜 多維:關於這部片子,主流社會評論反響如何? 卡瑪:目前影片放映還不是特別廣,評論還不太多,參加了哪個電影節、在哪裡上映,哪裡的報紙就有些評論;我想在公共電視上播放前後,可能評論更多一些。有一篇評論寫的有點深度,是Charles Taylor登在Salon.com上面的,對我們的結構處理和寓意,看得比較清楚。其它像《紐約時報》等,發的評介雖然篇幅很大,但是對中國的情況不是很了解,評論比較表面,叫好也不在點兒上。另外也有的過分偏於說“你看中國多可怕”之類──我哪裡是想說中國“多可怕”!
多維:中文版解說詞和劇本是否想到過出版? 卡瑪:我想等到片子比較廣泛地讓人們看到之後,有人想研究劇本、文字再說。我怕有人懶得看片子,就看文字──這差得太遠了。我們之所以拍電影,就是因為很多東西不能只用文字表現,抄近道看文字就沒意思了。 多維:你談到“理想主義”,有沒有回過頭來想想,你的理想主義的來源,是從年輕時在中國包括“文革”中受到影響,還是來美國後,看到美國人有理想主義這一面?哪個影響更大? 卡瑪:這很難說。我的祖母並不是共產黨人,但我的想法與她的想法很相似。你說這算從哪兒來的?再比如說,寫《牛虻》的伏尼契是我的曾姨母,十九世紀末的一個英國女孩兒,自己活得好好的,偏要關注在沙皇統治下俄國的那些受壓迫的人們,在倫敦的俄國、波蘭流亡者圈子裡交往,並成為“自由俄國協會”的骨幹,聽來很多故事,得到靈感,又將故事背景放在意大利寫出小說……理想主義不是共產黨專有的,共產黨恰恰是對很美好的理想主義的一種異化,一種歪曲。一旦中國共產黨說的那些有關理想的大話破產之後,有些人一說起來關注別人、利他的思想似乎都是共產黨的東西,一律斥之為“左”,似乎都沒有存在必要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美國這個社會,就是因為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有利他行為方式的人,才呈現出很多人性、活力的方面。我很珍視自己的理想主義的人生觀,但我並不認為我自己的理想主義與共產黨有什麼相通之處。有人說:“‘人’之所以比飛禽走獸顯得更有希望一些,不全在他們腦瓜特別機靈,而在於他們中間居然產生了扶窮濟困的倫理思想,居然出現了與智力低的、相貌丑的、身體弱的、肢體殘的姐妹弟兄同舟共濟的道德行為。”我認為說得很好。
多維:在反思“文革”問題上,中國人一直爭論很多。有人認為,中國人應該學習猶太人,他們通過各種方式牢記被納粹統治下屠殺、滅絕的歷史悲劇,中國人缺乏那樣鍥而不捨地追尋悲劇根源、防止悲劇重演的精神;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應該放下仇恨,向前看,否則活得太沉重。 卡瑪:“文革”複雜的程度,遠遠超過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的經歷。猶太人被納粹屠殺,是一個民族要將另一個民族整個滅絕,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就複雜得多──“文革”不是第一環了,而是怨怨相報好幾個回合之後的又一環了;黨內和社會的上上下下,從迫害者變成被迫害者,被迫害者變成迫害者……這種種情況,不是在納粹德國輕易能找到的。這是更複雜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簡單套用某種模式,不能達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我認為對待歷史、對待“文革”的態度,每個人都應從自己作起,我現在是通過編好這部片子的具體方式來對待歷史。我也同意不要仇恨,復仇的思想是不好的,很多問題是制度上的問題;每個人解決自己良心上的問題,很難要求別人。不過,這段歷史,我認為太應該關注,太應該討論了,有些人不願意談,我是覺得非常遺憾的。另外也有一些人,動不動就說別人反思、懺悔不夠,讓我想起過去共產黨“檢討過關”那一套,好象非得說出他們規定“上綱上線”的幾句話才叫懺悔,有點“新正統”的架式。而要擺脫“文革”的陰影,我們是不是應該包容多種語言、多種方式、不同層面、不同程度的反思與懺悔?
|
|
![]() |
![]() |
| 實用資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