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文革時期的回憶作品(從歷史評價和文學創作角度的討論) |
| 送交者: 問題多 2005年07月25日10:26:14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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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對力刀和禿筆等人的作品的一句評價。大意是:對文革的回憶已經在20年前就完成了,不知道現在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人寫,而且還是流水賬。感觸頗深,談談我的想法,沒有個人恩怨。(為了直觀,這裡偶爾用不久前發生的倫敦警察誤殺無辜的事件作例子)。 對自己的生活和所處的時代,任何能夠回憶的人都有回憶和反省的權利。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義務。這個義務是心理上的,至少是針對自己的。倫敦警察誤殺了人,別人至多只會說是一個悲劇,而他,親自動手殺了那個人的人,不一定會像社會的定論那樣坦然。他至少需要不斷地為自己的行為找到恰當的解釋,哪怕是一句奉命執行,或者一句保護他人。 個人所回憶和反省的角度可以有所不同,或者說不可能相同。倫敦的事件,政府有政府的角度,警察局有警察局的角度,外交部門有外交部門的角度,公眾有公眾的角度,穆斯林團體有他們的角度,巴西政府有他們的角度,巴西的公眾更有他們的角度。從殺人事件的親歷者來說,警察有他的回憶,同去的沒有殺人的警察有他們的回憶,目擊證人有他的回憶,新聞記者有他們的回憶,在家看報看電視的人有他們的回憶,甚至閉路電視也會有它自己的回憶。要把整個事件弄個水落石出,或者說至多是儘可能地接近事實,調查者就應該設法去求得不同的人的不同角度的回憶。同樣,對於文革,章韓之和喬冠華的經歷與章詒和王培元的經歷不一樣,寫出來的作品的角度和感受也不可能一樣。 另外,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社會背景的變化,對一個歷史事件的認識也會有所發展。警察剛剛殺了人,人們會把注意力集中在警察和無辜的受害者身上。漸漸地,隨着歷史長鏡頭的回拉,這兩個人被更多地放到社會和歷史的背景下來觀察。評價這個歷史事件的人本身的態度也很可能會發生變化。處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作者和改革初期的作者對於“計劃”的認識就會大不相同。現如今,中國走入了自由經濟的深水區,回頭看“計劃”就又是一種不同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說對文革的評價,再等50年不遲。我看,即使是500年以後,也照樣可以繼續評價。 50-500年以後的人再做評價時,恐怕不一定會滿足於看當年的所謂蓋棺定論文章。對於事件的關注者來說,真正有價值的,是每一個活生生的小人物所作的有血有肉的記述。這些記述是進一步再創作的思想源泉。至於結論,則可以見仁見智。 對於歷史的評價可以有不同的手法。有的人不講證據只說道理,有的人有理有據,有的人只提供證據不說道理。我覺得這應該是作家的個人偏好,不能作為反映水平高低的標尺。只講故事不說理的文章不一定沒有蘊含深刻的道理。道理的闡述可以蘊含在作者對事件的選擇和編排上。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句評價犯的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是,籠統地把描述性的作品當作流水賬。流水賬是按照時間順序的單純記事。而過了二三十年的回憶,如果不是照着日記本原文照登的話,就不可能是流水賬。裡面必然包含了作家本人的提煉。 從對歷史的闡述看,寫作水平的高低應該是看作者是否精確地表達了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否能夠駕馭自己所要闡述的事件。很多作家在這一點上走入了誤區,看不起直白的文字。調用了從古至今的所有字詞,所有的修辭手法,卻搞不懂自己要說什麼。這樣的作品達到一定境界的,可以說是有審美價值,如同張藝謀的電影,有充分的視覺效果。但是從評價歷史的深度看,則又是一件皇帝的新衣。達不到境界的,至多是一條大花褲衩。 因此,恐怕沒有哪位作家,或哪些作家可以放心地說,他(他們)的作品能夠對一段歷史作出終結性的總結,何況是涉及了千百萬民生的一段並不很短的歷史。當然,我不否認有一些人能夠在相對意義上高度概括性的文藝作品,但是歷史是一條流動的河,一個單個的作家恐怕難有攔截水流的“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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