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於華

政治可謂是“讓人歡喜讓人愁”、“有人痛恨有人愛”，但無論你喜歡還是厭惡，它都與我們每個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關。中國普通民眾對於政治的冷漠甚至厭惡不難理解，這來自於我們曾經歷過政治主宰一切的時代，即所謂的“政治掛帥”——政治成為社會生活的中心內容。例如文革時期，有所謂“政治生命”的說法，政治生命完結幾乎意味着生存的絕境。政治決定着人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有人因政治而一夜間飛黃騰達，也有人因政治身家性命不保。

當政治一統天下時，人們想逃避而不能。對於普通人來說，政治有着神魔般的力量，離不了躲不開，唯有受其支配與擺布。那是整個民族全面而深入地捲入政治生活的年代。

以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為起點，中國人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轉型過程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標誌着社會逐漸從全面政治化的牢籠中解脫出來，社會生活重心發生的轉變意味着之前的總體性權力與總體性社會的變革。然而，這一轉型過程並不是順理成章一路走來：漸近式改革中逐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迫切需要維護現有利益格局並使之定型化，導致轉型過程中定型下來的權力-市場混合性體制形成自洽邏輯與路徑依賴，進而中國社會的改革面臨進退維谷的困局，羈於“轉型陷阱”難以自拔。

經濟體制變革了而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依然保持不變導致了政治、經濟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嚴重失衡，這意味着我們依然無法遠離政治，或者說政治仍然是整個社會上空的巨大陰影。

▌窮人的非政治化

讓我們先從基本概念入手。馬克斯·韋伯在其《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著名演講中指出：“政治”意味着在國家之間，或者是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追求權力的分享和影響權力分配的鬥爭。這樣一個關於“政治”的定義很容易讓人不假思索地以為，政治是掌握權力者們的事情，與絕大多數既無權又無勢的普通人關係不大，與處於社會下層的窮人更是無緣。

在以往的歷史與政治研究中，普通人特別是處於社會下層的窮人從來不是政治性的存在。他們被認為缺少組織與合作、沒有獨立的意識形態、其行動是完全自利的或機會主義的、即使反抗也沒有革命性的後果。例如，作為窮人的農民就經常被形容為一盤散沙或者一堆馬鈴薯。

一個重要的學術團體——以印度學者為主的南亞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小組首先將這類底層人納入政治研究視野。他們將從屬階級的日常經驗作為研究主題，對“底層”的概念進行深化和豐富，從集體意識的角度，將“底層意識”（subaltern consciousness）視為帶有歷史與政治特性的類別。

他們認為：底層意識的獨特結構塑造了底層政治（subaltern politics），構成底層政治自主性的來源。例如，查特吉曾對印度加爾各答地區鐵路附近存在了50年之久的違建戶居民進行研究，分析這些非法存在的居民團體如何以共同體的形式出現，動員公民社會的非官方組織與國家所屬的社會福利部門來謀取自己生存的權利。對此，無論是西方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還是非西方的民族主義和東方主義論述都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對這種“非政治的政治”的分析中，查特吉提出了“政治社會”的概念，用以捕捉許多國家在獨立建國之後的後殖民時期所浮現的新的民主抗爭空間與形式。他的核心論點是，既有的國家/公民社會分析架構並不足以描繪和解釋第三世界的下層人民是如何在實際的社會關係中創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間的。這些人民不是國家的主體，也不是公民社會的主體，他們的存在甚至被認定為非法的，或是要在現代化過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參與過程之外，最多不過成為社會精英動員的對象，在權力分配完成後，繼續被統治；但是在許多狀況中，為了生存，底層群體必須與這兩者（國家及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公民社會、或是公共領域）周旋。

在這個周旋過程中，他們的目的不在於奪取國家機器，也不在於取得公民社會的領導權，因而開啟了介於兩者之間的暫時性空間，稱為政治社會。這些來自下層人民的抗爭其實是後殖民時期主要的政治活動，只是國家精英不以“政治”來對待他們，也正因為如此，查特吉企圖創造新的理論概念來揭示出這個新政治空間的重要性。

另一位提出並論述底層政治問題的學者是美國政治學與人類學研究者斯科特（James Scott）。他以infrapolitics一詞指稱從屬階級的行動與表達，並將底層政治形象地比喻為可見光譜之外的紅外線——處於政治的視野和學術研究的視野之外。斯科特指出：只要我們將政治的概念限定於公開宣稱的行動，就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從屬群體根本上缺少政治生活或他們真正具有的政治生活只限定於那些特殊時刻的民眾暴動。如此我們就會失去處於靜止和反叛之間的廣大政治地帶，如同只關注可見的政治海岸線而失去它以外的大陸，而那正是被統治階級的政治環境。與非常稀有的公開反叛相對的是大量存在的日常形式的反抗（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斯科特所命名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這些看似瑣細卑微的、匿名的、隱蔽的行動典型地體現了農民的政治參與，構成底層政治的基本特徵。斯科特進而指出：任何一種農民政治學的歷史或理論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必須掌握這種日常反抗形式。

窮人作為非政治化存在的另一常見理由是其所追求目標的非政治性，簡而言之，就是窮人通常並不關心社會制度的性質，也不思考價值理念的問題，更不會為某一政治目標而團結組織起來，而是以生存為取向的追求，即物質利益至上。這種情況古今中外都差不多。由此社會下層也被視為沒有政治追求的烏合之眾。這裡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底層政治的物質基礎，底層的非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其行動的物質利益訴求，人們通常把為減少剝奪、追求利益的行動視為無組織的、非系統的、自利的因而是非政治的當然也是非階級的行動。

其實在歷史上與現實中，追求生存和個人利益與反抗的結合正是激發農民和無產階級反抗的關鍵力量。正如斯科特注意到的，他們在被剝奪、被剝削的經歷中意識到存在着與自己相反的利益，並着手圍繞這些利益進行鬥爭，而且正是在鬥爭的過程中，發現自己作為階級而存在，這一發現就是階級意識的產生。可以說階級是在為利益而進行鬥爭中產生的，這是行動與意識的相互建構過程，也是底層政治的本質體現。

較之葛蘭西和以歷史學家為主的底層研究群體，斯科特更為強調從屬群體的行動和與之密切關聯的意識形態並且試圖以此對霸權理論有所超越。他提出的作為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弱者的武器”和作為底層意識形態的“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都是意涵深刻的關於底層政治的洞見。斯科特進而指出：

首先，霸權概念忽略了大多從屬階級能夠在其日常物質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統治）意識形態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具體而言，剝削是農民在每日生活中經歷和體驗的，不需由外人教給他們剝削的概念。

第二，霸權理論經常混淆何為不可避免的與何為正當的區別，而這種錯誤從屬階級是很少會犯的。出於暴力強制下的、實用性的順從和由於“虛假意識”（false-consciousness）而認同支配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根據定義，一種霸權的意識形態必須表現為一種理想狀態，因而必然造成（霸權的內在）矛盾，它可以被批評但要使用它自己的話語。就此而言群眾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源既可以在主流意識形態內部尋找，也可以在其外部尋找。從屬者可以用支配者的承諾、話語作為反抗支配的理由。

第四，對幾乎任何明顯的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歷史考察都表明，目標的確定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帶有改革色彩，儘管為達到目標所採取的方式可能是革命性的。因而，“工團意識”（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並非如列寧所稱是革命的主要障礙，而是其唯一可能的基礎。工團意識和改良主義也同樣是政治性鬥爭。

斯科特更廣闊的意圖是要闡明如何在權力關係中理解和解釋從屬群體的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隱藏的文本”不僅是幕後的惱怒和怨言，它也是為減少占有而在實際上被實施的行動——“弱者的武器”（偷竊，裝傻，偷懶，逃跑，放火等）。隱藏的文本不僅闡明或解釋了行動，它還有助於建構行動。關鍵在於，反抗的實踐與反抗的話語相互依存與維繫，構成底層政治的領域和獨特性。

梳理和理解底層政治研究的經典理論，有助於我們去除窮人非政治化的幕障。將窮人排除在政治世界之外，抑或他們也自甘處於界外，不願涉及政治事務，是造成“肉食者謀之”的政治壟斷和政治冷漠的大患，也是背離現代政治文明的落後之舉。

▌對普通人而言，生存就是政治，有尊嚴地生存更是政治

什麼是政治？我們不妨先放下科學嚴謹的定義，從日常生活世界出發。我們每日的生活、我們的生命歷程、我們如何與同屬一類的他人相處，是由政治安排決定的。這一安排是好還是壞，是合理還是不合理，是公正還是不公正，關乎我們的生活質量，因而政治也是關於是非正誤的常識。

現實中的悖論是大多數人對政治不感興趣，認為政治是政治家們特有的事業；甚至許多社會精英——在商言商的企業家、術有專攻的專業人士、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媒體人士……都不約而同地逃離政治，這也稱得上是一種“中國特色”。除了如前所述中國社會曾全面被政治宰制所造成的心有餘悸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於，我們並未真正理解政治的本質以及政治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事實上，若就人性的本質意義而言，我們既是社會的存在，我們因而也是政治的存在。你可能對政治沒有興趣，但政治對你卻很有興趣；你千方百計逃離政治，可政治卻時時在你身邊。

你的身份地位——包括你是官（尤其是相當級別的官）還是民，你出生在城市還是農村，你是官二代還是富二代、窮二代，你的性別是男還是女，決定了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而這不同是制度安排也就是政治決定的。具體而言：

你住在單位福利房還是商品房、保障房、租用房、農村住房中，取決於你的出身、你的職業和你的財富狀況等。不同的居住格局反映了改革以來國家通過一系列政策安排和組合，對人們居住生活的重新布局和建構，也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居住群體，以及不同的身份政治，進而住宅成為當代社會分層的重要標誌。居住，這一最基本的物質生活內容，卻日益被塗抹上政治的色彩。

都市住宅形態的演變，基於商品住宅私人產權誕生的業主群體，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群為維護自身居住權利而蔓延開來的都市運動，最直接地映射出轉型期日常生活的政治。因而居住和與居住有關的活動不再僅僅是個人日常生活的微小實踐，而是往往直接演變成一種政治行為。不同的居住形態歸根結底所反映的是居民之不同的體制身份、社會地位和資源來源，其背後的根本問題則是權利問題，因而歸根結底是市場、國家與公民的關係問題。

飲食，最為直接地滿足生存需求的物質，依然與政治密切相關。作為窮人，是否能夠裹腹，是否可攝入足夠量的營養，在饑荒之年能否活下來，不是取決於自然而是取決於政治。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饑荒的政治學”以“着眼於現實”的方式雄辯地論證了“為什麼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可以免於饑荒”這一命題，森指出：“

事實上，饑荒的發生與統治形式有着特別密切的聯繫”，“只要公共政策得當，一個物質豐裕的現代世界是完全能夠杜絕饑荒發生的”；“貧困必須從可行能力剝奪的角度來理解。因此，消除貧困以致防止饑荒發生最終就必須落實到提升個人的可行能力，從而擴展人們所擁有的實質自由”。

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同樣與政治有關，以當下人們頗感焦慮的食品安全問題為例，如何面對食品安全危機，本身就是制度安排造成的社會分層的體現。如果是位高權重的官員或者就職於體制內重要部門，他們可以享受到單位特供系統提供的綠色無公害食品，放心食用而且物美價廉；如果屬於城市中的中產階層，他們有比較高的收入可以買得起高價的糧食、蔬菜、水果、肉蛋等，以保證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飲食；如果是種植農產品的農民，他們許多人會種一小塊不施農藥化肥的自己食用而把大量非綠色農產品賣到城裡；但如果是城市中的貧困人口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他們就只能聽天由命吃自己能吃得起的食物，甚至不能保證自己年幼孩子所食奶粉的安全。

不同的社會階層用各自的方式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窮人無力解決這一問題，這當然是政治。

文/郭於華
書相遇 2018.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