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傳統商人:富而不貴 |
送交者: 賈舟子 2018年05月27日11:55:07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談傳統商人:富而不貴 問:為什麼傳統中一直瞧不起商人? 易中天:由於從秦始皇開始到清朝,一直是中央集權,但未必是專制主義,並不是中國歷代王朝都是專制主義,應該說開始的時候是集權不專制,但是慢慢的從集權走向專制,從專制走向獨裁,到了康熙、雍正的時候完全就是獨裁了,不僅是專制而且是獨裁了。這樣的制度,是不允許民間資本超過政府的經濟力量的,政府非常擔心。 民間資本一旦超過了政府的力量,它就會顛覆政權,因此大量地製造不當輿論,比方說無商不奸、為富不仁。這樣的詞彙深入人心,以致於很多人一提起商業、商人、商品就認為是貶義詞,甚至可以把商業、商品、商人作為一個貶義的前提來問你問題,比方說你對學術商品化怎麼看?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隱含了貶義在裡面,一旦商品化就是無恥的、下流的、沒有底線的、不道德的,等等,這是誤導。 問: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商人雖然有錢,很難得到真正的尊敬? 易中天:商人是富而不貴,商人還要想成為“貴人”。漢代規定商人再有錢,不能穿絲綢,不能坐什麼車。商人覺得賺了那麼多錢都白賺了,所以漢代有個規定是可以買官的,從漢武帝時就開始賣官了,政府的錢不夠用了。商人就可以改換身份,像胡雪岩,就是為了換一個黃馬褂。 問:所以他也因此受到詬病。 易中天:這個事情,我認為要給予歷史的同情。當時,作為商人,第一要安全,第二是生存,第三是發展,都需要有官方背景,就捐官。平時胡雪岩也不穿官服,但是碰到一些官員欺負他,他的官服就起作用了。如果捐得個四品道台,縣太爺就不敢欺負他,還得給他行禮。他獲賞黃馬褂,黃馬褂是很管用的。 問:同時,胡雪岩也做大量慈善,與獲取黃馬褂會有關聯嗎? 易中天:不能說胡雪岩做慈善是為了黃馬褂。他的黃馬褂不是靠做慈善換來的,是給朝廷效力換來的,比如給左宗棠借軍費,說是報效朝廷。 問:為了安全,和政治連接在一起,這是中國曆朝歷代商人的宿命? 易中天:宿命。 問:現在,從大眾來看,大眾喜歡追捧企業家;從企業家的言行看,他們是否真的改變了歷朝歷代的自卑? 易中天:我說中國的企業家不容易,尤其是民營企業家不容易。雖然他錢賺得很多,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好像總是低人一等,也由此造成部分企業家和富二代心理變態,暴發戶到處擺闊,不懂得“樸素的牛B,低調的奢華”。民間稱之為“大金牙文化”,敲掉真牙,裝上滿嘴金牙,戴一塊金表。因為他除了錢以外沒有別的,社會沒有給那些確實靠自己的誠信、智慧、努力致富的人足夠的尊重,總認為你的錢來路不明,當然我們也必須肯定有些人的錢就是來路不明,官商勾結,這也是事實。 但是也有企業家確確實實在扎紮實實地做事,他有錢不一定做了腐敗的事情,他是有智慧的。比如一台機器壞了,誰都修不好,請來了一個美國的技師,美國技師拿着榔頭敲一下,機器好了。說收費多少?一萬。這一榔頭就是一萬呀?他說,這一榔頭1美元,知道這一榔頭敲在哪兒了就是9999美元。很多企業家能快速致富,他就知道錢應該投在哪兒,真的靠這種智慧致富也是合法收入,我們也要尊重,不能因為人家錢來的快就不尊重人家,這沒有道理。 另外,我覺得我們的企業家應該很坦然,如果你錢掙得很乾淨,為什麼不能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宣布你的光榮?為什麼就為富不仁?不能為富有仁嗎?為什麼說安貧樂道,不能安富樂道嗎? 談中國慈善基因:慈善觀是儒家的“仁” 問:在美國,基督教新教是美國大商人積極做慈善的源動力。那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慈善基因”來自在哪些方面?儒家還是佛教? 易中天:傳統社會,慈善觀還是要歸到儒家。仁義禮智信,第一條就是仁,仁者愛人,仁就是愛,孔子、孟子都說得很清楚。仁里有一條最可貴的,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也就是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學結構,核心是愛,愛是基於什麼呢?基於親情,叫親親之愛,親親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孔子認為親親是愛父母、愛子女,這是不需要教育的,是人的天性,天然會愛。 但是這也只能做到愛父母、愛子女。所以親親又涉及兩條:一條是對等相愛,一條是順序延伸。對等相愛就是子女愛父母,這叫孝,父母也要愛子女,叫慈,一定是雙向的。順序延伸,從孝來講,愛父母,還有愛父母的父母……往上延伸,一直到祖宗;愛子女,還要愛子女的子女……一直到子孫萬代。橫向是悌,悌就是兄弟姐妹之間的愛,親兄弟姐妹要愛,堂兄弟姐妹要愛,表兄弟姐妹要愛……等同於兄弟姐妹的國人要愛。中國人做慈善的根基在這裡。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是“泛愛”。跟西方的博愛不是一個概念。博愛的前提是大家都是上帝創造的,大家都是上帝的罪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們不是。 談企業家做慈善:是權利,不是義務 問:民營企業歷經30年發展,財富巨子越來越多,他們開始廣泛捐款做公益慈善,但往往被大眾認為是為了博取聲名、美譽度,也就是其做慈善的動機時時被質疑。你的看法是? 易中天:我的回答很簡單,四個字:不問動機。我一貫反對問動機。中國文化中有一個很不好的傳統,就是先問動機。為什麼不要問動機呢?第一,動機是無法證明的,永遠無法證明,你不能一口咬定他做慈善是為了什麼。第二,查明動機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結果。如果一定要問動機的話,歷史上很多事情都經不起問。 追問動機有什麼意義呢?參加革命就是因為吃不飽飯,參加紅軍的人有多少知道共產主義、讀過馬克思?到餐館吃飯,為什麼不問廚師是為了弘揚飲食文化還是為了掙錢?兼而有之,不可以嗎?我就不明白,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怎麼那麼愛問動機。 不要討論慈善家是出於什麼目的做慈善。關於我們的慈善事業,現在要討論的是什麼呢?我覺得是怎麼做。怎麼做比為什麼做重要得多。因為結果是需要資助或幫助的人得到了資助和幫助。我們與其糾纏動機問題、道德問題,不如討論方法問題,怎樣把中國的慈善事業做得更好。 問:關於怎樣把慈善事業做得更好,你有哪些建議? 易中天:我希望貴刊利用你們的影響力來引導輿論方向,比如怎樣建立更好的慈善組織,怎麼保證善款到位,怎樣保證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實實在在得到幫助,我們還要研究哪些領域還需要人去幫助。我就很想你們搭建一個信息平台,因為現在很多人想做慈善,但是他把錢給誰?是吧。我覺得你們這個有影響力的刊物可以來做這個事,這本來是政府該幹的事,你們可以做,告訴我們哪些哪些還需要善款,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善款送到位,他們需要實實在在的幫助,務實的。慈善家不可能親力親為,做不到,除非是從企業退下來的,很多人只是出錢而已,研究這些,比討論動機重要多了。動機是個偽問題。 問:除了質問動機,還有一個問題。每有大災難,社會都會有一股讓企業家捐款的強烈聲音,面對這種軟性的“逼迫”,企業家大多“從了”,您能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解析一下原因嗎? 易中天:這是沒有道理的。我一再說慈善是權利,不是義務,有權行使,也有權放棄。我很擔心在現在輿論環境下,把慈善從權利變成了義務,這就糟糕了。權利的特點是什麼?可以行使,可以放棄,每個人都有慈善的權利,你捐款叫行使權利,不捐款叫放棄權利,都是合法的,都是正當的,不能夠逼捐。 任何以道德名義進行的逼捐都是不道德的。不要說什麼“死了以後還留下一大堆錢是可恥的”,這個話是混帳話,只要這個錢是他的合法收入,他愛怎麼着就怎麼着。 慈善不是一個人必須做的事,是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既然是他可以做又可以不做的事,那麼怎麼做那是他自己的事。因此他怎麼做慈善也不關你的事兒。 他們的質疑為什麼要聽呢?可以不聽啊,他們有權利說,你有權利不聽,我們又不能說不準人家說話,言論自由嘛,不能違背。 問:問題是“逼迫”的聲音太強烈,尤其藉助網絡,讓許多人遭受困擾。 易中天:我要強調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是什麼。作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就是把企業做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為國家上繳更多稅收,只要做到這兩條,作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就已經盡完了,他不再承擔別的社會責任。 做慈善是公民自己的事情,企業家沒有做慈善的義務。誰規定企業家有做慈善的義務?不管是法律要求還是道德要求,依據是什麼?請他們講清楚。慈善一定是公民個人的事情,不能用企業的錢來做慈善,不要跟企業綁定。 問:所以“在商言商”是對的? 易中天:是對的。 問:但是民間是一邊倒的反對。 易中天:中國缺少法治觀念,從來搞不清楚權利和義務。道德綁架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對我們這個民族產生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問:所以企業家移民海外,除了有官導致的不安全感外,恐怕也有對變相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擔憂,因此影響做慈善的積極性。 易中天:這相當於以道德名義進行強姦。任何公民的個人收入,只要是合法收入,而且依法納稅,如何支配是個人的自由,是絕對的自由,任何人無權干涉,社會和媒體輿論可以提出建議,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對方。這是基本人權。不能強加,哪怕是多數的也不行,不能變成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 問:現在以網絡為平台,確實有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易中天:這是不可以的,這不是民主,是民粹。 一個人的錢怎麼花,雖然是個人的自由,但是有品位的高低。我們希望和建議先富起來的人把錢用得有品位些,僅此而已,不能強迫。希望不要擺闊,要把你的錢用到最該用的地方去,把錢用得合理,用得有節制。節制是最難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其實說來說去就是節制,欲望誰都有。有節制的、合理的、科學的使用它,將贏得公眾由衷的尊敬,當你們贏得公眾由衷的尊敬的時候,將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快樂和幸福的。 把個人的錢拿去做慈善是一種高品位的選擇,我建議他們做高品位的人。但是他一定要做低級趣味的人,也是他的權利。當然,我們可以看不起他,我們有權看不起他,但不能逼迫他做一個高品位的人。 問:除了災難、疾病和教育,您認為中國的哪些領域急需透過公益慈善尋求突破? 易中天:企業家的錢可以有多種用途,在我看來,一個企業家或企業收益的最好用途不是慈善,是擴大生產力,最好把企業做得更大些,解決更多就業問題。 做公益,但是去做哪一塊,也有學問,可以用來救急災民,也可以用來資助文化藝術事業。 我想提醒的是,願意做慈善的企業家,扶貧不僅要扶物質貧困,還要扶精神貧困,現在很多地方不僅僅是物質貧困,精神也貧困,甚至我們現在精神比物質還貧困,精神的貧困已經不只是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包括很多先富起來的人也是精神貧困。精神的貧困也是需要扶持的,也是需要善款的。這是我關於慈善的觀點。 我們的終極目標還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提高國民素質。我個人倒是希望慈善家拿出錢來用於提高國民素質這個事業,把錢花在這兒。 來源:《中國慈善家》 作者:宋厚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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