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這麼玩下去

中國的科研就沒戲了

 我30出頭就當上教授，35歲當副所長、40歲當所長，應該說發展得很順。所以我並不是因為自己過得不如意或有什麼恩怨才這樣說，絕對不是。我其實玩得還比較好，可是如果到了我孩子這一輩還是這個玩法，那就太浪費生命了。

其實不只是我有這種想法。我身邊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實也都做得挺順，但當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後比較酣暢的時候，就會發出同樣的感慨、產生深深的憂慮：如果再這麼玩下去，中國的科研就沒戲了。

目前中國的科研看起來很繁榮、很熱鬧，但是你如果靜下心來，把中國的科研放到世界競爭的大格局裡，站在科技發展的大視野上回望，就會發現：不管是基礎研究的理論、還是在重大技術的突破，你能看得見的中國人有誰？似乎很難看見誰。

原創性的理論極少有咱們的東西，技術領域更是這樣——所有改變我們現在的生產生活方式的東西，有哪些是我們自己發明創造的？你再說我們是一個有影響的科技大國，依據在哪裡呢？

▲ 蔡元培先生與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科學家（1934年）

跟班式研究盛行

害人不淺

我們科技工作者也很鬱悶：中國人特別勤奮，我們比國外的同行都辛苦，和他們交流的時候覺得一點不比他們笨。還有，國家給我們的錢也挺多，投入的人力更不比他們少。

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制約我國科學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說的噁心一點，是奴才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點是：不去獨立思考學科內部的核心矛盾與突破方向，緊跟國際熱點，為大牌科學家的理論作無關緊要的修補，有一點成果便自稱“重大突破”、“國際領先”；或者緊盯幾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頭換面、添油加醋也攢一篇發在影響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這種研究，作為研究生起步時學習與訓練還說得過去，但如果作為獨立工作以後還這麼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於這種研究方式發文章快、“效率高”，其從業者甚至很快成為科研價值的評判者，並將“從文獻縫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數量與引用為標準”等作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課題時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紅大紫、名利雙收，而那些研究真問題、做真學問的人反而成了孤獨的異類，甚至被打入冷宮。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部分院士合影（1948年）

現行的考評政策

與科學研究的根本價值背道而馳

我們國家現在的研究大致分幾類：偏基礎理論的研究，偏應用基礎的研究，面對工程的技術開發。每一樣東西都是有不同的價值取向的。

就說基礎研究吧。基礎研究屬於科學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為終極目標的。我覺得基礎研究可以和藝術類比，就是說它真正的價值就在於：以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看自然界，以不同於別人的思路來理解這個世界。換句話說，基礎研究的價值就在於倡導創新的精神。就像藝術，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載體，但它真正的價值應該體現在去創造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這個過程本身。與此類似，基礎研究的價值就在於，我只是去做這個創造，並不在乎我最後能創造出什麼，但是我是在試圖與你不同——我不是給誰拍馬，也不是去給別人抱大腿。

與眾不同，這本身就是對一個民族精神內涵的豐富。假如說一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認識世界的這樣一個人的話，這個民族的希望就來了。在我看來，追求“與眾不同”才是科學真正的價值。

如果從實用的角度看，基礎科學的研究短期內沒有任何真的用處，它就是通過創新得出來的結果，以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從而提升民族的整體素質。所以說，基礎研究應該是個品位問題，絕對不能說拼數量、靠模仿。假如說靠模仿、以數量取勝，就脫離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國現在所有的考核評價體系，是不鼓勵你去往這個方向上走的。我們也口口聲聲說創新，但創新的標準，是看誰發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過自然科學基金的評委，也當過學科組的負責人，在評審的時候，說來說去，大家最後還是看你發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數這些東西。我們的國家科技獎，每年都興師動眾、請數千名專家評來評去。我經常跟他們開玩笑：不用找我們這些科學家評，你就從中關村找幾個三年級以下的學生來評，評的結果肯定會和我們評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數數嘛！

大家都在這個圈裡混，都知道怎麼樣能夠多發文章、快發文章。假如說你在這個領域很牛，你提出一個原創理論，比如說一個人的相貌是由父母的基因決定的，那我馬上跟着你這個思路來：我看確實是這樣的，但偶爾也有不同，比如你說決定因素是65%，我說經過我研究，得出的結論是67%，對亞洲人來說是63%。這類成果很好宣傳，一方面我搞的是“世界的主流”、是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是對現有最權威的理論的突破。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講，這種工作有用沒用呢？有用。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契合科學的精神呢？不是的。但是這種工作是最容易出成果的。

當然，拋開利益來談科學精神、科學價值是不現實的，不能讓每個人說為這個東西去殉道。也許一開始要老師教我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比如堅持做學科的難點、甘坐十年板凳冷，等等；但當我在坐十年板凳冷的時候，其他同志該拿到的全都拿到了、該當研究員的全都當研究員了，我還在辛辛苦苦當助研——你說那誰坐得住啊！當然坐不住——我也不傻啊，你那樣糊弄事我也會幹啊！

所以，整個就把方向搞偏了。後果之一就是：與我們國家支持基礎研究的最終價值南轅北轍。換句話說，就是把一個民族的科學素質——敢於用別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問題的氣質，徹底消解了。

▲ 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1955年）

現有的學科體系被衝擊得七零八亂

與重大科學突破越來越遠

還有一個對我觸動很大的是，最近各個大學都在爭建世界一流大學。我就問他們：建世界一流大學，以什麼為指標呢？他們說主要還是以論文為指標。

這就產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現狀：一個國家的科學體系應該有一個完整合理的布局，國家需要什麼，我們就能有什麼頂上去。而現在以論文為標準的話，大家一定會偏到“哪個熱、哪個好發文章”的領域去。

比如說，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納米去了，因為那一塊發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但是說起材料，我國是最大的鋼鐵出口國，同時又是最大的鋼材進口國，應該在鋼材研究上下功夫。比如說前段時間我去參加高鐵的討論，比如高鐵列車的輪子、轉向架，我們國家能不能做呢？好像是能做，但是做出來又不太敢用。國外的一個輪子要經過各種載荷下的檢驗，他們多少年都在做這個玩意。但要在中國這麼個做法，可能沒等實驗做完你就被所在的學校、研究所辭退了，因為你多少年都在做一個又不熱、又不時髦的東西。這樣下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東西沒人做，做出來的東西其實沒有太多用處。

另外，它會把我們現有的相對完整的學科格局都會打亂。按道理說，每一個學科都應該有一幫人在那裡弄，弄的時候當然也要注意學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個學科的格局還應該在那兒，更新也應該是間接的、漸進式的。但在現有的考評體系下，大家一看哪個地方熱，就嘩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個學科的體系衝擊的七零八落、東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頭髮花白的老先生在那裡堅守、呼籲。這樣，下一個科學的重大發現就和你無緣了，因為人都已經跑光了。

每一個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經過一個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對困難的沉默期，比方說十年二十年，這就需要有一幫人頂得住。像在國外，經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沒有什麼大的發現，但是因為他在這個領域的聲望，個人收入並不受這個影響。大家都覺得他是這個領域的一個智者，只是說他還沒有到時候、拿出東西而已，對他非常寬容。

我們現在也說寬容，但各種與物質、與利益相關的都不是寬容的，所以就養成跟班式的研究。這是大多利益的約束條件下優化的結果，不能怪科學家不講良心——每個人都生活在現實的世界裡，他必須往這個方向走啊。

你要想這件事的話，就會覺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僅沖亂了現有的學科體系，還使得新的重大突破與我們越來越遠。

▲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2016年）

久而久之

我們的科學家會喪失科學鑑賞力

跟班式科研損害的，還有科學家的鑑賞力。

就拿自然科學基金的評審來說吧。自然科學基金分幾類，青年基金這一塊，看的還是申請者的基本素質，我覺得它不會有惡性引導；但是當你申請面上基金和重點基金時，就不一樣了。你要申請面上基金，就要證明你在這個圈子裡小有影響，就得有拿得出手的東西來證明；當你要想去申請重點的時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證明你是這個圈子裡能夠數得出來的幾個人了。總而言之，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別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無論是青年還是面上、重點基金，申請者都要說熱點的話題、流行的話題，因為評委們會覺得：哦，這個人對前沿現狀比較了解。你要是說一個冷門問題，很容易引起意見分歧。雖然基金委也有異議的項目，但實際操作中幾乎沒有可能，因為異議項目需要幾個評委一起聯名提出，認為它真的好。但是，說句實話，我在那裡開了七天會，那麼多項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項目可能都來不及，根本沒精力去看看被別人槍斃的項目里有沒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創性的項目，就一定會和某些評委產生衝突。比方說異議項目拿到我手裡審，我過去的工作證明這個杯子是圓的，你卻說這個杯子其實不能夠用“圓”來形容，而要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那我這個評委本能地就會反感，本能的就會給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說：徐老師說杯子是圓的，這個理論真的很偉大，但我想在這個基礎上看看它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圓、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圓——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評委一看心情就很順，就容易給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創的東西就會衝擊大家現有的觀念，甚至會衝擊到某一派人——他們過去已經靠這個獲取過利益。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被PASS 掉的申請書，理由就兩句話：“研究隊伍不合理，建議不予資助”——其實評委們並沒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斷地給你弄掉。

這樣久而久之，最後會讓我們的科學家喪失對科學的鑑賞力。現在去開會評審的人，應該都是有帽子、有職位的人，但是你和他們來交流時會發現：不管是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審美或是對學科本身的整體把握，你會發現他們的能力越來越弱。

我經常拿基礎研究和藝術創作來做比較：現在我國不光沒有創造藝術的，而且缺乏有藝術審美力的鑑賞家——科學也是這樣。結果就是：你畫出來的畫那我一定覺得不如印刷品，後者多麼規範、多麼與國際接軌啊，你那個曲里拐彎的啥玩意兒？

如果一個國家的科學鑑賞力喪失，怎麼還能創新？

▲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大會（2013年）

中國現在的科研

已經陷入一個往下墜的狀態

還有一個更深的問題。現在成為大牌科學家的這些人，恰恰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他們是最早“覺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現在可能已經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門的科技負責人了。這些大牌科學家也許在夜半醒來的時候，會覺得這樣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開說，就真的是動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這種話誰都知道，但誰也不敢說。

所以我們的科學圈裡有這樣一個怪異的現狀：當他（她）有創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時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當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馬會反過來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學工作。但說實話，當人超過了五十歲，已經很難做出像樣的成果了。

為什麼說基礎研究年輕的時候容易出成果？因為年輕人沒有框框、無知無畏、敢想敢做。而成名的科學家腦子裡裝的書太多、看的研究報告太多了，頭腦里有太多“正確”的條條框框了。但是，科學的很多突破都是在這些看似“不正確”的地方出現的。所以許多院士以前是按錯誤的模式在走，等他當上院士、覺得不再圖什麼了，反過來再做真正的科研的時候就晚了——這個時候他已經沒有創造力了。

而更多的年輕人，還必須像他（她）的老師一樣這麼走，因為假如你過早地去鑽研真問題的話，你就會被淘汰。所以你要想早點功成名就，也得去複製你老師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頂，然後在山頂上再去悟道。

所以這個事情誰也不好捅破。並且這些人現在已經是占據這樣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來心裡偶爾會驚悚一下，但是他會絕不認賬的。

因此，中國現在的科研，已經陷入一個往下墜的狀態。對於基礎研究的那些引導、激勵措施，其實是在加速讓科學下墜——這真的是一個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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