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蠶: 遠去了的大樹 |
送交者: 小蠶 2005年09月10日10:13:48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遠去了的大樹 小蠶
父親走了。
他竟沒等到我回去,見我最後一面。
父親,對一個孩子,是一棵遮風避雨的大樹; 對一個遊子,是一棵連接大地的樹。
人們都說,人死後,要到一生走過的地方,撿回留在那裡的腳印。我花了十年去撿這些腳印,有的早已被歲月沖洗乾淨,有的變得模糊了,我所能斷斷續續收集到的,只是一些殘跡。十年過去了,我想我能夠平靜下來,慢慢打開那包紮了十年的傷口,撫平創痛,把這些殘跡拼接起來,紀念我的父親。 十年了,雖然那份失落還是沒完全被時間治癒,但總算攢夠了足夠的勇氣,輕輕呼喚一聲:走好!遠去了的大樹!
這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樹。這個家,這份家產,這些人,這道山梁。
大家族裡,無後為不孝之先。祖父的原配早亡,領了一個養子。二房李氏一連幾胎都是女孩,統統叫做喚弟,見弟,小弟一類。待生了家裡的第一個男孩時,可以想象那情景是何其隆重,家裡把這個孩子叫做隆。孩子落地便有異象:雙手握拳,掰開來,掌心裡競各攥一顆黃豆大的黑痣。 請高人看過命相,說這孩子不是常人,若要留住,七歲之前不能沾土。家裡為留住這個孩子費盡心機,地下鋪上了毯子,出門由幾個姐姐輪着背這個嬌貴的弟弟。我的奶奶吃了長齋,兩個姑姑被送到廟裡出家還了願。這個孩子便是我的父親。 父親出生後,送子觀音終於惠顧了這個家庭,一年以後,我的叔叔出生了,取名康。以後,三房劉氏也開始生子,人丁漸漸興旺起來,先後有過七男八女。 父親和叔叔,是家裡最聰明的兩個孩子。在村裡的小學校里,兩人悟性最高。小學校的校長和幾個教員是剛從昆明畢業回鄉的青年。 他們給這個邊遠的村寨帶來了一股清風,也給本地的孩子們帶來對外面精彩世界的憧憬。 兄弟倆被送到幾十里地外的縣城裡念中學。中學時期,父親開始喜歡文學,讀了很多中外文學書籍。尤其是喜歡詩歌,幻想着有一天成為文學家。 一個鄉村少年的夢想,是他刻苦努力的動力。小學,中學他的學業都很優秀,未來,是一個一個的台階,初中,高中,大學。這一個個台階通向外面的世界。終於,他踏上了離家的路,沿着台階來到了昆明。
父親到省城,起先念得是普通高中,後來因為有公費補助,轉入昆華工校。1944年的昆明,是一個動盪的城市。它是抗日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大後方。當時日軍急於打通滇緬線,使中國戰場和整個南亞戰場連成一片,給國民黨政府不斷施加軍事壓力,而國民黨節節敗退,3月,鄭州淪陷,11月,日軍長驅直入,打到了貴州獨山。 日軍就在昆明的大門口,日本飛機一次次在昆明上空轟炸。象牙塔安在?誰能讀得進聖賢書? 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在抗戰時期成立的西南聯合大學裡,各種思潮十分活躍。人們對國民黨抗日不力,四大家族的腐敗十分不滿。學生運動此起彼伏。 聞一多是對父親影響最大的一個人。 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
聞一多把這句話大聲喊了出來,震耳欲聾。
很快,他跳進去了,那個來勢兇猛的大潮,如火如荼。父親作為昆華工校學生自治會主要骨幹,多次組織參加了各種抗日反內戰的學生運動。
1945 年十二月一日,國民黨軍警到西南聯大等校毆打學生,並投了手榴彈,殺害了於再,潘焱,李魯連,張華昌四位學生,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父親當時就在現場,在工校前往聯大聲援的學生隊伍中,在犧牲了的本校學生張華昌的身後。 一二。一以後,昆明數萬學生為死難者舉行了公祭,學生和軍警的衝突日趨白熱,李公朴倒下了,聞一多在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講以後也倒下了,大浪捲起,水火無情。學生運動的大潮在以後的幾年,因為他們的血變得更加洶湧澎湃。已在雲南大學外語系就讀的父親,此時成了學生自治會裡的學運活動家。 潮頭過後,是血。1949年,中國的北方,已是一片紅色,作為國民黨大後方的昆明,白色卻是越發的濃。是年,盧漢開始用暴力鎮壓學生運動。 一批批學生逃出昆明,走進叢林,奔向游擊區,踏上了一條不歸路,裡面有我的父親,也有我的母親。 當然,還可能有另一條路。 我的叔叔抗戰勝利以後也在昆明上學。為了方便搞學運,工校畢業的父親利用兄弟倆外貌相像的方便條件,和叔叔交換了名字,頂替叔叔報考了外語系,而叔叔則以父親的名義考上了大學理工科。 這一換,就是五十年。這一換,這對同胞兄弟分道揚鑣。 父親忙於革命時,叔叔仍舊堅持着他的學業。本來理工科學生離時局就相對要遠一些,不少人相信科學救國,都還在堅持讀書。對這個天性活潑,又聰明過人的青年來說,功課從來就不是什麼負擔。。他有很多朋友。雖然是內戰時期,昆明,這個大後方的城市,讀書之餘仍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據我的一位堂伯父回憶,叔叔和幾位本家的叔伯兄弟喜歡在一起玩。他們對西方的新思想很有興趣,他們穿着西裝,拿着文明棍,接受的是西方的另外一個思想體系。 革命了。這次不僅僅是一次大潮,是海嘯,地覆天翻。 老家,家族裡一天之內就有六口人被處決,家門十九歲以上的男丁都在劫難難逃,祖父也死在獄中。叔叔隨做生意的大伯父逃到了泰國。那裡有祖父的一些田產。 兩條路越分越遠。
歷史,攜着沙塵一般的個體,毫無顧忌,一味狂奔。歷史,把沙塵一般的個體當成零件,安在特定的部位上,像一部機器隆隆飛轉。 父親在境內“剿匪”,粉碎“蔣殘匪”在境內外的復辟勢力。叔父在境外“反攻大陸”,“剿滅共匪”,“光復民國”。兄弟倆人在互相不知曉的情況下,完全有可能在戰場上刀兵相見。 這就是歷史,人在歷史中擔任什麼角色有時可以選擇,有時別無選擇。 父親選擇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路。
從部隊轉業後,他先擔任了迪慶藏族自治州工委副書記,後來又成為麗江縣委書記,主持了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成立。文革中,他被關了長達十年的牛棚。大大小小的批鬥會不知道參加過多少回,抄家,遊街,掛牌,帶高帽,一樣沒拉下過。起先,讀書人出身的他還曾經相信“士可殺,不可辱”,試圖在牛棚里以死相抗。當一個人連死的權利都被剝奪後,也許,就會大徹大悟。 文革中期,父親曾對我說過,把臉面撕下來揣褲兜里,把自尊心扔給狗吃,人,還有什麼可怕的。是啊,當一切都被瘋狂淹沒的時候,邏輯是翻轉的。最大的自尊,就是蔑視自尊。曾見父親把滿頭黑髮剃光,笑着對我們說:“這回批鬥時沒法揪頭髮了!也沒有陰陽頭可剃了!”。牛棚里,父親做過粉絲師傅,放過豬,無論做什麼總是樂呵呵的。逆境裡的笑,是強者的笑,勇者的笑。
一九九五年聖誕節,和病魔抗爭了很久的父親走了。那個強撐着爬過梅里雪山,到過阿壩藏區,文革中遭了太多太多罪的軀體,不顧它所載負的,是一個好學,樂觀,永遠年輕的頭腦,崩潰了。聽母親和弟弟回憶,父親去世前幾個小時,還在和母親開玩笑,走時,用手撫平頭上的亂發,象是去赴一次約會。 父親剛去世不久,我和妹妹回到了麗江。 再回麗江,是想代父親再去看看這片土地。我們一家在這裡度過二十幾個春秋,幾個孩子都在這裡長大。 迎接我們的是父親當年的警衛員小高叔叔。不容分說,我們被拉上了汽車。
父親當年縣委全套班子能來的都來了,他們中多數人早已離休在家。當年的四大員都到齊了,警衛員,炊事員,駕駛員,通訊員。追悼會後,這些老同事,老部下們當場湊了幾百元錢為父親刻碑。我捧着這一卷零錢,有很多是毛票,說不出話來。在場的很多人顯然是把身上的所有的錢都掏出來了。 如果說父親愛麗江的話,麗江對父親的回報常常讓我淚下。 在長水鄉,一位老鄉飛跑追車,停下來後,我以為我們闖了什麼禍。“你們,不…不許走!等着!”。就在我們不安地等候發落時,他飛跑回家,很快又帶回來一個大包袱:是一條床單,裡面包了瓜子,核桃和各種水果。原來這位不知名的老鄉,聽說我們是父親的女兒們,拉下院子裡曬着的床單,把家裡能吃的全都包了來,非要我們帶走不可。連連地說,是他的一片心意。 在東巴研究所的展室里,我掏出攝像機卻被告知,不允許攝像。當管理員認出我來以後,不但讓我繼續攝,還打開其他展室,讓我攝個夠,待我要買幾本手抄東巴經時,他們竟說什麼也不肯收錢。我被反覆告知,沒有父親,就不會有這個研究所。 在黑龍潭公園的大門口,我們一行人無意中提到父親的名字,被免門票放行。 這愛從何來? 答案在這本叫《玉龍山記得》的書中。
在那些萬馬齊喑的歲月里,憑着自己的良心,為老百姓做一些應該做的事,並不是父親與眾不同的地方。父親的一生,為之付出,也因此深為麗江人民懷念的是另外的幾件事。這些事,也正是他在文革中被迫害十年的主要罪名。 其中最主要的是組織搶救東巴文化。東巴文,是流傳在麗江一帶的一種象形文字。是東巴教的經書。是世界上唯一的活着的象形文字,它的珍奇在於到現代還有人能讀能寫。它由1400多個象形文字組成,共有20000 多卷經書。內容涵蓋社會歷史,哲學宗教,文化藝術,民俗民風。1922年,美國探險家兼學者約瑟夫。洛克博士(Joseph Rock 1884-1962)來到麗江,發現了這一人類語言文字學上的稀世之寶。他前後花了整整25年的時間學習納西語,在當地研究東巴文字,並帶走了大量經書。目前東巴經收藏最早最全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3342卷東巴經,其中主要部分是從洛克手裡購得,
另一部分來自羅斯福總統的孫子昆汀。羅斯福第二(Quentin Roosevelt II)。1927年,羅斯福總統的兒子小謝爾多。羅斯福從中國購得一批東巴經,十年後,他的妻子和兒子昆汀再度到中國,為其豐富的文化所吸引,昆汀這才了解到在自家天花板上面扔了十年之久的這些手抄本的真正價值。1939年,昆汀.羅斯福由國民黨安排再度訪問了麗江行政官邸,購走了大批東巴經。他用這些購得的東巴經作為資料,在哈佛大學完成了他的學士論文。(資料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然而,在東巴文的故鄉,能解讀這種文字的老東巴們卻正一個個死去。美國人淘金剩下的流落民間的東巴經也正在流失,東巴文化瀕臨滅絕。學語言的父親到麗江以後,立即發現了這個嚴重的問題。搶救東巴文化,刻不容緩。1962年,父親到北京請回在北京民族學院工作的納西學者周汝誠先生,主持搶救工作。當時麗江的財政十分困難,可是父親還是從十分拮据的資金中擠出了很大一部分用於挖掘搶救東巴文化。在周汝誠先生的指導下,搶救組工作人員深入民間,收集散落的東巴經文,請來尚存的老東巴,系統地記錄,念誦,整理東巴經,並把其中的精華翻譯成漢語。現存於麗江文化館的五千多卷東巴經書,就是那時搶救整理的結果。小時候我曾和父親一道常常去看周汝誠伯伯整理經書。家裡也有一套東巴文的經典文選,是彩色手繪的,並有國際音標註音,漢語翻譯。《獵歌》,《游悲》等都被我拿來當小人書讀過。
搶救資料的同時,父親還保護和扶植了一大批地方文化精英。麗江是歷次運動的重災區,僅肅反一次,受審人員就達兩千多人,其中包括大批地方民族文化精英。父親上任以後,大量保護和啟用了這些地方文化人,其中包括著名納西族國畫家周霖先生。周先生因此和父親私交甚好。七十年代中期,周霖先生病中得知我喜歡畫畫,多次要父親帶我去找他,要把他的平生藏畫掛出來讓我看。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行,成了終生遺憾。 浩劫來了。我的父親為了麗江的民族文化背負了十年的重辱,付出了十年的自由,付出了健康,幾乎付出了生命。 李理所著的《拯救神靈》一書裡是這樣描寫父親的:“先行者的開創意義,往往都是由後繼者來進行評價的。因為後來者與先行者志同道合,方向一致,目標相同。當後來者朝着意義非凡的目標,勇往直前之時,在那艱難坎坷的途程中,在那充滿荊棘的荒野上,突然發現他們正在走的這條路已經有人走過了,而且走得很早,走得很遠,為這條路斬過荊棘,辟過頑石,鋪過路基,敬佩之情就會油然而生。便會佩服先行者的遠見卓識,進而已先行者的偉大精神激勵自己,朝着輝煌的目標奮勇前進。在搶救東巴經的艱難之旅中,麗江人對先行者徐振康就是這樣一種感情。” 父親跋涉過的這條小道,如今已是山花爛漫。麗江東巴研究所里,新一代的小東巴已被培養出來。麗江的大街上,東巴牆,東巴畫比比皆是。一部部研究東巴經的論文出版了,麗江的洞經音樂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表演過。 東巴文化也多次到美國,歐洲展出。父親在天之靈,應該感到欣慰。
一九八六年,斷絕了聯繫近四十年的叔叔來信了。不久,他回鄉探親。
反差是巨大的。酸甜苦辣人自知。我無法猜度兩位老人當時各自的心情。當兄弟倆人一同跪在祖母墳前時,當他們一同踏上從這裡走出去的那條小道時,我無法得知,他們是否想過:如果一切可以從頭再走一遍,他們是否會選擇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走法? 有人說,一個人的成功,是用他積累的財富來衡量的。在這個意義上,父親的一生是失敗的。他去世時,連同當月的工資,遺產不足6000元人民幣,僅夠購買他的墓地用費的一半,也就是說,一生的積蓄,還不夠買一塊葬身之地。 也有人說,一個人的成功,是用自願參加他的葬禮的人數來衡量的。在這個意義上,父親的一生是成功的。他,一個離休多年,無權無勢老人的葬禮,有一千多人參加,殯儀館周圍的交通為之阻塞數小時。葬禮上,一位不知名者送了一塊匾,上面書寫着三個大字:“大好人”,算是對父親一生的評價。 我不敢妄評,也無法理解上一代人的思想。在此重讀父親最喜歡的聞一多的詩集中的一首《一個觀念》,希望它是一座橋,能讓我明白點什麼: 你雋永的神秘,你美麗的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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