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後來追溯自己為什麼會學了醫時，象很多事情那樣，仍然還是追到了大姐的頭上。

我大姐丁汝蘭在我很小的時候生過一場大病，在醫院住了很多天。我再見到她時，她嘴唇乾裂，臉色枯黃。除了頭髮和眼珠的那點黑色外，她整個人似乎都被病房裡的白色吞噬了。

大姐問我：“強強，你以後還會記得我嗎？”

“會。”

“往哪兒記？”

“心裡。”

大姐見我拍着自己的胸脯，便微微笑了起來。

我小心地問：“大姐，媽說你就要上路了，在給你做新衣服。什麼是上路？”

“上路就是死，”她悽然地說。

我又問：“你不要我們了嗎？”

她沒有回答，眼睛裡又復歸呆滯。

我走出來，看見我母親正向一個醫生哀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兒。”醫生一邊囁嚅地說他會盡力而為，一邊卻退着走開了。我拉了一下母親的手說：“媽，大姐不會死，要救她還得靠我。”

大姐重病痊癒之後，便開始和一個男人約會。男人叫黃國華，我和其他的幾個姐姐都不喜歡他，嫌他丑，矮，還有慢性肝炎，根本配不上大姐。

大姐約會的時候常去看電影。她每去之前，別的姐姐就說她應該把黃國華踢掉。每聽到“踢”那個字時，我的腦子裡就會出現這麼一個畫面：我大姐正站在南宮電影院最高的台階上，黃國華則抱着頭從上面滾了下來。姐姐們對黃國華很不恭敬，一直到他和我大姐約會了好幾個月後，她們還是當面叫他“餵”背地裡叫他“小黃”，要多野蠻有多野蠻。

我大姐嫁的那一天，母親把正要走出門去的大姐和黃國華叫住。她對黃國華說：“小黃，我這個女兒受了很多罪，沒有她，就沒有我們這個家。她今天一走出這個門，就是你的人了。我現在讓你好好照顧她，我也知道你會一口答應。可你把她帶回去後，會把她怎麼樣，我卻根本看不見。但我還是要請你看在我這把年紀的份上，好好待我的女兒。”

黃國華走回來，認真地說：“媽，我現在怎麼保證你都沒有用，以後你就知道我的為人了。”

他和我大姐下了樓，門口的鞭炮響得震天。我回來的時候，聽見另外兩個姐姐在說大姐很傻，放着李家的大兒子不要，不知為什麼，非要和人家崩。

我這才記起，大概在一年前，有個年輕男子來過我家幾次。他很英俊，每次來的時候，母親總有些手足無措，讓人家在過廳里的飯桌旁坐着。他話不多，等大姐的時候，一見我從屋子裡探出頭看他，便會笑一笑，叫我過去，讓我玩兒他鑰匙鏈上的水果刀。等大姐出來了，他就會馬上站起，對母親說：阿姨，我們走了，我晚上會把汝蘭送回來。

母親有一次在他們走後說：人是個好人，但和你大姐終究是不相配。

我的那幾個姐姐正在貶低着黃國華議論着李姓的男子時，我母親把桌子拍了一下，大聲呵斥道：“我以後要是再聽見有誰提起那個人的話，我就會把她的舌頭剁掉！我以後要是再聽見有誰背後不叫黃國華姐夫而叫他小黃的話，我也會把她的舌頭剁掉！”

她這樣發了脾氣的三天后，黃國華陪着我大姐回門了。那幾個姐姐齊齊地站在門廳里，恭恭敬敬地向黃國華問好：姐夫，你來了？

可憐的黃國華卻吃驚地把她們一一看過，又朝大姐和母親看去，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我母親共有六個孩子——五個女兒，一個兒子。那個兒子就是我，老小。她一生象我前妻那樣非常頭痛大家庭，不止一次說到如果不是我父親當時堅持，她在生完我三姐之後便會結紮。“這樣一來，”她指着在三姐以後出生的我們說，“根本不會有你，你，還有你。”

我是家裡唯一的兒子，一直有些國王的感覺，有一次聽見她又那麼說時，便自以為特殊地問：“連我也不要？”

母親笑：“尤其是不能要你。如果不是因為你，咱們家就不會有這麼多人；沒有這麼多人，大家就有皮鞋穿，有好衣服穿，有肉吃。你看你惹了多大的麻煩。”

我知道母親說的是玩笑，但很多年後，卻覺得那也是她的真實心情。我父親死後，一直沒有出門工作的她，便開始做臨時工：秋天時到冰窖里儲存白菜，夏天在居委會摺疊書頁，平時家裡還總有大姐從紡織廠領回來的棉紗，母親拆了再讓大姐送回去，增加零用。我相信母性偉大，但對於我們當時的那種處境，我母親其實早就非常無奈了。沒有大姐的幫助，她是無論如何也偉大不下去的。

大姐結婚的時候二十六歲。她人長得非常漂亮，據說曾有過兩個外號：紡織廠皇后和大院之花。她出閣的那天，我們那個宿舍大院裡，擠着看她的人很多。一直到她四十歲以後，我一個在電視台當編輯的姐姐還羨慕地說：大姐，你怎麼能長成這樣？大姐笑道：你不能什麼都有，你得給我這個窮人一點兒活頭。

據說大姐正當年華的時候，追她的人很多。每一次對上門來找她的年輕人，她總是說：我的弟妹多，我要是嫁了你，你必須幫我負擔我母親這邊的生活，要負擔到我三妹有了工作時才行。我三妹今年才上初中。年輕人就退了。但聽說有個人這麼問過她：我想娶的是你，不是你們家人；再說，你憑什麼覺得別人就得幫你？我大姐說：我憑什麼你心裡清楚得很。因為我長得比你見過的人都漂亮，因為我如果不是家境不好，你連話都不敢跟我說。你就是幫了我的弟妹，你還是得了好處。不過，現在你就是想幫我，我也不會同意了。那個人便落荒而逃。

我沒有見過一個人象大姐那樣的。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她就沒有浪漫過。誰要和她談戀愛，就必須先和她談她的弟妹，如果不談她的弟妹，就沒有戀愛。如此簡單。我曾覺得大姐古怪，那些年輕人可憐。我長大了之後還向大姐問起過關於她當年的傳言。她笑笑說：我不是不懂浪漫，我也不是不知道憑着自己的容貌可以得到什麼。我以前在大街上見過年輕人因為回頭看我撞了車的，我也有在一個周末收到過四五封情書的經歷，我還常在背包里發現電影票和禮物。追我的有高乾子弟，也有大學生。我要是稍微自私一點，肯定會嫁一個比你姐夫有錢的人。但那些都不重要。你想想看，如果我只顧自己嫁得好，你和你四姐，五姐後來能不能都上大學？

我搖頭。

她然後直視着我說：強強，我不圖你的回報。但今後你要是不好好做人念書，我不會給你好看！

　　　　　　　　　　　　　　　　　　二

我在大姐家從初一時就開始住，一直到了高中畢業。如果不是遇見了我姐夫那樣好脾氣的人，我不會住那麼久，也不會住得那麼心安理得。

我家住在汾河西岸一個工廠的宿舍里。橋西是太原人對迎澤橋西邊那一大片地方的統稱。太原市的橋，在當時有兩座最為有名。一座是迎澤橋，從我記事以來就立在那裡。在太原，被稱作“迎澤”的地方和東西很多，如迎澤大街，迎澤飯店，甚至連一種肥皂的牌子也用了迎澤。這一切的得名全是因為一條叫作迎澤的大街。那條長街據說是專門為了迎接毛澤東到太原視察而建的。街道寬闊筆直，兩側建築整齊劃一，從太原火車站開始，一直通向汾河東岸，長達十華里，確實有些帝王氣度，因此，太原人有時候會叫那條街是小長安街。把汾河東西兩岸連在一起的那座橋，也就理所當然地被叫成了迎澤橋。迎澤橋的北邊，有一座古樸的水泥橋，是日本人占領太原期間造的，大家都叫它是洋灰橋。與迎澤橋不同，從那裡經過的多是農民的馬車和拖拉機，橋身窄小，一輛卡車就可把橋面占滿。汾河在我的記憶里，大多時間是乾涸的。自六十年代汾河水庫上馬之後，汾河在太原境內的流段就成了“濁汾”和“干汾”，只有在水庫偶爾放水和雨季來臨時，渾濁的河水才會緩緩溢滿半個河床，艱難地流向遠方。而那兩座橋，相伴於乾枯斷流的河床之上，歲歲年年，雖經風吹雨打，陳舊不堪，但卻依然頑強屹立。

大姐家在太原市的後鐵匠巷，從繁忙的大南門左轉，那條巷子就藏在迎澤大街一連串建築的陰影里。小巷裡有一所在很著名的中學，叫作太原市三中。我上小學時母親就把我的戶口轉到了大姐家，這樣，我考初中的時候因為成績還馬虎，便順利地進入了那所中學。我們高考的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上了大學。光我們那個班就有二十多個人上了重點，我和我前妻都在其中。

後鐵匠巷裡清淨整潔，太原舊城的一些影子依然能從一些古老的四合院中看到。那時，全城最高的一個建築是迎澤大街上的八角大樓。每天，當我從大姐家的平房出來向三中走去時，就總會看到那座樓的背影。記得樓剛剛建成的那一天，我姐夫曾指着那座樓數來數去，告訴我它真的是有八個角。他又要我好好學習，要我將來考到北京去上大學，畢業了就在那裡找個好工作；出差回太原時，說什麼也要在八角大樓住一夜，他也好去看看那裡面究竟是個什麼樣。

記得初次見到姐夫時，我覺得他平常，甚至丑，但我後來就忘記了他的相貌。我因為從上初中時就幾乎住在大姐家裡，和姐夫的感情也就一半象兄弟一半象父子。他人很聰明，在太原一個工廠的試驗室當修理工，回了家就是折騰無線電，家裡到處是電極板。我上初中剛學電和磁場時，十分吃力。當物理老師將他的拳頭當成兩極轉來轉去時，我頭暈眼花，很快就失去了方向。如果不是姐夫在家教我，我是不會越過那個坎兒的。越不過去，就不能考出省，就沒有了後來的北京，更別提醫學院了。

在大姐家我共住了六年。後來離開太原到北京學習和工作時，我一想起家，倒不是汾河橋西邊我母親的家，而是大姐和姐夫的家，那條安靜古老的小巷，早晨那在淡霧中有些迷濛的陽光，路上那一大片被八角大樓的背影投下來的陰涼，姐夫用銅管給我做的一盞檯燈，我們的一些笑聲和爭執。

我姐夫的生活極其簡單，由於他的肝不好，他一直不沾任何煙酒。吃過晚飯，他總是坐在房裡擺弄那些無線電電極板。他背弓着，眼鏡支在他的鼻梁上。我起初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有時候他會興奮地叫我過去，讓我聽那些靜電的模糊的聲音。他對我說他在裝一個錄音機，但和家裡那個熊貓牌的半導體不一樣，這個東西能讓人聽見自己說話的聲音，“裝好了，你就可以學外語用。”

大姐在紡織廠上班。她曾經做過勞模，好像不是萬米無疵點就是十幾萬米。我很驕傲。但初中的一年，學校組織我們到紡織廠參觀時，我卻只覺車間裡機器轟鳴，震耳欲聾。戴着工作帽身材弱小的女工們，匆忙地穿梭在車床之間。我當時非常難過。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也第一次懂得了為什麼大姐會經常對我們說：聲音大點兒，我剛才沒聽清楚。

大姐坐班車去上班，接送站在鐵匠巷附近的南宮電影院。南宮是一片乳白色的建築，由於長年黃沙的吹打，顏色已有些灰白，但仍是迎澤大街上的一道獨特風景。走進南宮，柳樹深草比比皆是，晨練的人們很多，但南宮的大小角落卻把人們隔開了，人仍然可以鬧中取靜。等大姐上了班車之後，我就找個地方去背單詞，不多，一天十個。我曾想過，三百六十五天之後，就能背三千六百多，高中畢業的時候，十五萬多個，沒準兒英語詞彙都沒那麼多呢。那樣去想的時候，我總是不能不得意。我背了外語回來，大姐的班車已經不在了。晚上，姐夫把飯做好了，便會說，走，接你大姐去。他推着那輛二八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車，和我一起往南宮走。大姐回來的時候，頭髮總是凌亂了，臉上也有倦容。見了她，姐夫就把她手裡的飯盒背包拿過去，然後把手張開，誇張地一指他的自行車說：老婆，專座！女工們就笑，說黃國華真是一個活寶。

有一個夏天的傍晚，姐夫讓大姐先回去，說他要帶我到夜市上看一會兒。大南門那兒有個很大的夜市，賣什麼的都有。在亨得利鐘錶店門口，人們圍成一堆，中間是一個簡陋的磚灶，爐口裡炭火旺盛，一口大得能讓人跳進去洗澡的鍋上正熱氣蒸騰。一個胖大漢子站在鍋前，腦袋上放着塊白不白灰不灰的毛巾，毛巾上是一團面。他手裡拿着兩片利而薄的刀片，汗流浹背，手起之間，刀削麵便如片片飛花，飄入鍋里。圍觀的人們連聲喊好。漢子也就更加賣力地表演起來。但他不象別的做面師傅，頭髮根本沒剃。姐夫問我想不想吃一碗，我說不吃，怕做飯的把頭皮都掉進去了。那個人聽見了，就把兩個片兒刀停在半空，大聲嚷嚷：“誰說的，誰說的？有種的你就給爺爺我站出來！”我和姐夫就往後面退。退了沒幾步，那個削麵的又開始表演。我突然大着膽子吼了一聲：“爺爺我不是沒種，是噁心你今天連頭也沒洗就敢出來招搖！”那人就把面“噗”地一聲摔在案上，朝我的方向走來。

姐夫低聲說：“強強，你快跑吧！不跑就沒命了！”

我撒腿就跑。那個人追着，喊着，我用了快二十分鐘才甩了他。我到了家後半個多小時，姐夫也回來了。問他怎麼才回來，他笑說，他當時也是想跑的，但嚇壞了，連動也動不了。後來又想跑，還沒來得及，削麵的卻已經過來了，一把扯着他的領子問那個混小子朝哪兒去了。姐夫連想都沒想，就朝鐵匠巷那邊指了一下。他往家走的路上，還碰見那個人，氣喘吁吁地，說混小子爬上了房，沒抓到，又謝姐夫給他指了路。

大姐不幹了：“你就真給人家指路了？你也不怕強強被人家打死？”

姐夫不好意思地說，他慌忙之中沒有細想。

大姐就把我拉過來讓他看，說我從房上掉下來的時候，褲子都扯破了。

姐夫盯了我一陣，大笑起來：“你都一米七多了，褲衩兒還穿大花布的？”

我以牙還牙：“你都快四十了，人家刑具還沒有用，你就招了？”

姐夫憨然一笑道：“招了就招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軟骨頭，關鍵時候有你就行了。”

　　　　　　　　　　　　　　　　　　三

我那時候經常闖禍。初中的時候，我對一個叫王秀子的女生非常一廂情願，總喜歡坐在窗口看她經過。她喜歡穿紅色的衣服。當她穿着玫瑰紅的裙子出現時，我總是想入非非。有一次，我看見一個男生給她獻殷勤，就把那人叫到操場上打了一架，還把一塊兒煤糕扔了過去，把人家的後腦勺兒都砸破了。煤糕什麼東西？就是把煤面子用水和好，製成坯子，曬幹了燒火做飯，比磚頭還要硬的那種東西。那個人命大，居然沒有被我打死。

大姐和姐夫都被班主任叫去訓話。班主任說丁強本來是個好苗苗，但最近上課時又寫情書又發呆的，這樣下去別說上大學出省了，連中學都畢不了業。

大姐回了家，黑着一張臉，二話不說就從廚房裡拿了一根攆面棍兒。姐夫說：“別着急，讓我和他先說說。”

他就把我從他背後拉出來，說：“強強，你這是怎麼了？你不是說你想到北京去上大學嗎？可你這麼下去，別說北京了，就是山西大學也不行啊。你看我和你大姐，沒趕上好時候，沒上過大學。你條件這麼好，你怎麼就不開竅？”

大姐不耐地說：“他是豬腦子，跟他講道理是不行的，要打！”

我躲在姐夫身後說：“你又不是我媽，你敢！”

大姐聽了便象一個母老虎那樣撲了上來，嘴裡還喊着：“你個混帳連我的話也不聽了！你吃了我家那麼多飯，我都餵狗了？你給我吐出來！”

我道：“吃就吃了，吐不出來了！”

大姐推開姐夫又一次沖了過來：“不吐我就打死你！把你的屁股打爛，打得象菜花那麼爛！”

我跑了出去。當下就騎車返回橋西母親家裡。我賭氣說，我再也不去大姐家了。母親說：“你還以為你是老幾，就怕你以後想回都回不去了。”我說：“回去？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可當天氣變冷的時候，我就有些後悔自己的舉動了。我從鐵匠巷騎車回橋西，要三十分鐘左右，一天往返四次，清晨即起，天黑回家。太原風沙大，每到黃昏起風的時候，人就象在旋渦的中心，心裡絕望而煩惱。尤其是當我騎到了迎澤橋上，在汾河上下那一片空曠開闊的地帶，風颳得非常肆虐，騎到家裡時，臉早已凍得麻木，等漸漸暖和起來時，牙齒又冷得讓人痛苦。我跟母親說我還想回大姐那兒住，母親說她說了不算，我得自己和大姐說。可事情都過去兩個月了，大姐對我還是黑着張臉，她那個樣子弄得姐夫都不敢跟我怎麼說話。一天中午，下起了大雪，我就到大姐家去了。沒想到她那天倒班，在家。

姐夫見我來了，就要盛飯。大姐把碗奪了，說：“你不是說再也不來了嗎？”

我扭頭就走，姐夫扯住了我，又把一碗飯放到我跟前。

大姐說：“你是想吃完了今天這頓飯就走呢，還是以後就不走了？”

見我不說話，她又說：“要是只吃這一頓，我就不廢話了；但要是還想象以前那麼住下，你就得守我的規矩。”

我低聲問：“什麼規矩？”

大姐就說了一大堆：不能和人打架，不能給女生寫情書，考試要在年級的前五名之內。我統統答應。那天晚上，我在做作業的時候，大姐過來問我，那個女生漂不漂亮。我說哪有什么女生。大姐說，“你千萬不能分心。先要考上高中，再上大學。憑你的長相，只怕今後是女孩子跟在你後面追呢。”我說，我誰也不要。大姐就笑，說，“那個人那麼厲害呀。”我就吞吞吐吐地說，王秀子比我學習還好，以後肯定是要考到重點大學去的。我又告訴大姐說，她考哪兒，我就考哪兒。大姐嘆口氣：“你這麼小，說說算了，千萬別陷進去，搞不好，會傷害自己一輩子的。”我見她頭一次這麼和我說這樣的話，就大着膽子問大姐是怎麼和姐夫認識的。大姐說，她有次去醫院看病時遇見了姐夫。姐夫多嘴，問了她一句話。如此而已。我問是什麼話。

大姐說：“‘那位女同志，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不相信地看了姐夫一眼，他還在那兒折騰那堆電線。

“就那麼一句話？”我問姐夫。

姐夫看了我們一眼：“就那麼一句。不過，你大姐那時眼睛裡根本沒我，這幾年才變了，眼睛裡快沒有別人了。”

大姐笑笑：“行了，少說一句沒人把你當啞巴。”

後來我悄悄問過姐夫，別人是誰。姐夫說是李家老大。我說人家沒名字嗎。姐夫說，是個外號，你知道人家名字要幹什麼。我說這外號聽上去象個黑社會的。姐夫說外號是不怎麼好聽，可人家又有錢又有權，活得滋潤多了。不過，我看姐夫說話的口氣，他根本不在乎那個姓李的人，大姐也不在乎。我後來常聽見姐夫這麼說：“我要是象李家老大那麼有本事，你就不會吃這麼多苦了。”加級，分房子，提干，很多次他都半真半假地說過，還問大姐後不後悔。大姐說：“你要是他就糟了。”一段時間，那個人成了一個他們夫妻間調侃的話題。只是有一次，我半夜醒來，聽見裡屋裡大姐還在和姐夫說話。姐夫說：“其實那個人還是不壞的，你不要再記恨他了。”大姐說：“我早就不恨他了，要是還恨他，我就對不起你了。”

我後來就很少去接送大姐了。大姐常在我醒來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蹤影。姐夫還是很執着，上下班的時候到南宮去接送她。他那一年更小心了，因為大姐有習慣性流產，而到冬天時她又一次懷孕了。他們每走到院子裡的時候我就聽見姐夫在叮囑大姐：你小心點兒，這兒有個坑。或是說，站在那兒別動，等我把這輛車往裡面靠靠。

但大姐的孩子還是沒有保住。

她有一天去上廁所，剛進去不久便悽厲地大叫了起來。院子裡的人都跑了出來，姐夫衝進去，一會兒把她抱了出來，鄰居們幫着，把大姐放在一個板車上。我姐夫讓我回去告訴母親，說完便拼命地蹬着板車走了。

我和母親趕到醫院的時候，大姐已經穩定下來了。醫生對母親說，不要擔心，只是宮外出血，已經控制住了。正說話間，大姐又在裡面大哭了起來，一個護士手裡抓着一團血乎乎的紙，匆匆地走了出來，那個醫生跟着她，我們跟着他們，一直走到一個女廁所門口。醫生不讓我們進去。兩個人在水槽那兒把紙看了一下。我聽見護士緊張地說：“不光有血，連組織都看見了。”

母親就問我什麼是組織。

我說：“組織就是人肉，是一小塊兒一小塊兒的肉。”

母親身體晃了兩下，靠在我身上，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大姐在一個多月後才出了院。我姐夫蹬着板車，母親坐在大姐身邊，不時為她掩着棉被。我自行車上掛着大姐用過的臉盆和被子，慢慢地跟在他們身後。大姐不時睜開眼睛問：到家了沒有？到了沒有？

我大姐以後再也沒有回過紡織車間。她到工會做了幹部，名字好聽，但只是組織些活動，發電影票，給職工分東西什麼的。我姐夫在大姐住院後，跑到大姐單位的人事科里，一反常態地鬧，要人家給大姐換工作。人家說不行。我姐夫問為什麼。人家說丁汝蘭是市勞模，不當紡織工了，怎麼行？姐夫說：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我老婆反正是不能回車間了。但無論姐夫怎麼說，大姐還是調不出來。姐夫就找了個人。那人給大姐的單位打了個電話，大姐就從車間裡調出來了。

“你有這麼神通廣大的朋友？”我問。

“算不上朋友，”姐夫說，“強強，這事兒你誰也不能說。你要說了，我以後就什麼也不告訴你了。”

大姐從醫院回來後，姐夫依然接送她上下班。有一回，我又跟他去接大姐了。在班車門口，姐夫說什麼也要讓大姐坐到自行車的後座位上，他則走着，推着大姐。走到鐵匠巷附近，姐夫對我說，我們先回去了，你自己慢慢走吧。然後他蹬上車，突然把身體從自行車上立起來，在無人的小巷裡把自行車扭來扭去，大姐罵他瘋了，他只是大笑，兩個人很快就消失在遠處。我慢慢走着，不由幻想着自己今後會有的相似的幸福，我想擁有他們兩個人一樣的笑聲。當然，載着我和王秀子的，絕對不會是姐夫那輛破自行車了，而是火車、飛機、遊艇之類更高級的東西了。

一年之後，大姐的兒子生下來的時候，我們都忙着給他起名字，酸的有象黃書桓，土的有象黃保國，洋的有象黃約翰，怪的有象黃璜的，反正什麼名字都有。念出來，連起名字的人都恨不得要抽自己嘴巴子。我一向沒有什麼文化的母親說，小名她已經想好了，叫棒棒。大名誰也不能起，得姐夫起。我姐夫脫口而出：“黃志達，志在必達。”我笑道：“這麼有學問！”問他兒子將來要達什麼志，姐夫說，“沒什麼志，就是上個大學，找個好工作，不用象我們這麼辛苦。”

棒棒生下來的時候，姐夫的錄音機也快做好了。一個晚上，他叫我和大姐都過去，得意地按了一下，棒棒的哭聲就從裡面響了起來。姐夫催我們說話，我說：“姐夫，你真的做成了？”他說：“我從不吹牛。”大姐這時正哄着棒棒，說棒棒聽話，睡覺吧。姐夫就把磁帶倒回去，將我們三個人的聲音重複着。他得意地問：“怎麼樣？”

正說話間，電停了。我遺憾地啊了一聲，姐夫叫大姐把所有的電池找來。大姐就借着月光忙碌了一陣，把電池都堆在姐夫面前。錄音機又可以用了。姐夫說：“你們不能光說話，唱點流行歌曲什麼的，也對得起我的辛苦。”我讓大姐唱。姐夫笑道：“她的嗓子不能聽，一唱歌就會把棒棒嚇醒的。”大姐笑着把棒棒遞到姐夫手裡，走到了裡屋，一會兒她出來了，哧地一聲劃着了一根火柴，火苗照着她微笑的臉。她把幾滴蠟油倒在桌上，把蠟燭放好，說：“強強，你念一段外語吧。”

我就把英語書拿出來，結結巴巴念了一陣。姐夫抱着棒棒，拍着他的背，笑眯眯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