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黃志達黃棒棒長到三歲的時候，依然還是一個乾瘦醜陋的小孩兒。人們說孩子沒有醜陋的，但他實在是丑，兩隻眼睛眯縫着，脖子裡和背上全是象雞皮那樣的點子，就連我母親都悄悄說：實在是丑，沒一點你大姐的樣子，丑得連你姐夫也不如，將來怕是連老婆都找不到。

但等我大一的時候回來，棒棒已經脫胎換骨。我一走進大姐家的院子，就看見一個很清爽的小男孩兒，盯了我一陣後，就很伶俐地叫我六舅。我疑心自己聽錯了，便問他他爸爸叫什麼。他說：“我不光知道我爸爸叫什麼，還知道我媽叫什麼呢。”我就讓他說。他說是丁汝蘭。又問他怎麼還記得我，姐夫已經從屋子裡出來了，說大姐經常拿着我的照片讓棒棒看。

我說：“棒棒變得連我連不敢認了。”

姐夫得意地說：“可不，我以前都嚇壞了，以為他會長得象我這麼丑。”

過了三天我又去，棒棒在院子裡和小朋友玩兒，見了我也不說話了也不喊舅舅了。我拉住他問，你不認識我了嗎。他說認識。

“那我是誰？”我問。

他說：“你給我買個冰棍兒我就告訴你。”

“混帳！”我笑着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走進屋我對姐夫說，“你這兒子刁得狠，長得象我大姐了，不知性格象了誰。”

棒棒在外面聽見了：“我媽說象你！”

我對姐夫說：“你得管教一下這個小東西，他憑什麼罵我？”

他說：“你憑什麼先罵我兒子混帳？嘿嘿，你活該。”

棒棒的聰明覺悟還體現下面這件事情上。我有年回去過暑假時，棒棒非要讓我給他講故事，講了很多，棒棒還是不肯罷休，我就給他講曹操兵敗的故事。這故事是姐夫在我小時被我逼急了編出來的。話說曹操仗敗之後，帶着敗兵三千來到太原，當時汾河邊上的洋灰橋還是一個搖搖欲墜破爛不堪的木頭橋，一次只能過一人一馬。每次要走二十多分鐘，姐夫便模仿着馬蹄的聲音：噠噠，噠噠－－－－－－噠的我煩了，說什麼時候才能全過去。他說明年夏天吧。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想起了舊事，便問他，人馬總算過去了，後來呢？他說後來曹操又打了一仗，又是大敗，又只好回到洋灰橋，噠噠，噠噠－－－－我說算了，你騙人。

我剛給棒棒講起了這段三國，姐夫就笑，說：“你都上重點大學了，還是這點兒水平啊？”

我也不理他，只是給棒棒噠個不停。小傢伙突然問：“六舅，曹操當時在汾河哪邊兒啊？”

“東邊。”

“他要去哪兒養兵呀？”

“山東，”我隨口說。

他就跑了。

我就問姐夫他們最近單位怎麼樣。姐夫說清貧些，還不至於活不下去，但你大姐就不行了，一天到晚回來說單位要精簡，工作都快保不住了。大姐說，你姐夫這個人膽小，已經愁得睡不着了。我問她，要是被減下來怎麼辦。

“我去做衣服，開個店什麼的，”她道。

“算了，減下來就在家呆着，你那個身體還不如我的，”姐夫說，“我到外面攬點兒活，幫人家搞點兒裝修什麼的就行了。”

大姐就告訴我，姐夫現在晚上在幫一個公司看大門，早晨再去上班，很辛苦。

我聽了很難過，說我畢業了以後，會想辦法幫他們。又問姐夫他最近的肝指標化驗結果怎麼樣。他說基本上還能控制住。

正說着，棒棒拿着一本地圖走過來，“六舅，你錯了。”

“我錯什麼了？”

“山東在山西的東邊，要去得過東山，出娘子關。洋灰橋在姥姥家那邊，靠西山。曹操要過了橋，就到西山了，出了西山，就得過山西西邊，再過黃河，那他就越走越遠，不是往陝西去就是往內蒙去了。他要去山東，根本不要過橋！”

我目瞪口呆，大姐姐夫則笑。

“你連七歲的孩子都哄不了，你能畢得了業嗎？我是不敢靠你的，”姐夫說。

“這故事最早還不是你說的？是你說的臭！”我爭辯道。

大姐把兒子拉過來，親了一下。

我回了北京以後，大姐就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她已經下崗了，在橋西附近開了一個店，生意還馬虎，只是剛開張，她又木訥，方方面面打點不過來。又說不光要對付稅務街道，還有些難纏的顧客。“但你不要擔心，老天沒有絕人之路。棒棒是個聰明懂事的孩子，成績總是班裡的第一名。有那麼一個兒子，我和你姐夫什麼苦都吃得下。”

我一直沒有把大姐和自謀職業者聯繫在一起，也不知道她的艱難。每次回家也很少到她的縫紉店裡去過。

大三暑假的一天，我在姐夫家吃過飯，帶着棒棒去給大姐送飯。那天剛下過雨，路上這裡一個坑那裡一灘水，大姐的店前用灰渣鋪了一條小路。

棒棒突然說，“六舅，騎過去，騎過去！”

街的那頭停着一輛皇冠，象葡萄酒一樣的暗紅色。車身上滴着晶瑩的雨水，幽紅的漆面映着灰的建築，綠的楊樹，車輪附近到處是零落的樹葉白花。在那個簡陋陳舊的住宅區里，它就象是一位絕代佳人。棒棒那個小傢伙最喜歡汽車了，我便朝路那邊騎去。這時，一個男子匆匆從大姐的店裡走了出來，我來不及躲閃，一下子撞在了他的身上。男子穿着考究，淺色的褲子上濺滿了泥水。我連聲道歉，他只是退了一步，頭卻連抬也沒有抬，便朝那輛車去了。發動機響起的一瞬，棒棒搖着頭，有些遺憾地說：“好看是好看，就是車發動起來的時候聲音太小了，不氣派。”我好笑地說，“棒棒，那才是好車呢！”汽車從我們身邊飛快地駛過，很快就消失在小巷盡頭。

走到店裡，大姐正望着窗外，眼圈有些發紅。

我問她怎麼了，她說顧客對她做的東西不滿意，罵她把布料都毀了。

“是不是剛才那個男的？”我問。

“是。還說早知如此，不如到商店去買。”

我說：“混帳！裝什麼裝？那就早去啊！”

棒棒也用小手拍了一下縫紉機：“混帳！”

大姐便笑道：“你也會罵人了？”

大姐又問棒棒作業做了沒有。他說都做了，還幫爸爸掃了地。大姐愛憐地看着他，突然自語一樣地說：“有這麼好的兒子，老天不是偏愛我還是什麼？”

　　　　　　　　　　　　　　　　　　五

從初中時為王秀子砸破了別人的腦袋起，我已經喜歡她好幾年了。到北京上大學後，她已經很少穿紅色的衣服了。她說她穿紅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麼浪漫，而是出於一種無奈。我問為什麼。她說她總是撿姐姐們的舊衣服穿，那時候衣服的顏色又單調，除了紅的還是紅的，她早膩了。她說她穿紅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麼浪漫，而是出於一種無奈。如果她今後有了錢，她是一點紅色也不要的。對她來說，紅色代表窮，過去，無可奈何，沒有口味。她要中間色、藍色、丁香色，墨綠色、白色、黑色……我說，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她又告訴我，她雖然象我那樣在一個大家庭里長大，但卻從沒有象我那樣，和兄弟姐妹們關係親密過。

有一回，我們兩個人躺在園明園一片金黃的蘆葦里，她說她心裡很難受。因為那天是她小妹妹的祭日。她傷感地說，“我小時候最恨她了，她死的時候，我還高興過。”

她有兄妹五個，家境貧寒。她小時最嚮往的是一雙白球鞋，但母親從來沒有給她買過一次。所以，每當學校有運動會和演出時，她就一個人躲在家裡用白粉筆往鞋面上塗色。對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來說，穿着那麼一雙鞋在正式場合拋頭露面簡直就是恥辱。母親很溺愛她的妹妹，從沒有罵過她，秀子和妹妹吵架時，母親責備的總是秀子。秀子曾在夜裡祈禱過世界上只有她，而沒有妹妹，也想過如果父母的孩子少一些，她母親對她的愛就會多一些。每一次這麼想的時候，在她的黑名單上，她第一個劃掉的就是妹妹。一天，她下學回來，見院子門口圍了一堆人。進去看時，地上有一灘血。鄰居說，她的妹妹爬到一輛小轎車上玩兒，司機倒車時沒有看見，把她甩了下去……

“從那以後，我就一直沒有愛過我自己，”她說。

我把她抱在懷裡，告訴她，我愛她，勝過我愛我自己。

她淚光閃閃。

我們喜歡在黃昏時到學院路上散步。秀子有各種各樣的怪想法，比如說，看見一個將夾克衫和西褲搭配在一起，手裡提着尼龍袋的面色從容的中年男子時，她說：這個人最起碼是個講師。我說我同意，因為我的老師們基本上都是那個打扮。她又說她能看見我十幾年後也這麼在學院路上走着，紅尼龍兜子裡上課時放講義，從食堂出來時放饅頭，後座位上夾着一袋大米，車把上掛着用糧票換的雞蛋。我說，“你別糟蹋我了，你糟蹋我就是糟蹋你自己。”

“何以見得？”她問。

我說：“十幾年後能逼着我到農貿市場拿糧票換雞蛋的人，肯定是你。”

她滿臉飛紅：“我才不會嫁給你呢。不過，我在路上見到你的時候，我會說：啊呀，丁強，十好幾年了，你怎麼還這樣兒啊？”

大學的最後一年我才把秀子帶給家人看。大家很早就知道我曾經為她差點兒把人打死過。秀子走進我家的時候，她的手微微發抖。我一一介紹着，她一一叫着大家：大姐，姐夫，二姐……作為這個家裡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兒子，我時常感到我自己不止是有一個母親，而是有六個，且是六個特別愛我特別為我自豪的母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曾被這些母親強迫着穿過她們自以為最適合我的衣服，被她們干涉過我選擇什麼樣的專業和交什麼樣的朋友。她們為了我，不僅互相爭吵過，還一起設計過我的未來，想象過那個將來會成為我的妻子的人。當我做了她們認為不對的事情時，即使是在我上了大學之後，我的耳朵還被擰得發紅過。所以，當秀子和我走進母親那個狹小的單元房時，五個姐姐和一些姐夫齊齊回頭看着我們的時候，我突然有了冷汗。那天不光人多，大家還一人手裡拿着半顆西瓜，正吃得昏天黑地。我們家有那樣的習慣已很多年，夏天時，吃過晚飯，把西瓜打開，一起說笑。那天，也是一樣。大人們有的站在廚房裡，有的坐在過廳里，我的外甥們則跑來跑去。

五姐把一顆西瓜從中間開成兩半，“這是你們的。”

秀子看了看，說了一句話：

“我胃口小，只吃一塊兒行不行？”

說實話，那種瓜並不大，因為不大，大家才一人拿了半個吃。

“行啊，怎麼不行？你別客氣，就當是在你自己家裡一樣，”大姐說着就叫姐夫去切瓜。但秀子又說了一句話：“我去切吧，我喜歡切成塊兒放在碗裡用叉子叉着吃。”我聽了就在桌子下面踩了她一腳。

秀子話音剛落，大家就立刻安靜了下來，連孩子們也不跑了。靜得真是連一根針掉了都聽得見。

五姐也算個太原市文學屆的名流，經常寫些教女人怎麼坐站吃穿、美麗動人和擒拿配偶的文章。她聽了那話便走進廚房，很快就用一個盤子盛了幾小塊瓜，端到了秀子面前。她然後微微笑着對孩子們說：“你們以後也得斯文點兒，你看你們，哪兒象吃瓜，倒象洗臉。”

大家馬上也恢復了正常。

秀子走了以後，我問大家王秀子怎麼樣。

大家都說不錯，說罷就又接着吃瓜。五姐快人快語：“強強，你是想聽我說實話，還是說假話？”

“當然是真話。”

“長的很漂亮，做派很精緻，”她說着已經忍不住笑了。

四姐說：“你不就是一天到晚在教人精緻？”

“嘿，那不過是文章，這可是生活啊！”五姐反駁。

大姐說：“人家不就是沒象你那麼抱着西瓜大吃嘛。”

五姐反駁說：“不是沒象我，是沒象你，沒象大家！每個家有每個家的傳統，強強說王秀子也是在大家庭里長大的，可她比我教出來的那些女讀者還出色，你們願意讓強強找這麼人嗎？”

姐夫笑道：“你住嘴吧，再說一句話，強強就要恨你了。”

大姐說：“你要再說，連我也要恨你了。我看人家挺有個性，實話實說。膽兒小的，一進來看見我們的樣子，嚇都嚇跑了。如果人家把你給的那半顆瓜吃了，你可能又會說別的了。”

我追着大姐走到廚房裡：“大姐，你說的是真的？”

“我什麼時候騙你了？我平生最恨別人干涉他人的戀愛。做家人的，最多只有資格給你提一些參考意見，說多了就過分了，”她說。

“我想一畢業就和她結婚，”我說。

大姐看了我一陣，微笑着：“好啊！希望你將來老了想起自己的戀愛時，還是覺得那塊兒煤糕不扔不行。”

　　　　　　　　　　　　　　　　　　六

我在畢業的時候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把醫放棄了，去藥廠工作。二是做實習醫生，去北京一家醫院的急診室，但會清貧。我心裡是想去醫院的。但秀子說，去藥廠吧，醫和藥都差不多，醫就是藥，藥就是醫。我知道她是裝傻，便說：如果醫能和藥一樣，男的就和女的一樣。親愛的，你就和我一樣。她想不出別的話反駁我，只好說：醫院就醫院吧。

我們沒有家，她和我都住集體宿舍。我的室友因為我和秀子新婚，特意把宿舍讓給了我們，自己則搬到隔壁和別的哥兒們擠了幾個晚上。但他的日用之物卻沒有搬去，一早一晚，他都得過來拿東西。他先小心地敲門，跟我很不好意思地道歉，說他不是成心的。他一會兒拿走了短褲，一會兒又回來說他忘了牙刷。他是個婦產科大夫，我不能讓他臭烘烘地去上班，玷污了我們醫生的職業形像。我把東西遞給他之後，就又接着和秀子溫存，發誓說：憑我的能力，幾年之後我一定再也不會在這種地方住了。她閉着眼睛問我那會住在哪兒。我說：住一個獨家的小樓，面向大海，聽得見濤聲，聞得見海風，落地的窗子，滿院的鮮花，陽光是陽光，藍天是藍天。她說：你說的不是北京吧？我說：當然不是，是加州海濱，總有一天，我會帶你到那裡落腳的。她嘻嘻地笑：你是個騙子，不過我原諒你。

秀子那時還沒有象後來那樣能入骨三分地挖苦我，我還有很多慶幸的感覺，覺得我妻子不俗，覺得自己真是找到了象大姐和姐夫那樣相濡以沫的愛情。

新婚的生活很快就不浪漫了起來。我記得有那麼一夜，室友去外地出差，我和秀子已經上了床。半夜兩點的時候，室友回來了，見了我們非常尷尬，說他沒想到，要知道秀子在，他就會在火車站蹲一夜的。秀子躲在被子裡對他說：你出去一下好不好？室友便到走道里等。秀子開始穿衣服，內衣、襯衣、襯褲、毛衣、外套、大衣……我問她你要去哪兒。她暴怒地說：哪兒都行，只要不是這裡！她往樓下沖，我在後面追，在宿舍樓下面的小路上，我拉住了她。

“我們有了房子就好了，”我說。

“你哄鬼。你們室主任都四十了，還和老婆擠在筒子樓里，他老婆把他的內褲洗了就掛在女用洗手間裡。圖案是米老鼠！你不知道吧？！”

“大家剛來時都是這樣，慢慢就會好的。”

“什麼是剛來？剛來是三天，一個鐘頭，最多不超過一年！就算你是剛來，他也是剛來？”

“你要我怎麼樣？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你我也得那樣，誰都要經過這一步。”

“我就不想那樣！”

“不那樣你要怎麼樣？你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就是不那樣！”

“你到底想讓我怎麼辦？”

“走，出國！”

“我什麼時候說我不走了？！”

“你連托福都沒考，你根本就不想走！”

兩個人吵着，叫着，擁抱着。回到宿舍來，室友已經酣聲如雷。秀子和衣躺在我的懷裡，眼睛看着窗外，直到天色微明。

她自那以後就再也不來我的宿舍，說她不能丟人了。後來每當我要碰她的時候，她便把我的手拿開，說她不能為一時的生理快感而害人害己。在我們結婚後的兩年裡，她懷孕兩次，也人流兩次。都是她做的決定。最後一次去的時候，我的室友是主刀的醫生。他悄悄對我說：“你老婆是醫盲，你難道也是？她以為子宮裡長的都是豬油，多刮一層她就能苗條一點兒對不對？”他又說：“我從沒見過女人躺在那兒了，還能象你老婆那樣談笑風生的。”我辯解道秀子其實是個膽子很小的人，說笑一下不過是給她自己壯膽罷了。室友冷笑道：“那也要看是怎麼說笑。”他然後又說，秀子想做結紮，他不干，說這事兒他不能不讓丁強知道。秀子就笑道：“你和丁強說幹嘛，他還不放心你的技術呢！你沒準兒會把韌帶當成輸卵管的。”我聽了以後不語。室友又說，“她不是沒把她放在心上，就是沒把你放在心上，橫豎你小子以後是沒好日子過的。”

我和秀子婚後第三年的元旦是在她的辦公室里慶祝的。她點了幾根蠟燭，和我舉杯說：“爭取明年就考出去，下個元旦的時候，我們不是在加州過就是在芝加哥過。”她之所以提到芝加哥，是因為她的一個大學同學在芝加哥念書。他叫徐力，一直鼓勵我們倆出去。

我在北京念書和工作的時間共有十年。北京給我留下的印象很特別，不安和誘惑連在一起。比如長安街的風景很美，但我卻是一個過客，那種雍容之氣讓我總是充滿了敬畏。又比如北京的公園不錯，但我的身份尷尬，忙着謀生已經無心欣賞，但仍會對親戚朋友說，北京最美的地方是某某公園的柳樹或某某園林的蘆葦。好像我真地習慣了北京，和北京有了默契。北京是一個要麼能讓男人站起來要麼摔下去的地方。摔的人居多，所以當一個人摔倒的時候，人們都因為習以為常，已不在乎聽到頭骨粉碎的聲音。但當一個人僥倖站了起來的時候，他卻也聽不到應該聽到的喝彩。站立本來是一個非常動人誘惑的過程，但到一個男人終於能夠站起來的時候，他卻會詢問自己，以往的堅持究竟值不值得，甚至還會懷疑自己過去的神經是否出了問題，因為很多能在別的城市輕易得到的東西，在北京，人卻要多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我一直就是那麼仰視着陌生的北京，蜷縮在北京，心態一直和它有着無限的距離。我逃離北京的時候是二十八歲，對我來說，站立不站立已全無誘惑了，站着和躺着一樣都是空空蕩蕩。其實，我在把秀子都賠給北京之後，就已經開始知道，自己的人生連空蕩二字都算不上，只能用負數概括。

後來，在太原的一家醫院裡，一個病人聽見了我的北京腔後，問我是不是個北京人。

我說：你不是拿我幽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