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關於習帝“兩個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之論有過不少批評批判的文章。這篇文淵的文章將那謬論的要害處講得相當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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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淵：“兩個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的要害

發表於 2019 年 04 月 26 日 

一

四月一日是“愚人節”，不甘寂寞的一尊帝在“愚人節”當天出版的第7期《求是》雜誌上發了“愚人”之文，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是他鐵心復辟毛四九年以後的路線，復辟文革，頑固地拒絕一切政治改革的又一次誓言。其中並沒有任何新意，只不過又熱了一次2013年初登大寶後的剩飯，用前後兩個三十年無法迴避的價值悖論來“愚人” 而已。

他們在前三十年以革命的名義，用非法的強盜行徑殺地主，搶資本家，“剝奪有產者”，使所有財產和財富都歸到名義上的“國家”手中。不僅原來的無產者繼續赤貧一無所有，所有的有產者也都淪落為真正的無產者，成了“國家”的奴隸。而這個國家為黨所有，黨又由毛來獨裁，成了新型帝王，於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後三十年，這些統治者又以改革的名義，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國家機器，巧取豪奪，將“國家”的財富公開地放到自己的口袋裡，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個個成了富可敵國的新資本家和地主，成了他們前三十年要打倒、要剝奪的對象。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前三十年搶劫，後三十年分贓。他們前後的行動互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所謂“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其要害就是維護中共極權的合法性，企圖堵上已成燎原之勢的恢復歷史原貌的思潮，並將其妖魔化為否定中共紅色革命歷史價值的“歷史虛無論”。

其實，這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謬論早已被駁得體無完膚，正如《北京之春》主編胡平所言，“如果你當年的革命是對的，那你後來的改革就錯了；反過來如果現在的改革是對的，那就證明當年的革命是錯的。總不可能當年的革命是對的，今天的改革也是對的。而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它都對當前的共產黨一黨專制，構成一個根本的否定。如果你革命錯了，而共產黨專政就是建立在這個革命的基礎之上，所以共產黨專政當然沒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你當年革命是對的，現在改革是錯的，因為你已經完全背叛了原來的共產黨專政的根據，那麼你現在的共產黨專政也不應該存在。”

裴毅然在2017年11月18日的《縱覽中國》上也指出“既然‘改革開放’恢復私有制，此前剷除私有制的‘三大改造’還有價值嗎？為完成‘三大改造’進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紅色革命還有意義麼？既然回到私有制，此前國際共運所有的一切還如何享有‘歷史價值’？中共革命還有什麼必要？以公有制為旨歸的馬克思主義怎麼辦？倡導暴力革命的列寧主義咋辦？”

二

一尊帝拋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謬論，就是要為中共極權獨裁的合法性尋找理論根據。如果從此角度來看，他的說法倒也符合實際，無可非議。中共從四九年用武力奪得政權後，迄今已近七十個春秋，儘管經歷了毛、華、鄧、江、胡、習諸朝，其統治手法在政治、經濟層面上各異，甚至從表象上來看是矛盾的、完全相悖的，尤其是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但卻始終是承前啟後，貫穿着一條黑線，一脈相承的就是要維護中共一黨專政獨裁統治的合法性，維護一小撮特權利益集團非法獲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無論前三十年的“革命”、“階級鬥爭”，還是後三十年的“發財”、“改革開放”，其最終目的都是如此。

一尊帝之所以如此喋喋不休地重複這個悖論，與他耿耿於懷於龐大的前蘇聯共產帝國在一夜之間灰飛煙滅，而“竟無一人是男兒”密切相關。他自欺欺人地認為，蘇聯之所以頃刻崩潰覆滅是因為“歷史虛無主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全面否定了列寧、斯大林，全面否定了蘇共的革命歷史而導致的。經歷共產極權殘暴統治七十年的俄羅斯人民，飽受獨裁者之害，他們毅然地否決了蘇聯，歷史也無情地審判了列寧、斯大林這些血腥屠殺無辜民眾的劊子手們的罪惡。一尊帝之所以把歷史對列寧、斯大林之流的審判說成是歷史虛無論，替崩潰的蘇聯叫屈，自然是擔心中共政權有一天會落得同樣的命運!

一個國家和一個人一樣，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蘇聯七十年的歷史，劣跡斑斑，倒行逆施，他們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極權更血腥、更黑暗、更無恥，終將國家帶上了絕路，使民眾徹底絕望而被人民唾棄。歷史，一個大國的歷史，並不是隨便什麼人就可以輕易地“虛無”了。人在做，天在看，這個天就是普天下的人民，當你惡貫滿盈之時，也就是你壽終正寢之際，任何邪惡都逃不脫這個歷史規律，不管他看起來是如何強大、如何不可一世。

蘇聯和東歐共產極權倒台後，那些作惡多端的獨裁頭目們被清算、懲處，大開“夫妻店”將整個國家視為私產的獨裁者、前羅馬尼亞黨魁齊奧塞斯庫尤為甚。在1989年的聖誕節，齊氏夫婦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在行刑指揮官還未到達時，即被憤怒的民眾和士兵趕到一處殘垣斷壁，亂槍齊發打成了篩子，腦漿迸裂，血肉模糊，羅馬尼亞民眾開心地評論說他們“像一條狗一樣死去了”。

兔死狐悲，由此引發了中共獨裁者們內心深處的恐慌，力圖挽救正在蘇聯老路上狂奔的中共極權。中共紅二代羅援2015年訪問羅馬尼亞時，不忘去為昔日的獨裁者招魂。結果被告知：“埋在這兒的都是羅馬尼亞政治局委員，但現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聯想到受萬民唾棄的中共，羅援驚呼，如果自由民主派得勢，“最後共產黨人連骨灰盒都不能留下”。歷史是公正的，雖有時會遲到的，但它既不埋沒正義，也絕不會放過邪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些壞事做盡者、那些喪盡天良者自然會懼怕“連骨灰都不能留下”。

三

為了維護中共極權獨裁統治的合法性，從四九年他們用槍桿子奪得政權後，就編造、篡改中國歷史，神化、美化他們自己的黑黨史，無恥並毫無底線地為毛和中共塗脂抹粉，把他們打扮成進步、正義的化身，是中國人民的代表和希望。

毛蹬腿成了殭屍後，鄧小平出於順應、籠絡民心和鞏固自己權力和地位的需要，率先徹底否定了十年浩劫的文革，並將毛從神壇上拉下來。隨着被禁錮和鉗制了幾十年的思想體系的稍有鬆動，隨着八十年代的民主自由和憲政啟蒙運動的深入人心，一些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和有識之士，開始小心地揭開了中國現代、近代史的鐵蓋子，從五四以來，甚至從太平天國以來歷史的真面目才逐漸被還原出來。小心、客觀地重新認識和評價了這些年代的事件和人物，特別是民國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教育名流和抗日戰爭的真實歷程，各個政治力量所起得作用。

隨着這些研究的深入和滲透到各個層面，從中共的真實面目，抗日戰爭的真實歷程，四九年後歷次運動中殘酷和不可告人的黑幕，直到他們在正反兩個方面樹立的英雄、烈士和反革命、階級敵人的樣板。被中共壓制、矇騙、洗腦了數十年的民眾，才發現原來真實的歷史與中共以往塑造的完全不同，思想解放了的人們看到了一個與中共宣傳了幾十年的歷史幾乎截然相反的版本。當年中國人都確信“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就像當今餓殍遍地的朝鮮愚民依舊認為朝鮮人民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樣，國門開啟可以有機會睜開眼睛看世界後，國人無不被港台和西方世界的繁榮所震驚，遂醒悟，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並需要被解救的人，原來正是中國人自己。於是中共“偉光正”的形象一落千丈，轟然坍塌，代之的則是騙子、強盜和極權獨裁。

面對中共形象聲名狼藉的深刻危機和將被民眾徹底拋棄的尷尬局面，鞏固了地位、攫取了大權的鄧小平自然不會坐視，讓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自由發展下去危及中共一黨獨裁，於是緊急踩閘，企圖制動、扼殺啟蒙運動。既要享受對外開放的經濟成果，又要嚴防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深入民心，徹底摒棄共產獨裁極權，對鄧來說，這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鄧小平翻臉之所以如此快，是因為在政治上他和毛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他們都是中共封建極權、獨裁、一黨專政政權的建立者和維護者，他們都是竭盡全力用鐵腕手段殘酷鎮壓、取締一切民主、自由思想的暴君。他們都不可能放棄極權和獨裁，也不可能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政治改革，指望他們將中國引上民主自由的普世之路，不過是與虎謀皮的痴心妄想。

鄧曾是毛的左膀右臂，助紂為虐，幾乎參與了毛除文革外的所有罪惡。所以，他不可能徹底批毛和他的罪行，不可能徹底擯棄毛的意識形態和專制、獨裁，甚至對連他自己都受害的文革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及其勉強的。要徹底批判文革，否定文革，就必須要徹底批判、清算毛和他的路線，這是鄧無論如何都不願做，也做不到的。他骨子裡仍是個堅定的毛主義者，他的“堅持四項原則”就是最好的說明。 他和劉少奇、周恩來不是一路人，所以毛從來沒想置他於死地，在毛的心中他是個不可完全信賴，但也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這也是他能三上三下的原因。

於是就有了鎮壓以“西單民主牆”為代表的民主啟蒙運動和以反官倒、反腐敗為訴求的“六四”運動，並以太上皇的身份放倒了思想開明、有改革意願的兩任總書記。但打開的潘多拉的盒子再也關不上了，讓歷史倒車也非易事，開啟的民智無論如何也退不回到萬馬齊喑的毛時代。老奸巨猾而又精明的鄧小平也深知不可再蹈毛的覆轍走回頭路，於是只好祭起“四個堅持”的大纛，再也不提任何“政治改革”，並堵死了政治改革的所用途徑。

毛自四九年以來，沿用前蘇聯“一黨專政極權 + 計劃經濟 + 鎖國閉關”的統治模式，結果將中國引向了崩潰的邊緣。鄧小平意識到如再不做些改變，一條道走到黑，中共將失去他們最後的機會。毛模式中的“一黨專政極權”，也是鄧安身立命絕對必要的硬件，自然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只能在後兩項上打主意。於是他以“發展是硬道理”為由，採取“打左燈，向右轉”的實用主義策略，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經濟路線。提出“不論社和資”的“貓論”，打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旗號，利用中國無人權和人口紅利的低成本，不惜遺禍子孫後代的環境破壞和污染，採用殺雞取蛋式的掠奪性開發手段，引進貪婪的國際資本，一門心思發展經濟。於是被錢迷心竅的朝野呈現一派發財致富的和諧與務實，鮮有人再去關注政治、關注改革，在高速發展的經濟和不斷改善的民生背書下，中共這個馬列分店總算僥倖沒有被“蘇東坡”崩塌的大潮捲走，暫時躲過了破產、倒閉的厄運。

四

鄧小平把持實權不放，垂簾聽政直到死。江、胡繼位後，基本上是“蕭規曹隨”，繼續奉行鄧的路線。雖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成了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體，但因沒有任何相應的政治改革制約，在財富面前，一黨專製造成的沒有監督的絕對權力終於惡性膨脹、泛濫成災。向錢看，一切為了金錢，官商勾結，無官不貪，貧富極端分化，社會奉行“叢林法則”，失去了公正和正義，道德迅速淪喪，人性、人倫、人道普遍喪失，各種社會矛盾激化、亂象叢生。全民造假，民眾互害，詐騙隨處可見，從政府最高層官員的文憑造假，到文化教育學術界的造假，以至涉及所有民生的領域幾乎全面淪陷，幾乎沒有一處淨土。

江胡時期雖也頑固於“四個堅持”，打壓異議，但或多或少還留一些社會壓力發泄的空隙，適當地容忍體制內外一些與當局不一致的思想言論和聲音。以還原歷史真相、揭批毛及其罪惡為主要題材的《炎黃春秋》等一批媒體尚能有一席之地，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多少還有點發表一些溫和、不太激進的不同觀點的空間，雖仍被排擠、不被當局待見，但好歹還能保住飯碗。

2012一尊帝登大寶後，面對滿目瘡痍，民怨沸騰的局面，以廠衛（東、西廠，錦衣衛）的方式選擇性反腐，大張旗鼓地懲辦了一批貪官污吏，一時竟令朝野刮目相看，以為橫空出世，天降明君，國家有希望了。然而後續的動作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政治改革，更沒有絲毫要改轍易弦，帶領中國走上自由民主普世道路的跡象。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反腐只能起到暫時遏制腐敗的作用，不從社會制度的根子上解決問題，即如何有效地監管權力，將權力關到籠子裡，腐敗會如韭菜割了一茬又會長出一茬來。猶如糞坑裡打蒼蠅，不解決糞坑問題，蒼蠅永遠打不完。

非但如此，一尊帝還倒行逆施，竟公開為毛的殭屍招魂，妄圖把罪孽深重、已被拉下神壇的毛再供上去。大開歷史倒車，大踏步地向當年導致國家幾乎崩潰的毛路線靠攏，要重走毛當年走過的路，以為這樣就能永葆中共的一黨獨裁。處心積慮地復辟文革，竭盡全力為那個早已被全盤否定的文革正名，將十年浩劫輕描淡寫為什麼“艱辛的探索”，毛和他的四人幫的罪惡被一筆勾銷了，其實這不啻於飲鴆止渴，所謂“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謬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籠的。

隨後，標新立異開始了全面的“去鄧化”，貶低、矮化鄧小平，將鄧路線中“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等一些務實、合理的內核逐漸剝去。在國內圍剿私營經濟，大造“私有經濟退出”和第二次“公私合營”的輿論，頻頻插手搞亂香港，以武統恐嚇台灣，惡化兩岸關係，適得其反地助推“台獨”坐大；夜郎自大，愚蠢地撕掉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隱身衣，在國際上四面出擊，惹是生非，終於成功地將中國從西方國家的“夥伴”關係推到“最大對手”的位置，成了眾矢之的。

又在一幫包衣奴才和姦佞們的策劃和攛掇下，颳起了早已被唾棄、批臭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的妖風濁浪，硬把自己要打造成毛以後的另一個“偉大領袖”，卻因實在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東西，鬧了不少諸如“梁家河大學問”的笑話。在用非法手段攫取了大權、“定於一尊”後，又公然修憲稱帝，利令智昏地要當毛二，狂妄地要超越鄧而與毛同輝。終於將“改獨裁為集體領導”、“廢除領導幹部終生制”這些鄧小平時代僅有的一點政治改革全數倒退了回去。作為一代奸雄和資深的中共元老，鄧無論從其見識、謀略和能力上都是公認的，歷史地位和威望更是一尊帝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如果說一尊帝的才能連毛的一個小腳趾都不如的話，那麼他也不如鄧的一個小手指。其實“袁二”也好，“毛二”也好，充其量都不過是“二貨”罷了。

一尊帝的倒行逆施，招致了天怒人怨的嚴重惡果，將鄧江胡以來好不容易積攢的一點家底揮霍殆盡。懼於德不配位，才疏學淺，為了維護核心和獨裁，只好用製造恐怖，鉗制思想，控制輿論來挽救即將垮塌的大廈，然而這些都只能是枉費心機。如果他能墨守鄧小平的陳規，也許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還可以多苟延殘喘一陣。

當年，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晚清重臣李鴻章以“裱糊匠”自嘲，哀嘆儘管自己殫盡竭慮，但企圖要用裱糊幾張花紙來挽救大清柱倒梁傾的大廈，是自不量力註定要失敗的。如今黔驢技窮的一尊帝，拋出這個荒謬、漏洞百出的“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根本就無法“裱糊”中共這個四面漏風的破廈，怎能阻止中共行將沒落的頹勢，又豈能挽救中共一黨獨裁極權必定覆亡的噩運。一意孤行，一條道走到黑，一尊帝就只有崇禎、溥儀的下場，只有齊奧塞斯庫之流的下場，可能就是中共極權的“亡國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