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座犬儒主義的城市

作者：雲上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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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電視看到國際上從宜居角度出發，投票選出了一個世界各大城市的最新排名，即將要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北京，其排名遠遠地落在了七十位左右，亞洲排名最好的城市是日本的東京，像香港、台北的排名已經在四十位上下，而世界上被公認最好的城市是加拿大的溫哥華，排在了第一位。

　　可能有人會有疑問，舉辦奧運會的城市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城市？沒錯，但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奧運會舉辦權的爭奪在國際上早已被政治化，最新的奧運會舉辦權被倫敦市奪得，但與之爭奪激烈的巴黎市表現也並不差，實力也不弱，最後倫敦勝出為什麼？雙方對舉辦權的爭奪其實早已演變成為一場國際政治秀。

　　那麼與國際上的城市相比，北京之差，差在那裡？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差距是城市精神之差，這座城市從精神角度來講，還根本沒有走出文化大革命在人們精神領域造成的陰影，城市中低俗化傾向和貧民化傾向日益明顯。在哲學高度上粗淺的總結一句，北京作為一座城市，城市精神不振的原因是因為犬儒主義在城市中的大流行。

　　什麼是犬儒主義？
　　“犬儒主義”一般認為是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創立的，另一人物第歐根尼則因為住在木桶里的怪異行為而成為更有名的犬儒主義者，所以也有不少人說第歐根尼是犬儒主義的始作俑者。在古希臘時代，當時奉行這一主義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他們的舉止言談行為方式甚至生活態度與狗的某些特徵很相似，他們旁若無人、放浪形骸、不知廉恥，卻感覺靈敏、敢咬敢斗。於是人們就稱這些人為“犬儒”，說得再直白些就是一幫“像狗一樣的人”。

　　 雖然在哲學領域，犬儒主義的定義是大有爭議的，但其實無論 “犬儒主義”的稱呼是怎樣的由來，這些人的行為特徵卻是較為一致的，都有着扭曲的心態體現。他們一般的表現是，行為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無所顧忌，不知羞恥，無動於衷，粗俗無禮，虛榮自負，傲視一切，自我欣賞。他們藐視一切權威，誰都敢“損”誰都敢“侃”，他們並無目標，也無原則。

　　如果還不知道什麼是“犬儒“，那麼再來看看北京的王朔和崔永元，他們在文化領域，是北京這個城市的精神代表，可悲的只是，他們現在還繼續是這個城市唯一類型的文化代表。

　　王朔是文革時代的人物，也是所謂京味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文革源自北京，摧毀了中國以往所珍視的幾乎一切傳統文化，因此對北京城市精神的破壞與衝擊也最具毀滅性。我們從王朔的作品中，幾乎可以看到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總是生活在人生的波浪之上，往往從浪風之巔直落谷底，從充滿激情到充滿失落，腹中並無多少知識，卻又敢打敢拼，高度的自以為是。說實在的，這樣的一代人現在也並無多大的長進，他們並沒有利用好時代提供的契機，反倒是陷入一種自我欣賞，出現了文化層面的某種集聚和自我品味。事實上，我們從王朔以及王朔的小說中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這其實僅僅是一批為了反叛而反叛的人物。

　　我們再來看看崔永元，這也是北京文化的代表人物。崔永元的調侃是出了名的，也是有代表性的，通過電視傳媒，這種可以針對任何人，可以針對任何問題的調侃，早已經被發揚光大，甚至成為很多北京人的講話習慣。初來北京的人，還會以為北京全城的人都是相聲演員，但面對這種調侃，你又實在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有一點似乎北京人從未當真過，那就是當調侃別人成為一種習慣，成為個人與他人溝通的基本方式，這個人是很難得到別人尊敬的。北京人經常忘記的是，這個世界上還有彼此“尊重”兩個字的存在。也許，當自我為中心走向絕對，走向徹底的低俗化，這一切恐怕是無法避免的。

　　一位在國外長期接觸國內團隊的旅遊界人士回來說，她作為北方人卻最難以忍受來自中國北方的遊客，包括北京的遊客。其中，很多人甚至包括很多國內幹部的舉止行為很不得體，往往不分場合的亂開玩笑，講着不着調的笑話，大聲調侃着自己實際所知不多的事情；而一些幹部，甚至是有相當級別的幹部，滿嘴髒話，“操“字不離口，骯髒的語言習慣令人汗顏。這位旅遊界的人士透露，這些人都有個特點，他們往往對其它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知識沒有興趣，整天熱衷討論的就是吃飯，早晨吃完了，討論的就是中午吃什麼；中午吃完了，再討論晚上吃什麼。這種人往往一到國外的正式場合，連一句話正經話也講不出來，只能拿着預先準備好的稿子念。她開玩笑說，有什麼樣的官，就有什麼樣的“民”，怎麼你們生活在皇城裡的北京人都淪落到了這般地步？

　　的確，文化人與官員們是一個城市的精英，精英們的表現尚且如此，整個城市精神的淪落可想而知。令人遺憾的是，傳統的北京並非如此。

　　記得曾經有一部紀實小說對北京的文化傳統有過深刻的表現和描寫。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是個典型的北京人，她19歲的時候，就曾經隻身女扮男裝，沿着絲綢之路，長途跋涉到過印度。要說膽識，北京現代的年輕人未必比得上。小說作者清楚指出，這種類型的北京人，其實才是真正的貴族，真正的北京人。他們全無輕狂之氣，注重教育更注重家教，為人內斂而注重禮節，明是非而有風度。

　　筆者小時候在北京著名的書法家蕭勞身邊長大，曾經親眼看見蕭勞的一言一行和舉止風度。這位出身晚清的文化人，十幾年間，無論天氣多熱，從未見過他穿着背心或是內衣與人交往，但現在北京的文化人，連穿套西服都嫌約束。蕭勞講話的時候，從不高腔大嗓，總是清晰緩慢，神態自若，和藹可親。而我們現在的北京人，無論是官不是官，講話總像是在吵架。國人往往以為說話聲音大小並無多大關係，殊不知這個世界早已存在你不得不遵循的潛規則——什麼都是安靜的好。高檔車是靜音效果好的，買房子要環境安靜的，機器設備要噪音小的。總之，安靜的就是高檔的。

　　北京的城市精神應該得到重振，而承擔此重任的又非北京的文化人莫屬。顛倒的認識，有必要重新顛倒過來，這是現在北京文化人和精神領軍人物的基本責任。唐師曾是個北京人，他在《我的諾曼底》一書中承認，歐洲人眼中的大知識分子與我們現在的認識大不一樣。我們談知識分子看的是學歷，但歐洲人側重文學藝術、綜合修養，強調思想獨立、人格自由、生活品味，如作家卡夫卡、哈維爾、茨維格、米蘭•昆德拉之流。

　　北京的城市精神再造，應該首重人的修養，在這一方面，北京的文化人必須引好路，走好路，北京也一定要有讓城市真正感到自豪的文化人。只有這樣，北京才不妄有五千年的文明和數百年城市歷史的衣缽和承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