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作戰被俘軍官何昌健自述 ZT |
送交者: 一草 2019年05月29日16:44:47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逸草:看到中美戰俘歸國的待遇真有天壤之別,前者判刑入獄,後者被視為英雄。不過相比抗美援朝中歸來的戰俘,對越作戰被俘軍官的處境還是要略好一些。畢竟改革開放年代比起毛惡年代,在人性和人道主義上還是有些進步的。 曾經讀過朝鮮戰爭歸來的戰俘張澤石等人的文章/書籍。對越作戰被俘軍官的經歷故事,這還是頭一回讀到。特此分享在萬維博客。 轉自兩參老兵網 對越作戰50軍150師448團被俘軍官何昌健自述寫在歸國35周年的日子裡 何昌健自敘 2014.6.5 01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中越外交磋商及國際紅十字協會的協調下,第三批中越之間的戰俘——得以交換。 我於當天得以回歸,成為為數不多的中方歸國者之一,跨過國境線,在兩位護士的攙扶下,在距零公里處不到200米的一戰地帳篷中簡單洗浴後,換上無帽徽、領章的軍隊便裝,迅即登上大巴送到某軍隊醫院。 在半個月的調療後,便被送到"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置"的——歸俘學習隊,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學習審查”。 02 心底無私天地寬。 我所在的部隊是在1979年3月12日深夜承擔清剿掩護任務,在穿插中遭敵伏擊,當突圍占領某獨立山頭後,被圍困至3月14日下午5時左右被俘的。 到學習隊,我第一時間把“被俘經過”及在越關押的84天所有情況向工作隊和盤托出。 享受“特殊”待遇的我,每一次單獨審查——都是150師保衛科陳科長,他身高170厘米以上、塊頭較大,一雙疑似甲亢的眼睛看似有神。 初始審查、較為和藹,但比起在越南的審訊——要嚴格得多。 到後來,其態度的急轉直下,教人難以接受,使我感受到——事態的嚴重性。 在第八次對我審查的時候,總政治部保衛部-黨付部長(陳科長介紹)及陳科長給我攤牌說:“何昌健啊何昌健、你如果當時犧牲了,你家裡多麼的光榮啊!” 此時我知道——我將要承擔——不死之責。 人就是這樣,在艱難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是幸福,然而在幸福的時候,他可以把艱難忘掉。 獲得了再生的人,把當初生與死的處境拋在了腦後,在強大的政治影響下,恨不能再上前線與敵拼殺,在當初被包圍、部隊失聯並失去戰鬥力的情況下,全連53人加上沿途搜攏在一起——共104人突圍上山後的處境十分危險,我的某些話——變成了一言九鼎的“聖旨”。 正確的分析與盲目的行為,必將招致不同的結果。 人是動物、而不是植物,生命是不可再生的,希冀歸國的學習隊有利於解釋自己的言行;但現實是殘酷的,學習隊時的後期,我已孤獨無助,便整天在籃球場上打籃球,消磨時光,以——減少冷眼的可視率。 1979年的國慶節後,一列軟臥專列,把我們(200人左右、主要是448團的)剩餘歸俘送回到四川,暫時駐紮於原成都軍區五七幹校即——崇慶縣的某駐地,無所事事。 一個多月過去了,1月26號上午9時左右,我被通知——到二樓有事,剛一進門,便被兩個士兵將我雙手反扣,並用手銬銬住,在通往大會現場的途中(此時餘下的歸俘已集中到會場)送押士兵不停的將我的頭往下按,以示——認罪。 到會場後,見 付培德(副參謀長) 李和平(一連連長) 馮增敏(一連指導員) 劉興武(八連連長) 李鐵橋(八連指導員) 悉數在場,並被統一宣布為——率部投敵的首要份子——而被逮捕。 從此,我短暫的軍旅生涯就此結束,與448團的所有戰友,失去了聯繫。 在我被押往成都軍區華陽看守所的後時代,歸俘學習隊的批判會、聲討會、自我檢討會等,沒有少開。 表明——懲治這幾名“罪犯”——是應該的、正確的。 在解決了幾名“罪大惡極”的“犯罪份子”後,餘下的歸俘,處理起來非常棘手。但也必須一刀切。 服役滿兩年的所有官兵——一律轉業、復員、退伍;不滿兩年的,通過嚴格的保密教育後——繼續服役滿兩年後,退伍。 03 看守所突然送來這麼多“罪犯”,夠他們忙活一陣子。 兩天前,便騰出院內監舍(2014年5月初才知)。最初以為—— 是一些長了獠牙的惡魔,結果是——不戴帽徽、領章的參戰軍人,讓看守所大鬆了一口氣。 入獄前十天,我是食如木渣、坐如針氈、夜不能寐。未曾想,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我,剛從越南的監獄出來,又進了中國的監獄。看守所的紀律是嚴格的,作息時間如同機器。 早6點起床,10分鐘洗漱(我們6人輪流洗,不准見面,更不准對話,靳波半月後送到,便成了7人),半小時就餐,晚上十點就寢,其餘時間——一動不動地——在木板床邊坐着、稍有動彈,便招來看守一頓嚴厲的呵斥、甚至辱罵,我觸木板部位的老繭——脫了一層又一層,真感——生不如死。 政治的幼稚使我想到了身體的重要性,我便用善語——與看守試着溝通。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與多名看守的對話中,終於與一名宜賓籍尊名餘光華的士兵——達成了很多共識。 在他的值班時間裡,我可以看到更多的報紙, 更難能可貴的是: 在上、下午只允許活動十分鐘的監規下,他允許我——在活動範圍不足兩平米的監舍內任意活動,包括下蹲、上跳、做俯臥撐、甚至靠牆倒立等。 使我的身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鞏固。 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下,能享受如此待遇,我真感三生有幸,我知足了,對餘光華感激不語。 遺憾的是當他復員離所時,雖告訴了我他的籍貫及姓名,但因我們的“案子”重大,生死未卜,便——忽略了他的臨別話語。 未曾想到,今年三月,天涯博客上“巴山的層林盡染“的一篇《縣城裡當戰俘的人》的博客文章發表後,與漁歌(餘光華)的《我曾關押中越戰爭中我軍部分歸國戰俘》的網絡文章相關聯,兩篇文章中所涉及的一個人——居然是我,通過網絡聯繫,得到確認後,我便於5月上旬,專程前去宜賓謝恩。 老友相見,觸景生情,使我潸然淚下,他不但沒有用歧視的眼光看待我,而是一口一個何排長、並以朋友的禮儀盛情盛宴招待了我,怎不教人感激不已。 何昌健(右4)&餘光華(右3) 與此同時,通過漁歌(餘光華),我與同樣失去聯繫30多年的靳波等戰友,加上了QQ好友。 陰冷的監獄生活令人窒息,殘酷地折磨着人的意志,但我堅信,只要能重歸故里,必將有施展才能的天地。 1979年的6月2日,以50軍軍事法院的苟興和任審判長的判決,如下 “為了教育部隊,特依法判處——煽動投降犯何昌健有期徒刑五年”。 判決後,我兩手一攤,喃喃自語道: 我何罪之有? 苟答曰: 小何,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呀! 判決後的十天裡,我沒有上訴, 我知道,在當時的背景下,上訴是徒勞的。 蒼天有淚化作雨。 1979年6月28日上午,在滂沱大雨下,囚車把我們五人(付培德、李和平、馮增敏、劉興武)送到了四川省勞改局直屬醫院即金堂縣清江公社的201醫院,開始了我長達3年半的“勞動改造”生活。 在201農場(種植蔬菜、水果等)的三年半里,除了參加正常的勞動外,我積極參與並組織了很多場歌詠比賽、文藝演出(自演自看)籃球比賽、帶領出早操等。200餘人的隊伍基本是人人參與,個個出力,極大的活躍了監獄生活,正因為如此,我不僅兩次回家探母,還提前一年回到了故鄉。 雖有1983年末的國內形勢,被迫多滯留四十多天於勞改隊,但比起多呆一年,又寬慰了許多。 04 我是1976年3月入伍的軍人, 1978年6月提為150師448團一連3排排長。 其間,當過——改40火箭彈兵,步兵。 在部隊入團、入黨, 擔任過副班長、班長。 率班到一牆之隔的成都軍區步校作班進攻、防禦示範演練、防化示範演練,擔任過新兵班長,多次進團教導隊、軍體隊集訓。 參加過團籃球隊的集訓。 在150師舉行的軍事體育比賽中,獲200米障礙跑第三名, 參加團里100米障礙賽跑比賽獲第一名, 獲步槍射擊特等射手稱號, 獲刺殺標兵榮譽, 投彈能手稱號, 參加了由高麗華參謀長組織的校槍團隊,曾榮立個人三等功二次(包括打仗的集體三等功)、嘉獎二次。 1977年底,在師軍體隊集訓中,因運動性尿血而入院,後因不適應再進行大運動量訓練而返回連隊。 短短兩年零三個月——便提為排長, 按當時團的某些領導說,和平時代——成都軍區無先例。 1979年元月擴軍備戰後,我便成了——全團年輕的老排長。 1979年3月2日,我所在的部隊從四川什邡駐地開進集結至廣西的寧明縣某村已是3月5日深夜。 3月6日上午正在召開支委擴大會,傳達前線戰報及小結開進途中經驗教訓時,一聲令下便火速登車向越南領土進發。 6日夜裡,是在開進的車上度過的, 7日上午,徒步搜索前進,夜間在越南某山溝露營。 8日上午,繼續搜索進發。 戰爭是殘酷地,場面是慘烈的, 當我所在的部隊戴着防毒面具穿過高平公路時,一具具已經腐爛的軍人屍體躺在腳下,其中不乏豬、牛、羊等牲畜,馱着無後座力炮的騾馬——也難逃厄運。 3月8日下午3時許,我排奉命——搶奪一高地並堅守,攻克下來,除了2人受傷外,無其他傷亡。 為了鞏固陣地,我便迅速作出設防安排,挖掩體構築之事等。 10日上午10時許,我排正在召開防禦工作會,突然間本高地如同下雨般的子彈——傾瀉而至,通過積極防禦反擊,陣地得到了鞏固,直到下午4時左右,經清點,輕重傷五人,撤離陣地。 另犧牲二人,其中一人因大臂被疑似高機彈擊中已斷,流血不止,失血過多死於我懷中,他叫陳武雄,廣東籍,時任副班長。 12日上午7時,接到撤離該高地的命令後迅即下撤,我的排處於斷後位置,回撤一公里左右,接到——返回原高地的命令,我排第一時間搶占了營連曾經所在的高地,直到——夜裡12點。 接到繼續向密林深處清剿回撤、掩護主力部隊撤離的命令。 我所在的連隊——便盲目的向越南縱深穿插。 在伸手不見五指、任務不清、敵情不明的情況下,我所在的部隊遭遇了越軍的伏擊,當我們突圍占領制高點後,天已大亮。 四周的山居然全部都比我們所占的山頭高,我們就此被包圍了! 3月14日下午5時許,在指導員、連長的引領下,104人就此被俘。 05 被俘的日子難以言狀。 八十多天,除了五一節吃了如豆腐乳大小的一塊豬肉外,其餘全部是拳頭大的一團飯(其中有大米、玉米粒、木薯等),一碗清水、每天兩頓。 關在一間五平米(二人)終日不見陽光的監舍,所以造成大多數人營養性浮腫。 (在回國後的審查時,我們的那位陳科長還風趣的說:何昌健,你在越南還長胖了) 在越期間,少不了的也是——審訊,最多的是——對總設計師鄧的攻擊,我巧妙地利用給當時軍隊每人每天增加一分錢的生活標準給予讚揚,當提到我們是侵略者時,我利用斯大林反擊柏林的戰例——予以註解。 由於前期我用的是化名,50軍政治部在給我縣民政局的電報中稱: “由于越南山高、路險、林密、霧大,何昌健在作戰中不幸失蹤,請向其親屬予以慰問”。 後又派員到我的家,慰問了我的母親。 1979年6月5日,我被交換到了祖國的懷抱,爾後就如前面所述,成了50軍的被告。 06 1984年元月中旬,我終於回到了母親身邊,此時母親已年近七旬,且患有高血壓等疾病。在無職業、無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只能與哥嫂一起蝸居。 那年春節後,我便在我的哥所在的縣糧食局飼料公司——做搬運工。 一個月下來,還能掙三十幾元錢,勉強糊口。 1984年5月,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遍全國,各企業已在開始擴大經營自主權。 宣漢縣東鄉鎮(即以前的城關鎮)一重點企業高薪(46.27元)招收我為——該企業的業務員。 由於我本着為人要真、待人要誠的理念,做起事來比較順利。 到年底,企業盈利豐厚,上級領導看我工作出色,發文——我為該企業分管經營的 副廠長。 其間一小插曲令人啼笑皆非: 由於工作屬性,接觸新朋舊友難免,加上我是本城人,熟人朋友較多。 此時,縣公安局政保股長(也許是職業病)三番五次通知我——到公安局去, 我的住家離公安局僅一百多米遠,身正不怕影子歪。 一天晚上,我便前去探問,結果他是跟我交“朋友”,另給我打招呼;接觸朋友要注意一點, 被我一陣嚴厲訓斥。 後來,我倆還果真成了熟人、“朋友”。 企業的改革在深化,在經過了擴大經營自主權後,又向廠長(經理)負責制、廠長(經理)目標承包責任制、企業股份制轉變。 擔任副廠長一年後的我,已成為——該企業的領頭人。 經歷着企業的陣痛煎熬,在經濟體制雙軌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下,集體經濟體制企業的生命力是有限的。 我竭盡全力為七八十號人的飯碗奔波,在我愛妻剖腹產子的當口,我還在召開職工大會,對未能前往醫院簽字做手術到至今我仍深感愧疚。 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社會能量的局限性,在管理出效益的理念下,嚴格的管理難免與職工發生矛盾,受到個別無知者的不堪入耳的辱罵後,經過一番權衡,我——放棄了繼續努力的權利。 1995年初,商調到縣城裡當時的一家國有企業——至今。 07 參軍與回城的選擇——是痛苦的,1976年春節後不久,兩份通知——同時送到了我的手上,因身邊無子(女)的家庭可以回城的政策——正在落實。 其實,我當初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可以避免的,就因為沒有經過“上山下鄉”且滿兩年的“知識青年”——不予安排工作。 我的母親是飽含着淚水讓我下鄉的, 當時的城裡,生活條件較差,無自來水,電燈照明晚10點斷電,吃水要到河裡去挑,家裡用水,只能靠母親去托人(因所謂病殘的人留城)幫忙挑兩擔水裝滿水缸,就可保證一個禮拜的家庭用水。 當兩份通知到來並要做出選擇時,又是母親以博大的胸懷考慮我的前途而做出痛苦的選擇。 她含着熱淚說:“幺兒(四川特別是川東北一帶對兒女或者晚輩的暱稱)你不去當兵,回城又不安排工作,今後生活怎麼辦呢”? 就這樣,我在母親的希望下——走上了軍旅之途。 在部隊,我沒有辜負她老人家的希望, 一年後捷報頻傳,兩年後入黨提干。 街坊鄰居無不投以羨慕的眼光,稱讚她——培養了一個好兒子,為她爭了氣。 不幸的是,紅得發紫終於遇到厄運,三場勝仗不一定塑造一個英雄,一場敗仗足以毀掉一個人。 我就被這一場戰爭葬送了。 其實,我們能算什麼“知識青年”? 小學四年級讀了半學期,就迎來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一陣“停課鬧革命”的喧囂聲中,11歲的我也過了一把紅衛兵大串聯的癮。 只不過一天功夫走到達縣,便被因年紀太小而送回了家。 轉眼到了1969年下半年,“複課鬧革命”占了上風,我們就該讀初中了,那時的教學是可以想象的,教學質量差,“讀書無用論”還沒有完全肅清,混到畢業拿到證書就萬事大吉,等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吧! 這些階段,母親隨時隨地教育着我: 在任何地方都要聽單位、領導、學校的話,不要惹是生非,真 可謂一代孟母也。 只可惜我叛逆了她的教誨,做了一個據理力爭的好鬥者,敢作敢為的鐵漢子。 08 我的家庭——是貧寒的,我的母親非常善良,她沒有文化,但勤勞儉樸,門前一小攤維繫着全家的生活。 我所以有今天,也是母親不懈付出的偉大所在。 在生活極度困難的1955年8月,生父因積勞成疾病故,臨終前,他告訴母親,不能養就把我拋棄掉,我當初僅三個月大,在我的住家不遠處就有一座棄嬰塔。 懂事後才知,那就是當年不能養活的嬰兒被家庭拋棄的處所—— 七十年代初被新建的化肥廠所摧毀。 生活所迫,我的母親在1958年又嫁一吳姓老人,也就是——我的繼父。 我們雖談不上有感情,但他也為這個家撐起了半邊天,因為——他是搞炊事工作的。 1979年元月,正在緊急備戰的我得知————其病故,沒能為其送終(備戰不准假), 全憑我的家兄操辦後事,送老歸山,我深感愧對其老人,也感謝我的家兄。 家兄1964年上山下鄉,1971年參工於本縣某鄉鎮糧站工作。 我的童年是質樸、無知而心酸的。 1965年的4月,學校組織野炊(現在稱春遊)自備柴禾,鍋盆碗筷、糧米食鹽。 那時只有這個條件,以鍛煉自食其力,是真正意義上的野炊。 第二天,學校黑板報刊登一文章,《三年級學生何昌健奮不顧身拾鐵鍋》的文章。 原來,一縣委領導子弟同班同學的鐵鍋在河邊洗時被激流沖走了, 我跳進河裡奮力抓了起來,全身濕透。 要知道,當時的一個鐵鍋的價值足夠一個人半個月的生活,我們哪裡賠得起呀,年幼的我哪裡有黑板報上所說的那麼偉大。 09 歲月的流逝,經歷的坎坷,真可謂不堪回首。 但我以為,生長在我們的時代是難得的,我為生活在我所經歷的時代感到幸運: 我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最不幸的人當中——我算其一。 號稱百萬大軍的越戰將士,唯獨我沒有得到我應得到的價值不高的“參戰紀念品”。 經歷了我所經歷的坎坷時代,使我的生活更加豐富,知道了人生道路並不平坦: 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識不足的中小學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參軍入伍、外域作戰、當工人、任企業管理者、又逢”只生一個好“的基本國策,企業的改制——使我提前離開了工作崗位。 已屆花甲的我,好在考取了建築二級建造師資質,考取了建築工程監理工程師的執業證書,在建築行業還可發揮點餘熱。 我與150師448團1連3排何排長相聚宜賓 漁歌1234 2014-5-7 何排長名叫何昌健,四川達州宣漢縣人, 他是原50軍150師448團1連3排的排長,在1979年在越戰爭中,因上級錯誤指揮和濃霧等原因與1連的部分官兵一起,誤入敵軍重圍,在幾天打不贏、沖不出、無救兵、失通信並饑渴三四天的情況下,被迫同意做了戰俘。 全連100多個兄弟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家中200多個父母也因此有了兒子,未來的100多個女人也因此有了丈夫,而他與做出決定的——李和平連長、馮增敏指導員卻擔當了責任,回國後,被判刑8年,關進軍事監獄...... 不曾想到我發表的一篇《我曾關押中越戰爭中我軍部份歸國戰俘》的網絡文章,居然與失聯35年的何排長相聚了。
何排長名叫何昌健,四川達州宣漢縣人,他是原50軍150師448團1連3排的排長,在1979年在越戰爭中因上級錯誤指揮和濃霧等原因與1連的部分官兵一起誤入敵軍重圍,在幾天打不贏、沖不出、無救兵、失通信並饑渴三四天的情況下被迫同意做了戰俘。 全連100多個兄弟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 何排長是個多情多義的漢子,人際廣、鐵哥們多,現功成名就,生活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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