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與江浙文明——兩種思維的對立

文化與文明——兩種思維的對立

時間：2004年4月7日晚7：00至9：30

地點：清華大學五教5101室

舉辦單位：清華大學篤行社

主講人：姚國華

算起來，這是我在清華的第五次講演了。今天我們的話題是“文化與文明”。我想到這個話題，源於前年我在清華演講的時候，遇到一位知識廣博的學生，他說，朱學勤先生的一篇文章，早已把我在著作《文化立國》和《大學重建》闡釋的主要思想批判得體無完膚，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1997年發表於《讀書》雜誌上。這位同學可不知道，我早已一字一句地讀過這篇文章，而且讀了不止十次。最近，朱學勤先生在鳳凰衛視又做了一個演講，題目叫做《文化革命與“文化革命”》，闡述了他對於中國這一百年來社會發展的看法，很多觀點的確驚世駭俗。我也讀得非常仔細。我要說葡萄牙，我與他的基本思路，是截然對立的。而一個思路與你相反的人所給予你的啟發，往往比一個思路與你相近的人更多。所以，我經常願意探討一些與我相對立的觀念。（笑聲）

言歸正傳，我們開始講文化與文明兩種思路的對立。文化與文明，在當今大多數人觀念中，沒有太大的區別，朱先生那裡就是這樣。我們先看看兩者之間的差異。文化，強調的是“化”，化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富有生機與活力，尤其強調存在於人內心之中的精神內涵，它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文明，強調的是“明”，強調所達到的程度、水平與狀態，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有形的、看得見摸得着的、可以客觀地把握的結果。英語中也有類似的區分。文化是culture，原義是耕作與培養，強調生態的過程；文明是civilization，原義是城邦、禮儀與風俗習慣，是物化的生活，被認同的客觀規則。文化與文明兩者都是人所擁有的，但文明傾向於達到的結果，文化傾向於創造過程中主體擁有的心靈狀態。但是，今天大家談及的文化，包括許多學術概念的文化，媒體輿論上的文化，大多不是這個意思，而指的是某種文化現象。比如說，我們倡導文化建設，通常是打幾個條幅、喊幾句口號、表演兩台節目、搞幾項文化工程，它們是做出來的、表演出來的，是一種鋪張、排場和擺設，是一種形式化、外在化的東西。（笑聲）我們平常說的傳統文化，也不再是活的文化了，老祖宗的傳統文化已經死去，已經定型，而不再是此時此刻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運行着的文化。

在中國人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起作用。文化對於一個人、一個社會而言，是存在於人內心並支配着主體言行的精神內涵。就此而論，今天人們所說的文化通常並不是文化，而是文明，即脫離了人之外的已經存在的文化結果。文化與文明兩個概念就它關注的重點不同，代表着兩種截然相反的思維。其實，美國人也承認，他們注重文明思維。在全球化的時代，存在着一種強大的既定力量，每一個民族無法擺脫，它就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為中心的文明力量。小布什總統是這種力量的典型代表。“9。11”之後，他不斷強調，我們這個世界只有兩個立場，一個是文明的立場，一個是野蠻的立場，大家只能在兩者做出選擇，沒有中間立場！我代表文明，拉登代表野蠻，要麼支持我，要麼支持拉登。文明與野蠻，變得如此簡單！如今世界上物質化的、現實化的文明，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於是，我們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已經達到的狀態，作為追逐的最終標準，並用它來衡量現狀中的一切。這種思維深深地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的命運。今天中國的主導思維也是文明的思維，美國人今天的狀態，就是我們明天要達到的狀態。我們口裡不說，心裡實際已認同了這一點。（笑聲）只有一個擁有與生俱來的生命活力的人，具有獨立思考的人，選擇着、探索着、創造着的人，才是文化的人。然而，這種文化狀態，在中國沉默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中國是一個文化缺席的社會。

我想引用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論述，作為一個美國人，他也看到了文化與文明的區別。他承認，在德國以外的世界中，對文化一詞並不看好，英美思維主要是文明思維，他們秉持經驗主義，以看得見摸得着、現實的東西為目標。英國文化較早就成熟了，經驗主義的思維從中世紀後期、宗教改革中已經成型，這種思維在美國的強大過程中被再次強化。但是，在德國人的思維里，有更多的文化色彩。最早的宗教改革者是馬丁•路德將德國人的心靈引向更深的文化狀態，他告訴這些處在封閉的歐洲中部的德國農民：上帝不存在於彼岸，而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因此只要你虔誠地信仰上帝，在自己心中與上帝對話，就能通過上帝把握自己。這既培養了人的理性精神，也培養了人的感性體悟。從那以後，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區別於西歐各民族。他們看上去沉默寡言、古板嚴肅、不懂幽默，甚至不會微笑，但他們表現出來的，只不過是內心世界裡的冰山一角。他們內心的充實，我們可由德國的音樂、哲學、文學裡略見一斑。德國藝術家不屑於創造繪畫這樣看得見的具象化的作品，而更願意創作音樂這樣流動的抽象化的作品。絕大部分的古典音樂來自於德意志世界，維也納的金色大廳成為古典音樂的最高殿堂（奧地利也屬於德意志世界）。馬丁•路德之後的加爾文宗教改革，則通過現實經驗和日常生活尋找上帝，關注的目標是對象。德國執着於文化，英法則更創造文明。

加爾文教改革之後，英法等西歐國的資本主義迅猛發展，而德國並沒有，德國人保持着中世紀那樣簡單淳樸的田園牧歌式生活。從日常生活上德國人是落後的甚至原始的；在政治、經濟上德國人沒有什麼起色。但是，德國有最虔誠的基督徒和最深刻的哲學家，而且，這些哲學家一律是唯心主義哲學家。所以，德國古典哲學又稱為德國唯心主義。德國哲學的個性特徵、思想深度和自由精神，都是其他民族的哲學難以企及的。德國人在音樂和文學藝術上，也達到了世界的巔峰。就連德國的語言，也是最深刻的。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鬧得轟轟烈烈，德國仍然無動於衷。直到拿破崙崛起，法國軍隊橫掃歐洲時，德國人才開始躁動起來。哲學家們精神的、理念的、文化的東西，不能只存在於內心，而要外化，要異化，要走向現實世界，要在物質領域中發展，最終回歸精神領域。比如說，普魯士人要走出內心世界，決心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強大國家。但是，他們的思路與中國人的思路很不一樣，在鴉片戰爭中被擊敗，中國人認為是洋槍洋炮厲害，於是趕緊去購買。普魯士皇帝卻意識到，國家要強大，首先得在科學上強大。德語中的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還包括所有學問，所有屬於人內心創造的文化。在四分五裂、流盡鮮血、割讓土地的境況下，文化教育是德意志強大的前提，而要實現文化的崛起，首要的是興辦教育。正在此時，一位大家耳熟能詳的哲學家費希特，站了出來。費希特是給早期馬克思影響很大的一位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當時他發表了一篇《告德意志人民書》的文章，幾乎震撼了整個德意志世界。德國的精英們意識到，德國要強大，首先要辦一所作為文化中心的大學。這時，教育部長洪堡成為內閣中最重要的人物，比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更突出。洪堡用其深遠目光和驚人膽識開創了第一所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它就是柏林大學，首任校長就是費希特。我們知道，今天美國有名的研究性大學，如哈佛大學、麻省理工、耶魯等，在十九世紀前都是不入流的大學，直到二十世紀才有點現代大學味。憑藉什麼完成這種轉換的呢？就是以柏林大學為楷模進行改革。柏林大學成為德意志崛起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區。柏林大學區別於其他大學的核心在哪裡呢？首先，它是整個民族的精英份子的精神搖籃，是整個國家的文化中心，而不止是教育未成年人、培訓年輕人職業技能的一種機構。大學是一個自由探索、自由交流、自由思想、自由表達的空間，它只有一個目的，促進人內心的自由發展。大學不在於為經濟建設服務，如果這樣，它只不過是一個職業培訓所。（掌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沒有大學的。柏林大學在二十年內也很快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我們知道，卡爾•馬克思就是在這裡成長起來的。十九世紀中期，柏林大學培養的人才，幾乎占據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每個領域。德國的自然科學本來是一片空白，大家想想，儘管歌德對於自然科學很感興趣，但是他的科學思維當時都是可笑的，可是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德國自然科學家做出的貢獻，比英國、法國和美國科學家們所做貢獻的總和還要多得多。德國的大學由於文化根基深厚，它的獨立思考能力、個性特色和自由精神都是任何其他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在位於英法等國強弩之末的情境下，德國很快崛起，成為世界科學文化的中心。而文化與科學的中心，當然又是技術的中心，當然又是經濟的中心，當然又是經濟的中心，它當然就是世界強國之一。十九世紀的歷史進程相對今天還是很慢的，但普魯士僅僅用了五十年的時間，就變成了世界一流的國家，這隨後完成了德國統一。德國在很多方面很快地令整個世界刮目相看。這就是德國人的文化立國。

我還願意講一些我對於大學的看法。大學是一個文化特區。何謂文化特區呢？最早的歐洲大學象巴黎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都是教會脫離出來的，但它們保持對於世俗社會和政治權力的獨立性。德國皇帝保證大學的所有經費和開銷，大學國家最窮的時候可以無條件地獲得皇帝經費的支持。按我們的理解，既然拿了皇帝的錢，德國知識分子都得聽皇帝的話。是這樣的嗎？一定意義上是，連恩格斯都說過，德國知識分子是軟弱的、不具備戰鬥性的小資產階級。但是，還有另外一面，皇帝保證知識分子在大學圍牆之內的學術和思想探索絕對自由。因此，據說有一位教授竟然直接唾罵皇帝，皇帝一不高興，把他給解聘了，他馬上跑到巴伐利亞大學，成為了一名教授。皇帝反省自己的狹隘，用高薪把他重新聘回來。大家想想，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還用得着跟皇帝對抗嗎？不用了。再說一個例子，費爾巴哈本來在神學系，可後來他變成了唯物主義者，他說，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對他如何懲罰呢？把他從神學系調到了哲學系。（笑聲）可見，德國大學真是個文化的自由特區。我們中國有經濟特區，可是，我們可能連想都沒想過，要有一個文化特區。中國人今天一想到國家要強大，首先想到的是經濟強大，而未曾想到，文化的強大才是國家強大的前提。

德意志民族的發展道路，是一條文化立國的道路。我把話題引到朱學勤先生《文化革命與“文化革命》上來。朱學勤先生的知識背景可能主要是英美文化與法俄文化的對比。如果他研究一點德國崛起的歷史，可能不會得出最終的結論。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建立，與文化沒有太大關聯，最好的社會轉折，不需要文化的轉折，只需要政治制度的轉折。政治體制改革是最為關鍵的問題，只要政治體制變好了，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他認為，法國人變革失敗了，正因為他們將政治改革和文化變革攪和在一起。他同時認為，英國和美國沒有文化革命。是這樣的嗎？英國人早在中世紀末期就實現了他的文化革命，不過，革命進程是平和的，但也是異常深刻的。回味英國的思想史，看看培根是怎麼一回事，看看威廉奧康是怎麼一回事，看看新教運動是怎麼一回事，你就會明白，英國人早就實現了文化變革。如今，很多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強大，是因為建國之初有幾十個人關在一所房子裡討論並撰寫出一部好憲法。這是對歷史的一種膚淺理解。試問，美國與南美的區別在哪裡？我知道，清華有一位教授曾經說過，美國與南美的區別在於，美國有一部憲法。（笑聲）可是在我看來，美國之為美國，在於它是一個由清教徒創立的社會。美國的最早移民並不是清教徒，但我們現在都公認，美國移民的始祖是清教徒，為什麼呢？因為清教徒開創了美國精神，這種精神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而南美呢？它是由一群一心想要攫取財富的人開拓的，他們被物慾所支配，他們的確在條件優越的環境下，獲得了源源不斷的財富運往歐洲。相對而言，北美的開拓者是一批禁欲主義者，一批虔誠的基督徒，一批要在人間實現上帝榮耀的清教徒。這些人憑藉內心的信念和精神，開拓了美洲，發展了後來的美國。所以，美國的成長，也是文化先於政治和經濟。

文化在任何時候都是文明的靈魂。打個比方，細胞用肉眼無法看到，在顯微鏡下才可以被看見，細胞之中還有最無形的東西，它是生命的內核。我們可以把它比作是文化。文化是一個文明體系的大腦，支配了人的神經中樞。文化最是看不見的東西，也最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每一個民族的崛起，首先都應是文化的崛起。

近代中國曾經走過一條曲折的道路。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中國有文化，但是它早已爛熟，文化之中凝固、定型的東西遠遠超過其活躍、生機的東西，這使得我們失去了創造力。鴉片戰爭中，我們遭遇到西方強大力量的衝擊，但我們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的強大，卻難以看到西方文化的強大。所以，當中國人被迫打開視野，向西方人學習時，只懂得學習別人的文明，直接地說就是洋槍洋炮，大而言之曰器物。在朱學勤先生看來，洋務運動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為我們在設法取得器物層面的進步，跟着西方的文明在前進；戊戌變法也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在設法進行政治體制變革。但在我看來，接受西方文明的外殼，這是遠遠不夠的。當時，另一個民族同樣遭遇西方文明的衝擊，這就是日本。日本原本是一個文化上模仿、自卑而孤獨的民族，當遭到西方襲擊時，它就想，既然西方文化比中國文化更為強大，那麼，有必要從內心深處向西方學習。中國打開國門時，派遣的只是採購官員，購買西方的洋槍洋炮，而日本呢，他沒有這麼多的錢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插一句，在另外的場合，我多次講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經濟並不落後，甚至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34％，超過今天美國的水平。中國的挨打，不是因為中國一窮二白，恰恰是因為中國太過富裕，西方人窮得不行，都快支付不起從中國進口原料的費用了。（笑聲）直到洋務運動時，中國的銀子還是很多的。大家不相信也得相信，西方人開發美洲，從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的銀礦中提取銀子，但是，這些銀子一半都到中國來了。中國的銀子又叫做銀洋，為什麼呢？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銀子是外國人乖乖送來的，有些銀元上面還刻有墨西哥鷹的標誌。（笑聲）為什麼西方人送銀子給中國呢？因為他們需要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和香料，而中國不需要西方的什麼物品。中國人有的是錢，去購買西方現成的槍炮，這種購買是不需要內心世界參與的。日本人沒有錢，卻有內心的震撼。日本外派的不是官員，而是留學生。當時，德國宰相俾斯麥，一個文化程度並不高的德國人，憑藉德國人固有的文化思維方式，做出了判斷：日本將崛起為一個東方強國，中國將日益懦弱、腐敗，最後任人宰割。不到三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了，有世界第六大海軍之稱的北洋艦隊，被一個全國正在餓肚子的日本，打得全軍覆沒。從此，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民族，被註定了直到今天還未曾改變的命運。日本的崛起也是文化的首先崛起。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頭像至今印在最大面額的日元上，他是日本第一所大學的開創者。韓國也早有文化立國的口號。連台灣的陳水扁，也早就提出了文化立國的口號，（笑聲）他從一個街頭政客登上總統的寶座，這次又連任，他知道只有文化意識形態的手段，才是最有力量的政治工具。而在中國大陸，除了我之外，似乎還沒有人倡導文化立國的理念。

回到剛才的話題，甲午海戰之後，中國人看看連小小的日本都超過我們了，還讓我們賠償了上億兩的白銀，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中國開始反省，但仍然沒有反省到文化的深度，而只停留在政治層面，於是發動了戊戌變法。今天的主流知識分子反省到的也是這個水平：看來僅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不夠，還要深入到政治體制改革當中。戊戌變法夭折後，康有為、梁啓超逃到海外，這時，發生了朱學勤先生認為的一個歧途：戊戌變法的這些參與者們，不反省自身的錯誤，而把失敗的原因歸結到整個民族的文化，從此以後，中國就走到了歧路，這歧路的根源就是梁啓超。（笑聲）我們分析一下梁啓超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制度問題，更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是人內心世界的問題。於是他提出了“新民說”，要培養新的一代人民，在此過程中，教育和文化建設，是民族崛起的真正途徑。梁啓超之後，有了蔡元培、胡適、魯迅、毛澤東等。在此我插一句，我不得不佩服，朱學勤先生在有一點上與我是完全一致的。（笑聲）如今多數人認為，毛澤東背叛了“五四”精神，他與魯迅的立場是對立的。朱先生揭開了這層迷霧，他說：毛澤東與魯迅是一路的。毛澤東是地地道道的“五四”青年，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實現新文化運動中沒有實現的理想。在我看來，恰恰是有了梁啓超、蔡元培、胡適、魯迅、毛澤東等人，中國的二十世紀才可圈可點，如果沒有這些文化人物，中國的二十世紀將是一片平庸。蔡元培的北大，是按照柏林大學的模式所建立的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大學。北大開創了中國的二十世紀，沒有北大，中國的二十世紀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說過一句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北大就沒有共產黨。大家想想，共產黨的早期領袖，絕大多數都來自於北大。沒有北大這樣一個文化溫床，不可能有共產黨。而沒有共產黨，也不可能改造後的國民黨。（笑聲）大家可能並不同意，但是我仍然要闡釋一下自己的觀點。孫中山的國民黨本來一無成就，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屢戰還屢敗。（笑聲）黃埔軍校，是國民黨強大起來的關鍵。軍校的一大特點是：與共產黨結合，改組國民黨，使自身不再是一個會黨組織，而是一個文化組織，一個體現國家意志的意識形態。這個國民黨，成為蔣介石的政治資本，形成他幾十年政權的基礎。蔣介石的成功，不在於他是總統，不在於他是委員長，而在於他是校長。毛澤東的成功，也在於他是一位教師。毛澤東早年最佩服的人物是曾國藩，曾國藩令他佩服的地方，不在於軍事天才，不在於政治謀略，而在於其文化底蘊、其取得人心的胸懷與見識。毛澤東晚年的時候，在與斯諾的一次談話中，他說自己喜歡的稱謂不是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而是導師。今天，我們把導師叫做老闆。（笑聲）那麼，導師和學生的關係變成了雇主和打工仔。毛澤東與他的跟隨者，是師生的關係，是文化傳承的關係。我們再總結一下，中國二十世紀的主要成就，無不是與幾所大學、幾次文化運動相結合。北大開闢了中國的現代史，黃埔軍校成就了國民黨的幾十年政權，延安的文化運動成就了共產黨的政權，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戰時大學成就了五六十年代中國的成果。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又面對着強大的西方文明。我們認為，資本主義文化是墮落的、腐朽的、沒落的，只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才是最高尚的。因此，我們只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最多的是經濟技術和經營管理方式。到了今天，我們才不得不承認，西方的制度文明，比我們也先進。所以，以《南方周末》為核心的媒體以及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認為，體制改革是中國未來的核心任務。以上兩種思維，都是文明的思維，而不是文化的思維。

剛才我講到，德國人和英美人的區別在於，德國人更加強調文化的思維，而英美人更加強調文明的思維。但是，不能否認，英美發展的動力也是文化力量，只不過文化力量在英美人的眼中不被突出。補充一點，二十世紀美國的強大，離不開德國和俄國的推動。大家想想，十九世紀時，美國沒有真正的大學，哈佛麻省等遠遠不如我們今天的北大清華，而到了二十世紀，美國不少大學成為世界一流，這種轉換怎麼來的呢？它不僅受到德國大學體制的影響，而且受德國科學家、思想家們的影響。一次世界大戰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德國的、俄國的文化精英到了美國。美國大學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還進行過一場大的變革，它們來是注重實用主義的，就是這種理念，使得美國的大學在當時甚至連蘇聯的大學都無法競爭。特別是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后，美國意識到自己文化教育的落後，開始了全民的反省。美國大學脫胎換骨，由注重理工科學和專業教育轉向注重人文科學和基礎教育。經歷了這番變革，美國才能穩住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在中國，不完全是只有文明的思維，我們也有文化的思維，不同的地域文化體現着不同的傾向。關於這一點，我還不太確定，但我嘗試着把這個想法說一說。二十世紀的中國，有兩個地域的文化，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都深遠地影響了中國的進程。一個以江浙滬為代表，一個以湖南為代表。前者代表了文明的思維。今天，你打開電視會發現，鏡頭裡的精英人物很多都操帶江浙滬口音的普通話。（笑聲）朱學勤先生就是上海人，在網上他理直氣壯地講：就是要讓上海的幹部到中央去，到全國去，主導中國的方向，這是順應全球化、國際化的合理趨勢。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千多年來，由於大運河對南北交通的作用，還有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江浙地區資源豐富，交通發達，漸漸成為中國南方的經濟中心，內外貿易發達，由此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江浙人在日常生活中，在經驗世界中，看到更多的不只是自家一復一日的生活，而更多的是物質生產、流通、增值，在這些看得見的層面上，容易找到人生的樂趣，這造就了他們的文明思維：考慮問題從現實、效益、結果等出發，認同強勢力量，講究理性、妥協、計算。

今天，江浙滬貢獻了一種典型觀念給整個中國，那就是與國際接軌。（笑聲）在毛澤東時代，我們講革命，就是要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現實、對抗敵人，講造反有理，沒有道理可講了，老子就造反。後來，我們講改革，改革怎麼改，爭論來爭論去，沒有什麼大道理了好講，乾脆不要爭論了，只要認準了一個道理，就能悶聲發大財：洋人怎麼做，我們就老老實實怎麼做，這叫與國際接軌。這是一種典型文明的思維，按着別人既定的、先進的、有效的方式前進，它帶來了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中國財富的急劇增長。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佩服江浙滬人。

請大家注意，千萬不要帶情緒，“我是江浙滬人”！“我是湖南人”！“我是其他地方的人”！以此來選擇自己的立場。任何帶有自己特定地域觀念及相應立場，都是災難。只有在不同立場的對話中，中國才能找到希望。

與江浙滬人相對，湖南人擁有更多文化的思維。湖南人是楚人的後裔。楚人，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南蠻。中國歷史上，有兩種重要的野蠻人，缺乏了他們，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無法書寫，我這裡的“野蠻人”是指沒有文明化的民族，不帶歧視和蔑視的意思。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文明呈現二元的結構，如果我們叫做父系和母系的話，那麼，母系是費孝通先生描述的典型的以農耕生活為主的鄉土中國，父系是來自農業社會邊緣和外部的野蠻人勢力。大家看看，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王朝的建立，都與野蠻民族相關，典型的中原農民，是不可能建立起偉大帝國的。中國的野蠻民族有兩大種，一支是北方蠻族，一支是南方的楚人。春秋戰國時，楚人與中原民族形成鮮明對比。中原民族是農業社會，守禮，守規矩。孔夫子的儒家文化，強調名教，綱常，倫理，是典型的中原農業文化。而道家文化，強調個性、想象力、自然狀態、生命活力等，是楚人文化的反映。楚人接近生命的原始狀態，具有不被約束的生命衝動。所以，中國文化要穩定下來，必須依靠中原文化，而中國文化要活躍起來，必須依靠道家文化。中國人的藝術精神和創造力更多地體現在楚人身上。楚國的中心本來在湖北，但是中原文化向南壓，在洞庭湖和五嶺之間，受到阻礙，這裡既受到西部、南部山區苗裔的影響，又與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湖南一地，保持着更多的楚人精神，粗獷、蠻橫、有強大的生命內在力量，這種力量，導致湖南出兩種人。一種是土匪，一種是豪傑。（笑聲）具有蠻橫的生命衝動，假如他走不出狹小的圈子，視野窄，機會少，主體缺乏理性的精神和文化的升華，就很容易變成土匪，湖南的土匪是中國最厲害的土匪，準確地說，應該是最厲害之一，東北、廣西的土匪也很了不得。（笑聲）假如能夠走出小圈子，視野開闊，獲內在的力量取文化的提升，就能夠創造革命性的成就，比較容易成為英雄豪傑。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呆在家裡的湖南人都是土匪，走出來的湖南人都是英雄豪傑。（笑聲）

二十世紀的中國里，江浙滬人和湖南人在交替之中，體現着典型的兩種性格。革命的時候，需要硬漢子的時候，湖南人占主導。改良運動的時候，譚嗣同就有了革命精神，再看看革命運動中的陳天華、黃興、蔡鍔、宋教仁等人，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發起，但武漢沒有保住首都地位，相反，經濟中心南京成為首都。但這樣一來，革命勢力馬上軟弱了，不久屈從於北方的袁世凱。一批不服氣的人，如蔡鍔等發動起義，開始了南北對立。北伐開始，其中相當多的硬漢子是湖南人。當然，我還很想把一些湖北人、廣東人、廣西人也拉進來。（笑聲）北伐勝利，蔣介石建立政權，其中的主導是江浙人，尤其是浙江人。蔣介石政權在文化創新上沒有什麼建樹，他更多的是文化吸取，既包括中國傳統，又包括西方，也認基督教，誰有益就認誰。蔣介石在上海的十里洋場混過，是個非常現實主義的人，注重與國際接軌。（笑聲）國共合作分裂後，共產黨中一些人拉起隊伍幹革命，雖然並沒有多少次是在湖南幹革命，湖南人在湖南人幹革命馬上變成土匪了，所以湖南沒有太多的革命根據地。但是，井岡山的核心人物，絕大多數是湖南人。領袖級、元帥級和大將級的人物之中，百分之六十的是湖南人，其次是湖北人、四川人，再其次才是江西人、安徽人人。

湖南人的性格是怎樣的呢？更多地接近個體生命的原始狀態。湖南人受到壓力時，爆發出來的力量是驚人的，甚至是不講道理的。曾經有一位著名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位女性，他就是陶斯亮的母親曾志。晚年她回憶自己青年時代，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看着縣城城樓不順眼，一把火就燒了它。（笑聲）農民不願意鬧革命，只想呆在家裡，守着幾畝田，怎麼辦呢？紅軍里的一些極左分子，乾脆把田地燒了。這位女革命者也幹過這種事情，她的丈夫跟農民衝突起來，被農民打死，她拿起一把大刀，衝過去就把那個農民殺掉了。引申一下，湖南人比較容易剛愎自用，以自我為中心。因此，越是有強大的力量壓制他，他越是具有無限的反抗力。讀毛澤東的詩詞，就能感受到這種力量。毛澤東年輕時，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風力益增其怒嚎。”越是遇到巨大的阻礙，人的生命意志越是能被激發出來。毛澤東與遙遠的德意志文化有某種心靈的溝通，他青年時代讀過的西學著作，主要來自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一口氣寫了十多篇長短不一的文章，同情戰敗國德國人的境遇，並且看到德意志人具有強大的內在力量，不久的將來，他們會迫使英法美等國承擔代價。果然，後來出現了希特勒。（笑聲）

早在毛澤東之前，陳獨秀就看到，湖南人是中國的普魯士人。另外一位著名人士楊度也說過，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湖南人。彭德懷也是典型的湖南人。後人看待毛澤東和彭德懷的衝突時，經常以淺薄的道德觀念進行評價。彭德懷如何的光明磊落、坦率直爽、高尚真誠，毛澤東如何的陰險狡詐、心機算盡、心胸狹窄。其實，毛澤東和彭德懷，典型地都體現了湖南人以自我為中心的特徵，他們是共產黨內的兩大硬漢子。彭德懷很難通融他人，與人相處。從彭德懷年青時的經歷可以看出，他很難誠服於另外一個人，大多數時候，他以自我意志作為最高意志。他獲得別人的賞識，別人提供給他更好的發展機會，但是最後，彭德懷都會超越他。彭德懷與毛澤東當然有區別，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把握上，彭德懷是無法與毛澤東相媲美的。但是，在具體的實踐領域，彭德懷的剛愎自用與毛澤東是一樣的。這就釀成了兩人最後的厲害衝突。具體過程我就不多說了。彭德懷的性格造成了個人的許多悲劇。如家庭之內的不和諧，黨內的孤立等。在黨內，他沒有幾個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當他被批鬥時，有人包括他的部下，都往他頭上扣痰盂，刷他耳光。當然，這裡我沒有任何責備這位意志堅強的革命家本人的意思，我只想說這是個人性格的悲劇。其實，彭德懷打倒別人時，和別人打倒他的方式幾乎是一樣的。彭德懷打倒過粟裕，另外一位硬骨頭的湖南人，他們的衝突是兩個最自信的湖南人的衝突。彭德懷藉助於自己的威望，還打倒過另一個湖南人肖克將軍。肖克被打倒後，住進醫院，口吐鮮血，醫生把檢驗報告呈交上級也受到處分，另一位長征下來的老幹部，僅僅說這一句話，讓粟裕受到批判的那個他制定的軍事文件，是通過毛澤東和彭德懷審閱過的，當場就被撕下領章和帽徽，隨後發配至新疆。可見，彭德懷在政治鬥爭中，在打倒別人時，也是六親不認的。彭德懷被打倒時，另外一位湖南人劉少奇，是當然的支持者。劉少奇也是位典型的湖南人。在劉少奇與高崗的鬥爭中，彭德懷站在高崗一邊，所以，在打倒彭德懷的過程中，劉少奇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衝突，仍然是兩個硬骨頭的湖南人之間的衝突。一群湖南人相處時，最麻煩的就在於，每個人都自信，每個人都以自我為中心，每個人都有強烈的內在精神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置於至高無上。（笑聲）

毛澤東時代過去了，政治運動造成的混亂被平復了，鄧小平把我們帶入了平和、務實的建設年代。伴隨着這種轉換，自然地，江浙滬人的思維開始抬頭，江浙滬人中的精英慢慢演變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而湖南人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這種變化，帶來了新的問題。每一個看得見的領域，都是文明，都是進步，但是，中國社會仿佛少了什麼，究竟是什麼呢？人們自我的、獨立的、內在的精神力量。我們越來越感到萎靡不振，我們越來越缺乏自信心，我們越來越發覺心靈生活的枯萎，中國人的文化領域慢慢淡化了。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獨立自強，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竟然敢於想象：別人有的我們也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果然，一定程度上，我們做到了。就說科學領域吧，二十年多前，我們還有世界上入流的科學家。在很多領域，我們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成就。西方人研製出光纖後的第二年，中國人也研製出來。蘇聯將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太空後的第十三年，中國的“東方紅1號”也上天了。但是如今，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敢說：他是世界上入流的科學家，他已經在某個領域創造出哪怕一個新理論、新方法或者新概念。中國科學的春天過去了。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科學家們忙着與世界接軌。（笑聲）什麼叫“863計劃”？它的關鍵詞是“跟蹤”。也就是說，以別人為楷模，為典範，跟着別人的方向前進，還試圖在別人既定的模式中與別人賽跑。從前，我們還能獨立造坦克、造飛機、造汽車，如今，我們不但不能獨立造坦克、造飛機、造汽車，連彩電、冰箱這樣的產品，知識產權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甚至我們喝水時，都追逐着可口可樂，這代表着我們對西方現有文明的依附。（笑聲）這種狀態，決定了中國的高科技幾乎是一片空白。當中國人喪失了文化，只知道跟着西方的文明走時，中國將墜入一片打工仔的汪洋大海。中國的工人在為別人打工，中國的工程師在為別人打工，中國的科學家也在為別人打工，只不過是打工仔中低級與高級的區別。（掌聲）

在文明的思維支配我們的今天，似乎大家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經濟這麼發達，消費品這麼豐富，生活條件這麼優越，文明有什麼不好呢？也好。可是，我們會感覺到內心的空虛和不自信，中國哪怕再有錢，面對西方國家時，總覺得自己不過是二流民族，甚至是三流民族。美國的曼哈頓高級住宅區里，也有揮金如土的中國人，不過，他們並不感到驕傲，他們的微笑都是萎縮的。中國的留學生到國外，很多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連小日本都可以瞧不起我們。為什麼呢？因為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只能是行屍走肉的，它是在別人文明之光的投射下而產生出來的復製品。

在毛澤東時代裡，有這麼一個特殊的人，對於湖南人的性格極端具有重要的中和作用，他調和着那個時代出現的各種衝突與矛盾，因此他在後人的回憶成了一個“沒有缺點”完人，這就是周恩來，一個江浙人。而在後毛澤東時代，當現實向江浙滬思維轉化的時候，我們又發現，中國缺少了另外一種性格。於是，人們心中崇尚着另一個偶像，在八十年代，這個人是胡耀邦，他可謂是革命的湖南人中的最後一位。胡耀邦去世的時候，全民哀悼，他的葬禮規模可能僅次於毛澤東，甚至引發八九年的事件。到了九十年代，我們更加感覺到中國文化的獨立性格的缺失，中國人自信心、意志力的疲軟，於是又推出了一位政治偶像，那就是貴校校友朱鎔基先生。

湖南人和江浙人，一個側重於內在的文化力量，一個側重於現實主義，這是兩個極端，哪一個極端，都不代表完美的狀態，它們需要某種綜合與協調。在中國的今天，我們面臨的最大困惑是缺少文化的活力與凝聚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我認為是文化缺席的社會發展過程，它造成了我們今天的平庸劣質、缺乏創造力、人云亦云。文化沉默了，連一個法輪功都能在中國社會掀起那麼大的風浪。在這種背景下，作為一名大學者，竟然認為中國人不用談文化，搞好政治體制改革就行了。我只覺得：中國學者已經到了麻木不仁的態度。（熱烈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