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5）：再次分配

賀長文

從大車上卸下行李，薩如拉塔拉生產隊的社員們便圍了上來，一個個滿面笑容。年紀大的人一般笑着不語，小伙子們則圍着我們索要毛主席紀念章。

“我給。我給。”擠到前面的一個年輕人伸過來一隻手對我說（後來才知道此人名叫孟和）。開始我莫名其妙，不知他要給我什麼。過了一會兒，看到其他知青從兜里掏出毛主席紀念章給牧民，我才領悟到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給我”，是要我給他一枚毛主席像章。原來蒙古語與漢語的語序結構不一樣，動賓倒置。這種情況我以前從未遇到過，腦子一時沒轉過彎兒來。就這樣，真實的草原生活在半通半不通的蒙漢語交流中開始了。

牧業生產隊處在社會結構的底層。我們經過北京、阿旗和公社，三級“批發”終於落地，一頭扎入社會底層。與貨物的批發不同，貨物的批發層層都要加價，知青下鄉從中央到地方竟然是層層都在扶持、撥款。當時我只知道政府有撥款，並不清楚詳情，最近才從知青的回憶錄中見到有關的統計數字。

安家費：每人480元，多人入住的蒙古包：1200元一頂，蒙古包內家具用品：約80元，全套馬鞍子：每人150元，馬靴：每雙35元，氈靴：每雙14元，皮袍子要用8張羊皮。

我們生產隊沒有發蒙古靴和棉袍子。就這樣，國家撥的款也是不夠的。生產隊是集體所有制，多接收一位知青便要多貼一些錢。這些錢是牧民們的集體積累。儘管如此，牧民們還是熱情地歡迎來自毛主席身邊的知識青年。我最初的理解是牧區地廣人稀，普遍缺少勞動力，我們的到來給牧區增添了生力軍，草原需要我們（這並不準確）。由於生產隊願意接收北京知青，所以很多沒有被批准自己跑來的北京學生也很容易向下分配。在我們這批知青之後，阿巴嘎旗又陸續接納了100多名北京知青（據北京知青聯絡組2018年調查統計阿巴嘎旗先後接納了666名北京知青）。

牧民們居住得很分散，對知青的歡迎熱鬧了一陣兒便急匆匆趕回自己的浩特（草原游牧生活中最基層的生產和生活組織，幾頂蒙古包聚集在一起，放牧牛羊，隨季節遷徙，逐水草而居。）去照顧牛羊，我們則在大隊部安頓下來等待安排。從大車上卸下的行李往哪兒搬呢？知青們嘰嘰喳喳，一陣躁動之後，沒想到我再一次面臨被分配。好在這次分配有了自己的選擇。

知青下鄉喊了多年，教育了多年，但這麼多知青下鄉畢竟是個臨時舉措，各級政府沒有預料到，所以我們到生產隊時很多東西還沒有準備到位。不過我們的住處有了，生產隊為我們準備了兩間土坯房和三頂蒙古包。

住進蒙古包大概是所有知青最強烈的願望，但蒙古包里空間不大，充其量只能擠進五六個人，三頂蒙古包怎麼也不夠這麼多人分。不知當時怎麼討論的了，女知青兵分兩路，各“霸”一包，我也有幸與其他4名男知青一起住進蒙古包。其餘男生住進土坯房。為什麼說女知青各“霸”一包呢？因為分到我們生產隊的女知青革命熱情特別高，肯定爭着去住蒙古包。我沒去爭，命運卻眷顧了我，讓我也如願住進蒙古包。我覺得蒙古包很像小人書上畫的古代兵營的軍帳，土坯房就像軍營的草棚。有了軍帳和草棚我們仿佛是到了山寨，有了自己的地盤。外面是荒蕪的草原，蒙古包里是陌生的插友，自謀出路，沒有親人，多少有那麼點兒落草為寇的感覺。

我們生產隊的女知青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為主，兩個蒙古包里一撥是一名高中生帶着五名初中生，另一撥是五名高中生帶着一名初中生，看似自然的分組還是有一定的排他性。萬事皆有緣。一個蒙古包里的知青全是自己報名經阿巴嘎旗安置辦與學校批准順利插隊的；另一組知青則是經過百般努力，才在離京前一天拿到同來的火車票的。她們來草原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心願是共同的。前一撥中有人寫血書表達自己到草原建設邊疆的決心，後一撥中有人抱着如果不被批准就步行到草原來的決心。她們的革命熱情之高我望塵莫及。經學校批准來的意氣相投，沒得到學校批準的團結奮鬥，人數相當，自然組合，便形成了這樣的格局。能不能獲得學校批準是有原因的，有無派性的影響不清楚，但在那個以血統劃分階級陣線的瘋狂時代，無論是得意還是自卑，內心深處的感覺總會不由自主、不動聲色地以適當的形式表露出來。雖然我沒有逐個詢問，這裡面應該是有家庭背景原因的。

我們包的五位知青都是經過批准順利來到草原的，而住在土坯房裡的知青則經歷坎坷。他們在臨行前一天才拿到了通往塞罕塔拉的火車票。趙健晚來了一周多的時間。在得到其他三人平安到達的消息後他才收集齊他們三人的行李，並押送行李到阿巴嘎旗。最初我只注意到我們五個人擠進了蒙古包，另外三人住土坯房，根本沒注意到他們當中還有趙健沒跟我們一起來到生產隊。等我與他在土坯房裡第一次見面時，發生的事曾令我們倆都很尷尬。這是後話。

與趙健同一所學校而持不同觀點的初中生王志強來到了我們這一組。我們這一組五個人來自三所學校四個班級，也算得上是散兵游勇的臨時組合了。一座蒙古包住五六個知青，包里放不下所有行李，大部分行李便堆放在空下來的一間土坯房裡。八月的草原，溫度適宜，在蒙古包里睡覺不用蓋什麼。與牧民的家當相比，五六個知青的日常用品可真不少。沒有了大件行李，五個人的臉盆、口杯及簡單被褥也只能勉強擺開。睡在蒙古包里就是睡在地鋪上，與在北京睡在床上或下鄉勞動時睡在炕上相比，躺下就能聞到草味兒，多了些新鮮感。

我們蒙古包里的幾位知青由於相互不熟大家言行都很謹慎，氣氛不溫不火。說來也巧，我們幾個人的性格也有共同之處，就是都不喜張揚。本性既然不張揚，也就不那麼活躍，這與其他三組的北京知青們明顯不同。我們始終瘋狂不起來。我想如果不被批准，我們五人誰也不會不顧一切地一定要到草原來。我雖是主動報名來草原的，但心內有着不甘。心裡雖有不甘，卻仍有追求。我曾向遠在海南當兵的同學呂克玉表示過，再艱難的環境我也會挺身走過。儘管真實的思想如此，還是莫名其妙地給其他知青留下了“落後”、“不堅定”的印象。

我們五人中李保民與王志強是知青中僅有的兩名初中男生。他倆與我們不同，眼睛都高度近視，而且抽煙。當時抽煙的學生並不多，他倆的做派所以看起來像“老”兵。他們年輕卻比我們富有社會經驗。他倆來自不同的學校，卻相熟。我們談話從不涉及北京的事，大家都在試探與適應過程中。

我們五個人雖同到草原做知青卻還保留着各自的生活習慣。晚上早早就躺下是沒辦法的事，因為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很不習慣，沒的可玩，沒事可干，也因為不熟睡不着也沒的可聊。早上我習慣早起，他們願意睡回籠覺。可我起來之後發現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過去早起會早讀，聽新聞„„現在這些都做不到了，也沒必要了。五個大小伙兒躺在蒙古包里翻個身都困難，我鑽出了蒙古包，外面空蕩蕩的，靜得可怕，干點兒什麼呢？

來到生產隊的第一個早晨我真有點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