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46）：挖肅運動

賀長文

軍代表到生產隊來了，我多少有點感到新奇，不知他們來幹什麼？

有關內蒙古被分區全面軍管的消息我是頭一年在額爾敦高畢公社走場時從廣播中聽到的。心中升起了一種莫名的喜悅，只可惜他們離我太遠。第二天我去馬群圈馬，生活一切如故，但心裡踏實了。

對解放軍的這種親近感從小而來，叔叔在朝鮮戰場立了功，喜報傳到家的場景還有一點點印象。內心的踏實感卻是源於放馬之前的那次知青會上受到的刺激，知青會是由於“挖肅”運動擴大化引起蒙漢民族關繫緊張召開的。我在會上第一次感到民族矛盾異常尖銳，衝突一觸即發。而軍管的任務之一，就是糾正“挖肅”運動擴大化的錯誤，穩定局勢。有解放軍在我們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什麼是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挖肅”運動呢？

據資料稱，1925年成立於張家口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共產國際和國共兩黨共同影響和領導下建立的。大革命失敗後，該組織逐漸衰落消亡。1945年日本投降後的8月18日，東蒙地區以哈豐阿為首的進步人士和知識分子發表了《內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張內蒙古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走非資本主義道路，並重建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不久，中共東北局西滿分局派張策、胡昭衡、方志達、胡秉權等人到東蒙開闢工作。在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下，該黨放棄了內外蒙合併的主張，欣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6年“四•三”會議決定停止黨的活動。1947年“五•一”大會宣布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許多原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員參加了共產黨，日後成為內蒙古自治區的各級領導幹部。

文化大革命中，自1967年下半年起至1969年5月，時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和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的滕海清在內蒙古自治區發起“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挖肅”運動，聲稱草原遍地都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挖肅運動深入到蒙古包，34萬多人遭到誣陷迫害，刑訊逼供致死有16222人，其中大部分為蒙古族。我們生產隊的大隊長共產黨員朋斯格也被懷疑是內人黨，在審查期間去世，年僅37歲。

實際上挖肅運動早在北京知青到來之前就深入到牧業生產隊了。

2018年9月我在牧民嘎勒布家看到一隻當年幾乎每戶牧民包里都擺放着的箱子。這個箱子上布滿了刀痕。這些刀痕是嘎勒布父親策布格蘇榮被批鬥時造反派在木箱上留下的，可見批鬥之兇殘。1967年11月策布格蘇榮慘遭迫害致死，終年66歲。據她孫女阿榮講，屍體扔在野外，姥姥（朝玆瑪）趕着牛車去看時，只有包裹屍體的碎氈子了。

據阿巴嘎旗博物館的資料介紹：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聲。蘇聯和蒙古相繼向日本宣戰，並進軍中國。當蘇蒙聯軍挺進到阿巴嘎旗車勒山時，民族上層人士策布格，高舉“熱烈歡迎”的橫幅，迎接聯軍的到來。就這樣，策布格成為中國境內歡迎蘇蒙聯軍的第一個人。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策布格站在革命的一邊，站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邊，站在即將就要成立的統一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一邊。

從阿巴嘎旗地方志上了解到，策布格蘇榮在1946年阿巴嘎右旗民主政府初建時當選為旗長，後當選為錫林郭勒盟政協副主席。1959年，策布格蘇榮參加全國少數民族參觀團赴京，受到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晚年，他在家鄉參加生產勞動。策布格蘇榮多次被選為旗、盟、區級人民代表、勞動模範。

知青們來到生產隊並不了解之前挖肅運動開展的情況，積極投入運動，結果必然影響到民族關係及知青與牧民的關係。

那次我從沙窩子裡砍回荊條，剛到生產隊的地盤就聽說知青們要開會。因為得到消息晚，又是從大隊西南的蒿萊趕去，到會場時知青們已經開始發言討論了。會議內容主要是民族關係問題，場面沉悶，大家都顯得有點兒緊張。自從放羊後一年多的時間裡，我與其他北京知青沒見過面，與其他浩特牧民也沒交流過，生產隊裡的文化大革命怎麼進行的，我一點都不知道。天天與羊群一起運動，人間的運動早已置於腦後。這期間受尊敬的大隊書記吉格吉德病逝了，我好像與他只匆匆見過一面，沒有直接交流，留下的印象很模糊。年輕有為的大隊長朋斯格去世後，遺體經過了法醫的檢查。雖然剛到生產隊時便耳聞蒙漢社員間有小小不和的事情，但此前知青與牧民的關係一直都很融洽。

不和諧的聲音來自各個方面。我們是1968年8月7日立秋之日離京的，10月6號就是中秋節，文化大革命中中秋節屬“四舊”之列，我們已淡忘了這個傳統節日。蒙古民族也有過中秋節的習俗，草原上因也在“破四舊”，所以浩特里並沒顯示出濃濃的節日氣氛，也看不出牧民對過這個節有多留戀。但這時傳來一個令人不安的消息，有人對知青講，中秋節漢人切西瓜是要砍蒙古人的頭，吃月餅是為了在餡里夾帶反元起義的消息等。我的歷史知識少得可憐，尤其是對元末明初這段歷史基本沒什麼了解，辨別不出這種說法的真偽，但聽到這樣的傳言心裡真不是滋味。傳言中的事不管是否真實，也是幾百年前的事了，跟現在有什麼關係呀？這不是明擺着挑撥蒙漢民族關係嗎！也許這只是個傳說，但知識青年卻有點緊張，因為說這話的人還是我們大隊原領導班子成員、民兵連長青格力圖。

青格力圖是很有代表性的原住民。他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體看上去不是很壯實，高鼻梁，長臉，雙眼稍稍內凹，炯炯有神，怎麼看也不像是典型的蒙古人，倒像是歐羅巴人後裔。據說他也是個外來戶，但已融入當地蒙族社會。他有文化且單身，粗通漢語，在原住民中算得上是個大知識分子，每天背着一條半自動步槍，騎着馬在各浩特中視察，時不時指點一下“江山”。他的年齡比我們大，雖面帶笑容說話和氣，但與之交流總覺得笑臉背後隔着什麼，不像其他牧民那樣直白容易接近。他雖不是書記、隊長，但由於總在牧民中活動，其影響力還是很大的。他說這話是啥意思呢？也許他不過是想在“知識”青年面前展示一下他豐富的歷史知識。從小接受階級鬥爭教育的知識青年警惕性很高，這不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麼？他是不是對我們懷有敵意呀？消息傳來，我心頭也蒙上一層陰影。由於此前我見不到分散在各個浩特的北京知青，也碰不上青格力圖本人，無法去核實這一消息的真實性。事實上即使遇見他，我也不知如何面對。

草原的漢人就是移民與盲流。聽盲流社員們說，初來大隊的時候牧民連馬也不借給他們騎。草原上沒有馬，辦事太難了。所以草原上的漢人對蒙古族牧民也存有成見和戒備之心，比如聽到屋外傳來馬蹄聲，我們的反應是有人來了，盲流社員蘇瑞林會猛然反應說：“蒙人來了。”“蒙人”二字就體現出自己與來人的不同，反映出他對牧民的警惕與戒備。我們是頂着毛主席身邊的紅衛兵光環來的，相對又單純，所以在當地的上上下下對知青都比較客氣和寬容。

過去一年裡我專注羊群，與道日瑪關係簡單融洽，沒有覺察到蒙漢民族之間歷史上的戰爭對今日有什麼影響。其實，影響蒙漢族關係的不僅是歷史上的糾葛，更主要的還是當下的“挖肅運動”對民族團結的破壞。 隨着運動的深入，旗里傳來紅衛兵打人的消息，這對知青而言可不是什麼好事，無論知青中誰打了人都會牽扯到整個知青群體。聽到有這事，我心裡莫名其妙地擔心起來，小將們可別將在北京打砸搶的那股邪勁帶到草原來。可想而知，打人和挖肅一樣絕對不會得到老百姓，特別是蒙古族牧民的支持。其實我隊知青除漢族外，還有回族、滿族、錫伯族、蒙古族的，勞動態度都不錯，沒有與當地社員發生衝突的理由。但“內人黨”要搞分裂，知青們是絕對不允許的。知青從小接受革命傳統教育，聽黨的話，很容易積極投身運動。

這次開會是知青們自發組織的，沒有讓負責知青工作的大隊領導馬永清參與。知青們來自不同的學校，相互不認識，加之牧業生產分散，來到生產隊之後基本處在群龍無首，各自為生存忙碌的狀態。但“同為天涯淪落人”的處境生出了一種默契，因而除了在勞動崗位上無法脫身的知青，其餘的都自覺到會了。嚴肅、低沉、壓抑，甚至恐懼，這樣的會議有生以來我還沒經歷過。

聽了一會兒發言，談到社會上挖肅運動的進展與傳言，我才明白會議主題是：面對這麼緊張的民族關係我們該怎麼辦？沒人談及我們生產隊的挖肅情況，卻說到某些牧民們對挖肅運動的反應。沒有了往日相遇的歡快和高談闊論，發言零零星星，連聲音都不大。知青們才十幾二十歲，沒經歷過這種事。雖然已來草原落得與牛羊為伍的份，卻沒有完全認同被教育的身份；雖披上了蒙古袍，但骨子裡還是北京學生，本能地在關心着文化大革命的進展，因為它關聯着我們每一個人的明天。事態都這麼嚴重了，我卻一點也沒感覺到。聽着聽着，想起青格力圖講的話，我開始有點不寒而慄了。

原來，隨着挖肅的深入，有些北京知青也卷進了運動，類似“砸爛××的狗頭”的標語口號被牧民當真。革命激情導致造反派搞起逼供信，牧民們沒見過紅衛兵在北京抄家、打人的 “革命”行動，對發生的逼供信不理解，感到緊張。其實少數知青這時的革命行動遠比不上紅衛兵在北京的除四舊。可就是這樣的行為，在牧民眼裡仍不可思議。部分知青也確實在這裡發現了用武之地，緊跟黨中央的熱情在人煙罕至的草原絲毫未減。最近聽到知青們的敘說，北部南部公社都有個別知青搞逼、供、信，用三角刮刀（一種加工工具，那個年代常在鬥毆中使用）和砍刀刺傷或砍傷牧民。

草原遼闊，通訊困難，信息傳播多靠言傳。知青打人的消息在牧民中間肯定會迅速傳播，原本歡迎北京知青的牧民們一下子慌了神。蒙族牧民可能對流言半信半疑，談及這些事每每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這反而讓知青們生疑。知青中的緊張情緒也像瘟疫般迅速傳開。造成空氣緊張的原因可能是在農場的知青受到移民或盲流的影響，也可能部分在浩特里放羊的知青學會了一些蒙語，在與老鄉的接觸中了解到傳言，但更可能的是有部分知青多多少少有意無意地本能地參與了一些挖肅活動。有知青就把公社書記袁道帶回大隊審問過，問他是否參加過內人黨。據說公社糧站的主任不堪被審，逃跑被凍死在野地里。

知青本是響應黨的號召要“宜將剩勇追窮寇”，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誰知參加挖肅便脫離了牧民群眾，加深了民族矛盾。可能正是投入到運動中的知青身陷其中，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產生焦慮，才匆匆忙忙召開了這麼個會。會議沒有明確的主持人，沒有導向，看似隨意，但緊張情緒卻在暗中蔓延，浸透了每個與會者的心。

是啊，蒙漢社員之間本來就有不同的聲音，如果有人有意挑動蒙漢兩族百姓對立起來，我們因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成長背景不同而產生的溝通困難，更容易產生誤會。聽出點門道後，明白蒙漢社員之間原來存在這麼大矛盾，真如當頭遭到棒喝，太突然太嚇人了，我直發懵，不禁打了個寒顫。

都是聽傳說，誰也沒說清事態到底發展到了哪一步，所有的消息都不確定，又都很重要，很緊迫。我不知道是馬上要發生民族衝突了，還是知青們神經過于敏感。不知道我們現在應不應該做些相應準備。李保民年輕，說準備好兩匹馬，打起來就騎一匹帶一匹往北京跑。實際上這僅能作為笑談。發言的知青誰心裡也沒底，吐字猶猶豫豫，聲音壓得很低，深怕隔牆有耳。真要有人鬧事，想解釋什麼都沒用。在這人跡罕至的草原上有馬也逃不了，能跑出草地麼？能跑出沙漠麼？誰能保護你呀？能跑回北京避一避嗎？可現在也只是“暗流涌動”，表面上並沒發生正面衝突，怎麼請假（我還以為只有生產隊准了假，知青才能離隊）？何況我們能集體逃遁嗎？可等出了事再跑，那就來不及了。再說北京還有家嗎？國家允許嗎？真要鬧出事來，我們會團結嗎？團結能解決問題嗎？在浩特里的這一年裡，道日瑪對我很關照。聽說其他知青與牧民們的關係也不錯，牧民們會突然變臉嗎？想起電影中凡是涉及民族地區的衝突，階級敵人都會煽動民族矛盾，直至動刀動槍，身上頓起雞皮疙瘩。我們沒有經歷過複雜的政治鬥爭，消息閉塞，遭遇突發事件，身上立刻起了反應，恐懼感從每一個毛孔向外涌。想到電影裡共產黨員都是通過搞好與民眾的關係化解民族矛盾，心又稍安。可轉念一想，關係搞好了，一家一戶就能保護你嗎？心裡還是沒譜，惴惴不安„„腦子裡一系列的問號出現，亂成了一鍋粥。

思來想去，也只有繼續與蒙古族牧民搞好關係才是唯一的出路。理清思路，我也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在所有可能的出路中我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大家都可以去做，並能做得到。雖然前途未卜，最好的辦法還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知青們來自各個學校里不同群眾組織，還有我這樣的散兵游勇，觀點上肯定有不同的傾向，沒有權威也難以形成統一認識。這次自發組織的知青大會，只好在各自表述之後便不“歡”而散。

會後不久，我去了公社東面的山梁上放馬，隨馬群走場遠離了生產隊，再次進入了與世隔絕的生活狀態。聽不到挖肅運動的消息，也淡忘了此事，生活漸漸回歸平靜。年底突然實施軍管，挖肅一事再次被提起。雖然糾正挖肅擴大化離我的生活十萬八千里，而且在我放馬的地域一個解放軍也看不見，但還是覺得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心裡踏實多了。

回隊造出石雷後沒有新的任務布置下來，是回馬群去還是留下等待馬群歸來，我面臨選擇。可能是回馬群的路途不熟，也懶得再次長途跋涉，我選擇了等待。意外的是等到的不是馬群，而是軍代表。與軍代表的這次意外“交集”，改變了我在草原上的生活軌跡。

難道這是命中注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