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56）：慶竹之死

賀長文

請示領導的結果沒有找到任何有效的辦法，實際上誰也不知道事態會向哪個方向發展。這是不是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呢？我們蒙古包的知青一個都不在，我與其他知青又不交往，沒人商量。

階級鬥爭複雜、緊張，不知怎麼，我的腦子繃得緊緊的，就怕王慶竹搞報復。

回到辦公室我就琢磨，王慶竹要報復的首先可能就是知青，沒準還就是我自己。因為他與其他農場住戶沒矛盾，多年相安無事，不會無緣無故去襲擊他們。知青當中，除我之外又以李鐵秋和衣兵兩位女性最危險，因為她們身旁有槍，她們居住在大隊的小學校里，離男知青住處較遠，位置偏僻，如果王慶竹搶到槍危害就大了。我辦公這排房子沒人居住，後排是倉庫與食堂。農場常住的男知青5個人一間房，他如果行兇，占不到任何便宜，不會輕易動手。我到男知青房間和小學校對北京知青做了囑咐：手邊要備有工具，出門要小心，夜間關好門，槍要保護好。晚上我就在辦公室等着忠岱，我特地在門後備了把鐵鍬，以防不備。我準備再晚一點到王慶竹家附近轉轉，沒有通知其他社員是因為不想把沒譜的事情搞大。我對王慶竹從沒有惡言相向，但談話嚴肅沒準他會懷恨在心。想到這兒我又感到一人呆在辦公室里也很危險。

來大隊部的蒙古族社員都回去了，草原的夜晚十分的靜。可夜越靜我心越慌，不時起身在屋內踱步，什麼也不想干。心神不定中聽見腳步聲傳來，我急忙轉身防備，進來的卻是忠岱。他氣喘吁吁地跑來說：“王慶竹失蹤了。”我腦子嗡的一下大了。 “你怎麼看的？”我沒好氣兒地脫口而出。

他喘着氣接着匯報說，每晚王慶竹都要來小賣部的外屋參加政治學習。社員學習從不叫他，每天的這段時間他與王慶竹是分開活動的，他一人留在王慶竹家，念及我的叮囑，他不放心，就跑來趴在窗戶上偷窺，發現王慶竹不在裡面就急了，趕快跑來匯報。我連忙和他一起出來到了後排房子。我推開屋門掃了一眼，社員們正在學習，昏暗的煤油燈下一位知青在念報紙，真的沒看見王慶竹。我轉身就直奔小學校，再去到男知青的住處，因為有的知青不參加學習，我得看看。兩處都沒有意外發生，那是否外逃了呢？不可能，離邊界還遠着呢。沒有交通工具，他跑不了。我回到小賣部的外屋，對正在聽讀報的社員說明情況，動員他們去尋找王慶竹。

社員們散去不久，正在我焦急的當口，蘇和巴特爾跑來報告，發現王慶竹吊死在他們屋後的一口枯井內。想到他沒有傷害他人，我先鬆了口氣，緊接着又感到慌張，至今我還不知道農場什麼地方有口枯井。我跟着蘇和巴特爾等人跑到菜園後的枯井旁，伸頭一看，王慶竹吊在井下，早沒氣了。人死的太突然了，是把他弄上來還是保護好現場？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才好。人們圍了過來，雪地上的腳印紛亂，我突然意識到現場被破壞了，對最後定案不利。我讓社員趕緊離開此地以保護好現場（其實現場已經被破壞了）。當時只有公社才有電話，還是電影《上甘嶺》中那種手搖電話，也只有到公社才能與旗公安局聯繫上。誰能摸黑趕到公社打電話向旗公安局報案呢？有駱駝可騎，又不會在黑夜裡迷路的只能是蘇和巴特爾了，於是便讓他趕緊去公社報案。

我以為這人命的案子旗公安局會馬上派人來，誰知天下大雪，如果沒有記錯的話足足等了一周多。等公安局來人的這幾天可把我急壞了。猶豫不決，如果再將王慶竹的屍體提上來，同樣破壞了現場，可是什麼叫“破壞現場”，我也不清楚。還不如當時就這樣做，我感到進退兩難。

好不容易等到旗里派的人來了，帶隊的是扎木蘇，他察看了現場，一臉的不高興。現場離我的住處不遠，進了屋，他就問我為什麼不把人卸下來，我回答保護現場。他不屑一顧，詢問了相關情況，我則如實做了匯報。起碼兩個多月我沒有與王慶竹接觸過，也沒有將他列為牛鬼蛇神（正因如此，知道他舉止異常後也沒有派武裝民兵看管他）。只是對他的履歷再次進行了外調，外調人員還沒有回來，沒有逼供信等等，我解釋說。扎木蘇雖不滿意我對屍體的處理，但也說不出我什麼，畢竟我不是專業人員。也可能他是用批評我的“失誤”掩蓋他們的遲到。生產隊裡沒有王慶竹的家人，農場的社員將屍體拉出井口埋掉了。這麼重要的過程我卻沒有留下清晰的印象，大概是當時受了批評神經緊張顧不上了。記得的是，扎木蘇臨走前發現了屋裡的照相機，問：“誰的？”

“我的。”

“借用一下。”

我點點頭，不敢多問，讓他將照相機拿走了（後來他托趙全明將相機帶到公社還給了我）。

天寒地凍的，王慶竹在夜黑人靜中悄悄地去了另一個世界。我開始總擔心他有暴力傾向，還曾為沒有造成更大的人員傷亡而暗自慶幸過。公安幹警走後，我一方面自責沒有處理好後事，一方面又慶幸自己能夠脫身，公安局沒有處分我的意思。這件事發生在我的工作中我很難不背上思想包袱，我總在想，抓住他帶着被監督改造的老婆來到草原的事、掘墳的事，算不算對他施壓了？或許他膽子太小，或他有冤情，或畏罪，我的處置方法有什麼問題麼？如果當初照着馬克斯爾說的去做，派民兵看着他，他可能不會有機會去尋死，反而能保住他的性命。我採取的辦法雖比較符合政策，卻害了他。我在哪些地方做錯了？另一方面，保住了他性命，能否搞清楚問題呢？第一次外調，查出他瞞着生產隊將正在被監督勞動的老婆帶到草原。第二次外調，周鍾林與何鳳學在王慶竹老家見到了有馬步芳大印的一張委任狀，任命王慶竹為機場工程總監，這在當時起碼應該算是個不大不小的歷史問題。可現在人死了，新的調查結果也就不重要了。試想如果王慶竹沒有自殺身亡，我還會堅持外調麼？我受到的教育認為監工都是欺壓民工的。旗公安局會立案麼？憑什麼立案？他有血債麼？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問題。

王慶竹有個兒子，走前他的心裡一定十分糾結，他是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走上了這條不歸路的。掩埋了王慶竹，冬日的農場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王慶竹自殺的消息很快也傳到了各個浩特，牧民沒什麼反應。甚至連領導班子成員馬永清和馬克斯爾都沒有就此事問過我一句話。挖肅運動中，隊長朋斯格也是在大隊部去世的。那次請來了法醫做檢查，牧民們關注度很高。還有就是對大隊原會計高特布問題的關心也比這次高，高特布的貪污問題是軍代表宣布的，根本就沒細查，所以也不可能查清。我搞專案的目的是什麼？對王慶竹的歷史問題我應該堅持調查清楚為止麼？他沒有不法活動，能說他歷史上跟過馬步芳現在就與蘇修、美帝遙相呼應麼？一段時間裡我的腦子裡比較亂。

20多年後我回到了北京，一次與全明在一起，他無意中談到在阿巴嘎旗教書時碰到過王慶竹的孩子，說這孩子還挺上進的（後來聽說，這個孩子是王慶竹夫婦抱養的）。聽到全明的話，我心裡很難受。這孩子當時還是個初中學生，父親死了，家也沒了，他是怎樣生活的？他心底是怎樣認識父親自殺這件事的？能想通麼？我雖對王慶竹沒打沒罵，執行政策，力求調查清楚，但不等於沒有傷害，我深感歉疚。對於孩子來講，我就是個罪人。

此事在腦中纏繞，我想到年少學習的過程，做幾何習題的時候每論證一步，公式後面都要畫個括號，在括號內填上相關的定理，這樣才嚴謹。我的作業曾經遭到老師的批評，原因是我覺得題目簡單，道理都明白，省略了中間步驟，造成證明不嚴謹。也許經過這樣的訓練，在調查王慶竹的過程中，我也很謹慎，很努力地去尋找證據，想着以理服人。最初問他履歷時我的態度與對待其他“盲流”沒區別，在知道他老伴兒是一貫道壇主後詢問他時才比較嚴肅。他不正面回答我，我沒有更多更靈活的方法使他開口，我不知所措，心也慌。如果他一開始就如實地把工作地點敘述出來，時間點能接上，再從老家開出證明來，我就不會去調查了。可是運動中有人揭發了他，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我多少有點先入為主，加上他總是迴避問題，彎彎繞，我的猜疑揮之不去，千方百計地尋找證據。

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受教育多年，認認真真工作，稀里糊塗犯錯。同在一個生產大隊的其他知青有的經過挖肅運動，對以後的運動知“難”而退。我走場一年半，對生產隊不了解，對運動毫無體驗。由於跟着軍代表下浩特，不知不覺地就介入到運動中來了。我沒有積極申請參與運動，卻也很高興能有機會參與這樣的工作，認為這是對自己的信任。我們前仆後繼努力適應社會，但當時只要參與政治運動幾乎不可能不傷人。拔出蘿蔔能不帶出泥嗎？除非你不服從命令，不去拔蘿蔔。

特別是旗軍管會的通知明確提出“根據錫盟前指指示，我組決定在全旗範圍內，立即掀起一個群眾性的社會調查運動，徹底清理我旗的敵特社會基礎，把階級陣線搞清。”（《伊和高勒知青記憶》文集125頁）需要調查的11種情況中就包括了各種反動及會道門、來歷不明、歷史不清人員。知青可能對政策的理解把握不那麼準確，但誰也不敢輕易否定這類人員的歷史問題。尤其每次運動還要深挖，挖出隱藏的階級敵人。蘿蔔尚有纓子露在地表，挖隱蔽的東西不翻土行麼（誰能保證地下就一定有“貨”呢）？這裹着蘿蔔土豆的泥土，就相當於階級敵人身邊的老百姓呀！知青參與政治運動的結果帶來對他人的傷害，這或許是追求進步參與運動的知青們終身的遺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