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60）：居在公社

賀長文

在公社裡我有許多其他知青沒有的便利，最起碼的是居住條件的改善和一日三餐的便利，完全沒有了風吹日曬與忍飢挨餓的折磨。住房不大，不愁用水也不愁燃料，居住條件遠勝於蒙古包。我“宅”在屋裡，交友不多，也不深。公社所在地有革命委員會。這裡的革命委員會組成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有來自各系統的代表。一些革委會委員年齡與我也差不多，但經歷各不相同。那時選革委會成員講的是出身，不論學歷，也無所謂黨團員。在牧民面前，凡是吃公糧的人都稱為幹部。糧店青年劉金武就進了革委會，他比較活躍。當過兵的蒙古族青年一般都會講漢話，最適合當幹部，如公安特派員潘景林、武裝部長寶泉都是復員兵。常駐公社的軍代表——曹幹事，山西人，個頭很高，來自農村。這位軍代表不夠平易近人，不知是端着架子還是本身就呆板。我的辦公室與曹幹事的住房相鄰，那麼多空閒時間裡我們竟然沒有對過話、串過門，想起來也是一件挺奇怪的事。軍管撤銷前，他老婆來公社探親，幾天沒動靜，突然一天兩人動起手來，面盆、茶缸等物件拋來擲去，響動太大了。隔着牆，我被他們吵得坐立難安。頭一次碰到這樣的場面，也不知該不該去敲門勸架，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我跑回住處找隔壁的郭萬義。他們兩口子都是分下來不久的大學生，有個孩子，我想請他倆去勸勸架。沒想到郭萬義聽後動也不動，慢條斯理地說：“兩口子吵架不用勸，一會兒就好。”這反而讓我感到尷尬。他沒起身，我也不好馬上轉身就走。他們的女兒小紅不大，挺可愛的，為遮掩我的不自在，我把小紅抱在懷裡坐在椅子上逗她。片刻功夫我感到肚子處濕熱，舉起她來一看，她的一泡尿已把我衣服褲子尿濕了。我舉着孩子看着尿往下滴，不知該往哪兒放。他夫人見狀也不搭話，沖我一笑，直到孩子尿完了才起身接過去。他倆比我大不了幾歲，但社會經驗卻比我豐富多了。他倆的反應令我意外，我可是一本正經地去請求他們幫助的。

郭萬義夫婦都在獸醫站工作，與我隊一些知青很熟。我占着獸醫站的屋子做辦公室，卻與他們交往不多。我回到自己的住處換洗完衣褲來到辦公室，隔壁的吵鬧聲果然息了，也許兩口子吵架真像郭萬義講得那樣不用勸。這番折騰後我的心卻靜不下來了，桌角上有本毛主席語錄，一隻手胡亂翻開，扉頁上的簽名映入眼帘，我名字中的“文”字被改寫成“腿”字，“長文”變成了“長腿”。搬來沒兩天後我就發現了這個變化，但不知是誰什麼時候改的，也沒往深處想。這時我突然明白了，這事八九不離十就是他倆之中的一位。

頭一次請人勸架沒辦成事，頭一次抱小孩內衣褲都被尿濕了，真是諸事不順。但煩惱中竟來了靈感，自以為破了個小“案”子，心情又隨而轉好（後經與郭萬義夫婦核實，改名字的事與他們無關）。

在公社接觸人多，信息也多，但我不懂得交朋友，更不懂得利用這個機會為自己謀劃個前程。公社的年輕幹部們或有自己的家庭，或有自己的事業，都有奔頭。潘景林復員後開始在商店售貨，沒兩年，當上了公安特派員。他的事業從公社商店起步，到1995年我們回訪時他已經是盟公安局的局長了。獸醫郭萬義兩口子專心“生產”，文革一結束，改行調走了。寶泉當上武裝部長。看似寂寞平靜的草原，看似懶散的起居，公社裡的年輕幹部們都有着自己的夢想與追求。

我們年齡相近卻有不同。他們是幹部，都以公社為家，我是知青，在公社始終找不到家的感覺，所以融不進公社的工作與生活圈。人雖在公社，但我一直認為薩如拉塔拉大隊才是家。所以偶回大隊，趕上什麼沒幹過的工作也想嘗試參與，比如拔麥子（忘了種的是什麼）、脫土坯。這兩項工作我幹得都不好。因為長期脫離體力勞動，我個子高，需要蹲下或彎腰干的活就吃力，我幹得甚至不如牧民。脫土坯更需要氣力，幹得腰酸腿疼還不出活兒。好在我幹這些活都沒有量的要求。倒是有一次加固我們居住的土坯房時幹得挺來勁。就是將乾草與土和成泥，往房頂和外牆上糊。草原上風沙大，糊在土坯牆外層的泥土易脫落，露出土坯磚，這不僅影響房屋外觀，更重要的是影響房屋的牢固程度，所以需要適時給房屋外層糊上“新衣”。黃沙土和泥容易，土坯房不高，往屋頂送泥時，一鍬泥水平地拋起，上面的人接住鐵鍬，直接把泥翻倒在需要的地方。連土帶鍬往上一拋的活兒似乎有點兒技術含量，干着不算累，自己就有點得意。

由於在大隊裡與其他北京知青、老鄉交流也很少，屋裡冷清時我又會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種漂泊的感覺。薩如拉塔拉大隊的北京知青到公社辦事幾乎沒有人找過我，這也和我來公社之前一直獨自走場有關。我天生不適應遊蕩的生活，肯定也沒做好紮根一輩子的準備，但也沒有儘快離開草原的設計，前途十分模糊。也有可能是因為沒有“事業”，若學有所成，心裡有目標有追求，處在什麼環境裡我也會踏實工作。好在這個時段的生活安定，與放羊牧馬相比，與人的交流機會多了，那種被放逐的孤獨、寂寞感淡化後，恐懼感消失了，生活有時還是愉快的。

在公社時，曾收到已調離的知青寄來的兩封信。一封來自在青海酒泉三九公司工作的王志強，他托我幫他轉一下糧食關係；另一封來自到安徽巢湖當兵的李保民，他向我打聽一位知青的通訊地址。王志強的信開頭就稱我為“大哥”。看到這個稱呼我有點兒吃驚，從來沒有人這麼親切稱呼過我，這“大哥”聽着多少帶點兒江湖味兒。我雖不習慣這個稱呼，但也興奮了幾日，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我想若再見到他，我肯定會更感親切。與王志強相比，我與李保民一起外出調查過，相互要多一些了解，但他離隊去當兵的事並未告知我，許是來不及吧。他寄來張穿着軍裝的照片。他能托我辦心想之事，也讓我感到是一種信任。達布嘎家的知青真正在一個蒙古包或土坯房裡日夜相處的日子並不多，更多的是相距幾十里或上百里。現在他們有了新的工作崗位，我們相隔千里了，友誼還在保持着。我當時與同學們的聯繫幾乎斷絕，也無法融入公社的群體，十分孤獨。前兩年是與畜群相伴無人對話的孤獨，現在是有人可以對話卻無話可說的孤獨。這時收到他倆的來信與照片，我感到心裡暖暖的。

在公社的生活，如果說有什麼遺憾的話，就是沒有抓緊時間讀書，學習點兒什麼。上大學沒希望，未來也沒有方向。我曾讀到過一篇豆腐塊大小的文章，講在澳大利亞放牛放羊都是把它們圈在圍欄里，不用人看守。一次進城我買了一本介紹可控硅的小冊子，可控硅那時問世不久，屬於新科技。經歷了一年放羊的辛苦，搞個通電的圍欄成為我的一個願望。我小學時曾組裝過礦石收音機，能收聽到一兩個無線電台的廣播節目，中學時又組裝過三波段的收音機，對電器有點愛好與實踐經驗。這幾年學業雖荒廢了，但見到這方面的消息，而且有可能改善牧區的放牧環境，我馬上又來了學習的興趣。當時真不知道我們的草場與澳大利亞的草場有着很大不同。

當然，讀懂了知識也沒用，要實現這個願望還需要相關元件和其他材料等諸多條件。我的願望沒能實現。幾十年後回訪薩如拉塔拉，“圍欄”出現了，但不是通電的那種，是鐵絲網。草場被割得七零八碎，看不到游牧的畜群，閹割之後的草原變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