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出處？

　　其實是當時記者寫大寨時的一句話 　　自殺的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再一次勾起了人們對大邱莊的回憶，當消息傳到村里時，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過去了，村民們對於禹作敏的懷念並沒有消逝，以至於這個禹作敏生前的死對頭自殺時，他們以這種方式來慰藉曾經的村支書。 　　500多公里外，毛澤東時代的樣板村山西大寨，也因為村支書的兒子修起的一座大廟而進入人們的視野，鳳凰衛視對於虎頭山上新修的普樂寺的評頭論足，雖然讓村支書郭鳳蓮頗不高興，卻讓村民們多了許多談資，已經有很長時間，沒人再記得大寨了。 　　兩個都曾經風雲一時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習慣於消逝在公眾視野之外，但村莊從來都沒有平靜過。從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開放前期的“聯產承包”，再到今天的“新農村建設”，兩個村莊裡保存着中國鄉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歷史圖譜。 　　在新一輪鄉村變革以“新農村建設”破題後的2007年夏天，記者遊走於這兩個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產仙鄉” 　　雖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從太原到大寨，坐汽車穿山越嶺仍然要3個多小時，很難想象，這樣一個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經在新中國的鄉村史上占據過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過，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書郭鳳蓮的兒子在村里修了一棟恢宏的大廟，已經很少會有人還記得這個毛澤東時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記者趕到大寨時，郭鳳蓮正在北京開人大常委會。雖然比起前任村支書、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差了不少，但郭鳳蓮依然位列全國人大常委、山西省婦聯副主席，她還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陽縣縣委副書記，這樣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國農村，仍然讓絕大多數農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個土石山區的村莊，耕地極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澇，從古至今都是中國農村最為貧窮的那種，但是，1949年之後，在實行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的那些年頭裡，集體化了的大寨顯示出無比強大的力量。 　　全村700畝田分成5000塊，散在大山里。陳永貴帶領大家要做的是把這些溝、梁、坡，統統改造成能夠產糧食的梯田。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圍繞這項工作展開：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線暗到無法繼續幹活才下班。這種艱苦的勞動從1953年開始，到1979年結束，一共27年。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間，“搬山填溝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畝，不僅養活了自己，還能年年為國家交糧食。 　　這樣的苦幹正是那個時代的國家政權最需要的農村景象，領頭人陳永貴藉此最終當上了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掌管整個中國的農業生產組織，大寨被樹為毛澤東思想的樣板村，國家派軍隊去給大寨修盤山水渠，派科學家去修噴灌、吊車，早在1970年代，溝溝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實現了農業機械化，比大多數沃野千里的平原農村都早。 　　走進今天的大寨，隨便一個村民家裡，都掛滿了他們或者他們的父輩與周恩來、鄧小平、朱基等國家領導人的合影。在大寨的歷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總理以上的領導人和40多位解放軍高級將領到訪，此外，還有包括16位國家元首在內的134個國家和地區2萬多名外賓先後來到過這個太行山深處的小村。從1964年，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開始，直到“文革”結束，960萬人踏入這個小村子，也就是說中國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個代表，來看看大寨是怎麼回事。 　　大寨作為中國農村的樣板，香火持續不斷，火了15年。大寨的許多方面的變化都是由國家的社會改造計劃和政策來推動的，在那些年代，這些政策的目的，在於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這些村莊成為國家經濟中穩定的農業生產單位。 　　1949年之後的中國，新政權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完成國家的工業化，中國這樣的後髮型現代化國家，要實現工業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剝削”提取農村世界的“剩餘價值”來完成原始積累外，沒有他法可想。大寨比任何一個村莊都具備這樣的樣板價值。 　　但是，當樣板樹起來之後，一切都開始極端化。陳永貴當上副總理後，外出考察回來，羨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兩季，就在虎頭山上試驗種起了水稻，覺得養蠶經濟效益可觀，就在大寨的田裡植桑養蠶，甚至還在山上養過鹿，他的夢想是“虎頭山上變江南”。 　　這一切隨着“文革”的結束、鄧小平時代的到來都戛然而止。大寨成為“左傾”路線的代名詞，對大寨的批判接踵而來。陳永貴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職務，最後客死北京。郭鳳蓮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80年4月，郭鳳蓮被留黨察看，審查了3年後調離大寨，去昔陽果樹研究所報到。 　　那幾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塊土地連成了大塊，便於集體耕種，現在怎麼又分成小塊？折騰了兩年多，大寨的地終於分到戶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聯產承包”跟幾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樣，對於大寨人來說都不是自發的選擇。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動把地合到了塊，專門組織“農業組”，每年40多個人，集體耕種。 　　沒有哪個村莊像大寨這樣緊密地跟中國政治聯繫在一起。在大寨的展覽館裡，整個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來過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被遺忘到了角落裡。只有村頭那幅大標語“劈山育土捉龍王，共產仙鄉唱凱旋”能讓老人們懷想剛剛過去的日子。 　　大邱莊時代 　　大寨為曾經的狂熱付出整整10年時間做代價，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時代才終於在大寨姍姍來遲，郭鳳蓮被重新任命為村支書，她被賦予的使命是帶領這個曾經的“共產仙鄉”在新時代再次成為發展經濟的榜樣。 　　1992年，郭鳳蓮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莊取經。那幾年，國家大力推行鄉鎮企業，農村的工業化被認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鄉村的良藥。而位於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莊則是發展工業的典範，那幾年，中國的觀察家們都在宣稱，中國農村已經進入了大邱莊時代。 　　大邱莊所有的一切都來源於鋼材，早在1979年，大邱莊辦起的第一個工廠就是帶鋼廠，用低價買來廢鋼材，加工成鋼管後高價賣出，在那個年代，其所獲得的顯然不僅僅是加工的利潤，還有緊俏物資的市場差價。當年大邱莊是怎樣弄到這些被國家壟斷的資源？到今天，也沒有人說得清楚，但這些可貴的第一桶金為大邱莊的工業起飛奠定了基礎，隨後，大邱莊辦起了帶鋼總廠、制管總廠、印刷總廠、電器總廠等四大集團公司。 　　在1992年的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鑑》上，大邱莊的社會總產值、人均收入等多項經濟指標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是全國人均收入的10倍，這個華北平原鹽鹼地上的討飯村變成了中國“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莊的帶頭人是禹作敏。這個常年趕着毛驢拉蘆葦的老農，搖身一變成了資產幾十億的四大集團董事長。禹作敏自稱是鄧小平的“好學生”，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他讓村里每家每戶都掛上“小平您好”的橫幅，到今天，四大集團的大門上的對聯，橫批一直都沒有變過，依然是“小平您好”。 　　雖然大邱莊搞的是工業，但禹作敏一直視陳永貴為榜樣。他對一幫前來考察的官員說：“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他做夢都希望大邱莊能像毛澤東時代的大寨一樣，成為全中國農村的榜樣。1992年，當大寨的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到大邱莊取經時，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興，臨走還毫不猶豫地給了郭鳳蓮50萬，資助她回去辦企業。 　　但是，時代已經變了，國家政權再也不可能像那個時代那樣，事無巨細地介入一個村莊的日常生產。禹作敏多次希望鄧小平能到大邱莊來視察，像當年周恩來三上大寨那樣，但他到死也沒有實現這個心願。 　　除了國家領導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員放在眼裡。大邱莊老人們盛傳，當時任天津市公安局長的宋平順升任天津市副市長時，禹作敏在政協大會上發言：“宋平順這樣的人居然也能當上副市長，咱們天津真是沒人了，實在不行的話，還是讓我來給你們代理幾天副市長。” 　　這樣的張狂終於為他惹來了大麻煩。1992年底，大邱莊裡發生了非法拘禁、毆人致死的惡性案件。事發後，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來辦案的警察，並指揮上萬本村村民和外來務工的農民手持鋼管與400多名武警對峙，不允許任何人進大邱莊。 　　一直到次年4月，這場震驚中外的風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處20年徒刑，最終死於獄中。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莊人有26個，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兒子。今天看來，禹作敏的結局並沒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個視法律為無物的農民企業家自釀自飲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 　　2007年8月底，記者再來到大邱莊，這裡早已不是一個村莊，而成了一個具有縣城規模的鎮，常住人口已接近5萬，通宵營業的網吧、髮廊、賓館、洗浴中心、歌舞廳，還有電網密布的工業區，將大邱莊的夜晚變得像大城市一樣嘈雜，村裡的老人帶記者尋到了禹作敏的老別墅，就在鎮政府正對面的大院裡，銀色的大樓外牆上蛛網密布，絲瓜藤爬滿了窗戶。 　　“已經有好多年沒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來這裡放鞭炮，開始我還以為是老爺子的忌日呢，後來才聽人說，是因為天津的宋平順自殺了。”老人們還習慣於稱禹作敏為“老爺子”，在他們很多人眼裡，宋平順是大邱莊的“仇人”。 　　1993年的風波平息之後，天津市很快改組了大邱莊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莊鎮，將原來的大邱莊根據4個集團公司劃分為4個村委會，書記和鎮長都由縣裡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莊的人了。 　　禹作敏時代的村幹部已經很少在村里呆着了。禹作章是為數不多沒有被逮捕的村幹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檔，擔任了很多年大邱莊的村長，成立鎮後，他還當了一段時間副鎮長。記者找到他家裡時，老人家一聽是打聽禹作敏的事情，連連搖頭：“得了場腦血栓，啥事我都不記得了，國家的事情，你還是問市里吧，要不，縣裡也行。我們這些老農民，沒啥好說的了。”說完這些話，老人家扛着鋤頭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後的大邱莊，徹底告別了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團很快或變賣或承包，成了私人企業。大邱莊的經濟發展得比以前更快了，雖然化工廠、印刷廠等集體企業都接連破產，但是鋼管廠一直都很紅火，原來在集團公司干的那些業務員、技術員紛紛出去自己開廠，如今，整個大邱莊已經有了上千家各種各樣的鋼管廠、帶鋼廠以及配套產業。鎮上的億萬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個天津甚至華北地區，大邱莊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們並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禹作敏在的時候，是啥都管，現在，國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開工廠賺錢，沒本事的，要麼窮着，要麼靠歪門邪道也能活得滋潤。”王世成是當年禹作敏手下的一個廠長，如今，在街頭擺了個小書攤，像他這樣的老村民，在大邱莊的街道上，已經越來越少了，現在，村里80%都是外來打工的，東北人居多。 　　村裡的治安狀況讓村民們意見最大。記者晚上從天津市區打車時，一聽是去大邱莊，司機們紛紛搖頭，不願意去。一個月不到，有6輛出租車在鎮上被搶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幾個搶劫犯，還在村裡的九龍壁廣場前召開了一場公判大會。“那個九龍壁還是當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來召開村民大會。”王世成說，以前哪會出這種事呀。 　　現在，打架鬥毆的事隔三岔五就會發生。政府頒布了很多規定，可是對規範村莊的秩序缺乏實質作用。現在，村里說話最頂用的一名劉姓村民，被稱為村裡的龍頭老大，家裡開着工廠，有錢有勢，各方人物都結交。“有什麼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麼欺男霸女的事。”王世成說。 　　在老人們的回憶中，10多年前的大邱莊是真正少有所學，老有所養。村里的孩子上學，不用出一分錢，誰要能考上大學，每年有幾萬元補助，誰家裡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領喪葬費，禹作敏會派人來主持下葬，辦得很體面，但絕不能鋪張，就是在村口擺個錄音機，放哀樂，他不許大家請樂隊，那樣太浪費了。誰家要是結婚，村里給出車，清一色的奔馳，那時候村集體有10多輛進口的奔馳轎車。 　　現在，孩子上學都是各顧各的了，有錢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國外念書去了，沒錢的，還得在村裡的小學讀。婚喪嫁娶都是各自操辦，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結婚，用了10輛加長林肯轎車組成車隊，在鎮上好好地風光了一回，這樣的場景村民們早已見怪不怪。 　　現在，村裡的學校、廣場、別墅區、道路等公共設施還是禹作敏時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舊了。新修的一個老年活動中心，因為資金不夠，兩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現在還沒有完工。村裡的公共場所雖然僱傭了專門的清潔工打掃，可是，打掃總趕不上破壞，百億路、黃山道等主幹道上到處污水橫流。 　　後集體化時代的大邱莊，地方政府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稅收、計劃生育等環節，無暇致力於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發展，公共生活卻不斷衰落、社會秩序惡化、鄉村社區幾乎完全解體。政府在撤除了對鄉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經濟支持後，並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會自治組織，這使得已經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　　相比於大邱莊的富裕和混亂，今天的大寨展現給我們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種情境。幾十年來，大寨的人口從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來戶只是陪孩子來讀書的鄰村家長，因為，縣辦中學在大寨村里建着。婦女主任李懷蓮說：“這主要是因為大寨人聽國家的話，自打國家說搞計劃生育以來，幾十年了，村里沒出過一例違反計劃生育的。” 　　村裡的治安也從來不用公安局操心，這麼多年了，基本沒出過刑事案件。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對國家，還是對村干部幾無任何怨言。 　　當年是賈進才把陳永貴介紹入黨的，並且把自己村支書的位置讓給了陳。現在陳永貴的後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當官、經商，“早就成了國家的人了”。賈進才的兒子則依然留在村里開着小賣部。說起陳永貴，他們是一個勁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滿是，村里為了搞旅遊，打算大修陳永貴墓園時，賈進才的兒子不願意把自家的墳地遷走，“我們賈家的祖墳可是塊風水寶地，說什麼也不能動。”兒媳婦說。 　　如今，郭鳳蓮和她的兩個兒子在整個昔陽縣都是名人，兩個兒子各自擁有數家大企業，每有村里人外出，縣城裡的人總會跟他們嘮起郭鳳蓮一家：你們村支書可發了大財了，她的兩個兒子，個個都是億萬富豪，可村里人從來不介意這些。 　　70多歲的李焦月是當年陳永貴的“窮哥們”，跟着陳永貴幹了一輩子活，後來，陳當上了副總理，一次也沒回來看過他，可他一直惦記着陳永貴的好處：“他這人好啊，從不往自己口袋裡裝錢。還有郭鳳蓮，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來後，給我們蓋了新房子，修了賓館，學校，路燈，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還建了展覽館，搞旅游，給大家發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每月發放200元養老金；本科生每年補助1000元，大專生補助800元；過年發麵，免費供應煤，每口人每年1噸，其他還有飲料、酒、西瓜等等。村里還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層小樓，每套大約200平方米，村民們自己出5.5萬，村里大約出5萬左右，就可以購得。如今，大寨的150多戶里，已經有1/3搬進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個經濟開發總公司，郭鳳蓮擔任總經理，總公司下邊有煤礦、水泥廠、農牧、酒業、飲品、森林公園等10多家公司。但這些企業里，能賺錢的其實也只有村裡的小煤窯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資的水泥廠，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園偶爾收幾張門票，如今，小煤窯已經面臨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園除了在2005年的紅色旅遊年裡給村民們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外，如今，已經漸趨蕭條，能夠給村民們提供這些福利，對於大寨來說已屬不易。 　　但對於村民們來說，這些似乎並不算什麼。雖然集體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將近30年了，但他們仍然沉浸在村莊共同體所營造的濃厚的情感氛圍中，雖然物質生活並非充裕，但是在村莊成員內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讓他們相互之間獲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們活在祖祖輩輩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孫環繞周圍嬉戲打鬧，盡享天倫之樂。身後的虎頭山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植樹造林，已由一座光禿禿的石頭山變成了森林公園，深山中的大寨依舊隨處可見田園牧歌般的景象。 　　鄉村的未來 　　從大寨到大邱莊，兩個“天下第一村”的命運迥然不同，但是，他們在今天“新農村建設”的宏偉藍圖中卻似乎都顯得有些無所適從。 　　1949年之後，為了完成整個國家邁向現代化的原始積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通過人民公社的模式把農民組織起來，戰天鬥地。 　　到1980年代，國家開始大力推行“聯產承包”，家庭取代了村莊共同體成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這一措施雖然很快改變了大多數鄉村農民吃不飽肚子的狀況，但是，原子化了的農民面臨公共服務用品嚴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擾。如果說，1980年代，國家還試圖發展鄉鎮企業來振興農村的話，那到了1990年代，當鄉鎮企業紛紛凋敝時，國家再也無暇關注農村。那幾年，深圳、浦東才是國家建設的重心，國家將全部熱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業化的建設熱潮之中。對於農村來說，唯一不變的是稅費，負擔漸重之下，農民們不得不大規模外出打工。 　　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家權力在農村世界進進出出，從過度介入到荒疏。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農業稅，終於開啟了工業反哺農業的新農村建設時代，但是，與前兩次鄉村世界的變革相比，對於新的農村革命，農民面前似乎並沒有一條清晰的路徑。 　　在消費主義席捲全球的時代，如果讓億萬農民們選擇，大邱莊會比大寨更有市場嗎？遼闊的中國農村有幾個地方擁有大邱莊的機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記者在大寨走訪的最後一家農戶是賈進才家。離開的時候，8歲的賈彤彤在窯洞裡看電視，她的爺爺賈進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國著名的勞動模范，房間裡掛滿了毛澤東、周恩來的照片，以及爺爺奶奶跟周恩來、鄧小平、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的合影照，但賈彤彤並不知道這些照片的意義，她被電視裡正在播放的《家有兒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歡裡邊的小胖墩，喜歡他們家裡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國鄉村的未來，應該是依然保有田園色彩的大寨還是完全工業化了的大邱莊？記者離開兩個“天下第一村”的時候，對於這個問題已經不再執著於立刻獲得唯一正確的答案。兩個村莊共同的問題是，村里讀過書的下一代，已經極少有人願意回到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