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打算着回老家陪父母過冬天。1月16號深夜落地北京。

    那時，武漢的新冠疫情尚未傳至京城。首都機場內外，工作人員、剛剛下了飛機的乘客、出站口裡三層外三層擠得密不透風的接機人群，幾乎沒人戴口罩。飛機上，我右前排一對年愈60旬的夫婦帶着4歲多的小孫子，就是去武漢的。鄰座的一位關切地向他們提到武漢疫情，兩口子一副不置可否的不在意。我臨走時，單位的同事也向我提到武漢肺炎以及加拿大政府發出的旅行警告，我說，我離那裡十萬八千里呢。也是沒當回事兒。加拿大政府一向謹慎，不管是世界的哪個角落，只要有一絲的風吹草動，就會發布travel advisory，提醒國民慎重前往。那時候，國內關於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輕描淡寫（現在看來是遮遮掩掩），尚不足以激活人們神經的敏感度。所以，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因為不知而飛向了一片未知的混沌。

 回到北方的老家，是1月17號的中午。小城一片賀年的繁忙。街上人來車往，完全沒有對將至的瘟疫的戒備。除夕之前，我和老媽差不多每天上街，零零碎碎地買東買西，準備着年飯需要的食材。周圍很少有人帶口罩。我脖子上掛着一隻N95，時帶時摘。那是我回國時臨去機場前5秒鐘，突然的衝動，從抽屜里抓了放在包里，以防萬一的，根本沒指望會用上的。

    忽然，事情不妙了，武漢封城了。

    我開始緊張。雖然世衛組織於1月22日和23日兩次召開的針對中國疫情的緊急會議，均表示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時尚早，1月27號，和兩位醫生朋友聊天時，她們卻都說形勢不容樂觀，但也說，只要政府開始重視，疫情應該很快會得到控制。

    我開始瘋狂刷百度。帶着紅點的抗擊肺炎專題是我每天早晨一睜眼必要點開看的。各種的專家說、衛健委說，各種的病毒特性分析、疫情分析，各種的防護辦法，…，越看越覺事態嚴重。同時，圍繞着疫情的源頭、擴散、傳播等等，各種爭論、指責，甚至搬出陰謀論；官方和民間對於疫情數據公告的準確性、真實性的拉鋸戰，也充滿着屏幕。讓人難免要問，疫情面前，更重要的不應當是全力抗疫、全力救治那些不幸染疾的人們麼? 

    起初，我關注着每日不斷升高的確診病例數、增長得極其緩慢的治癒病例數、以及讓人揪心的日日攀升的死亡人數，這些數據直接反應了疫情當下的狀況。1月底，我開始轉而關注那個龐大的疑似、重症、醫學隔離觀察的人數。在我看來，這些數據更能預告疫情未來的走勢。那些疑似病例，終會有一部分轉成確診病例；那些重症病例，在沒有對症的有效藥物和治療方法的情況下，意味着與死神的親近。而龐大的一度接近19萬人的醫學隔離觀察人群，一部分將會變成疑似進而升級為確診病例。直到我離開的那天，3月1號，全國仍有重症病例7,110例，疑似病例715例（峰值時高達近29,000人），尚在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46,219人。這也是為什麼，一個多月的時間，累計確診人數一路飆升超80,000人。巨大的待確診基數支持了這種增長。

    新冠無疑揭示出中國公共衛生安全存在着的系統性隱患，一個無法掩蓋的“家醜”。雖說家醜不可外揚，但是， 當“家醜”已經嚴重威脅到別國公共安全的時候，外揚與否，已經超出了你的控制。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隨後，很多國家取消了往來中國的航班。這個時候，外交部指責美國取消航班是擾亂國際秩序，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帶了不好的頭，就顯得那麼的蒼白無力。官媒三番五次強調，新冠疫情不會有損中國的國際聲譽，不會影響國內經濟生產能力，都顯得那麼力不從心。

    我所在的小城，大約30萬人口，1月27日左右有3例確診，直至我2月29日離開，再沒有增加一例。小城的邊遠，對於在湖北肆虐的新冠病毒而言，遙不可及。就像16世紀黑死病肆虐倫敦時，一些人家正是因為躲到了鄉下，才避開了瘟疫的襲擊。平日裡，我們這個小城似乎得不到太多的大都市才有的繁榮繁華雨露的眷顧，但是，疫情來臨之時，這裡卻是人們躲風避雨的天然護佑。

    如若平常，10萬分之一的患病幾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然而，新冠病毒兇猛的傳染能力，讓人唯恐避之不及。比如我老媽，雖然我把夜以繼日刷新冠疫情而得來的知識，掰開了揉碎了地講給她聽，但她依然堅信，只有她的家才是最堅固的堡壘。門窗之外，空氣中蕩漾着新冠，諸事諸物皆病毒，斷然不許開窗開門，不許我出門一步，甚至在幾近“彈盡糧絕”之際，依然頑固地拒絕親朋送吃食給我們，唯恐一開門，新冠病毒便宣泄而入。而我自己也有寢食不安的時候。剛剛到家的那段時間，每天不知多少遍，掰着手指數日子，惶惶地期盼那個充滿魔力的14。後來又出現的無症狀感染者、更長的潛伏期等等，把一個人的神經承受能力推向幾近崩潰的邊緣。一些平時根本不理會的偶爾的噴嚏、鼻塞、咽部不適，都會讓我瞬間心悸。老媽的絲毫不適，也會讓我心頭一緊。有幾天老人家受了涼，流清涕，我問她覺得身上冷麼，一邊強作鎮靜地探摸她的額頭，確定她不發燒，才定下心來。

    2月10號，我們住的小區實行“封閉”管理。這是一組由開放式的樓群組成的解構鬆散的小區。所謂的“封閉”，不過是在樓群的最外圍用一道道橫幅攔起。好在小城人淳樸，遵規守矩。封閉前，街上已鮮有人隨意閒逛，封閉後，便只偶見有人拎着購物袋匆匆而過。交通管制要早些，出城的路口只留了一個，設了關卡，24小時值守。一方面禁入，同時對出城的人嚴加管控，登記、測體溫、簽承諾疫情結束之前不再返回的保證。測體溫最讓我糾結不已。一方面，你希望守關的人嚴格把關，“揪出”那些潛在的感染者，濾掉那些可能帶來出行風險的人，但同時，你又強烈希望自己不要被濾掉。離返程的日子越近，我越是緊張，擔心哪一天真的不知什麼原因發燒了，窩在那裡，不能按計劃離開。

    老媽前幾年在另外一個城市安置了新家，這個小城的這所房子是多年的舊居，只是往來臨時落腳住幾日。沒有電視，沒有音響/收音機。一部手機+互聯網，幾本書和雜誌，在40多個與世隔絕的日子裡，陪伴着我。每天的日子並沒有覺得難過。若天氣晴朗，我就在朝南的大窗前，做做抻拉，活動筋骨。餘下的時間，和老媽拉家常，回憶多年的往事；與夫君兒子視頻，與異地的朋友聊，做飯洗衣。沒有“狂歡”，安靜而自愉。當然，這是非常時期非常形勢所迫之下的不得已，如果有自主的自由，我不會僅僅只做這些事情，正如我原來計劃的，要帶着老媽去哈爾濱吃俄式大菜，然後南下訪親探友，然後到京城閒逛幾日。疫情把我生生關在家裡，卻讓我知道，我們並不時時需要別人來填補我們生活中“空白”，如果因為各種的原由出現了空當，我們自己才是最好的修補者。

    返程因新冠疫情而波折跌宕。美聯航停飛往來中國的航班至3月底。原定2月底返加，只好退掉美聯航的回程票，改買3月1號國航飛多倫多的航班，同時預訂了國航飛北京的機票。2月9號，國航一夜之間取消了17號至29號飛往北京的全部航班！再退票，買了唯一執飛北京的中聯航的航班。為了雙保險，同時又買了同一天去北京的軟臥。那時，新冠疫情正烈，據說軟臥是一人一包廂，想着如果不得已必須坐火車，將自己關上14個小時，應該會“萬無一失”。臨行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天氣晴好，似乎一切盡在計劃之中。於是，退掉了軟臥車票。然而，28號，一場突然而來的實在不算大的雪，給了中聯航足夠的理由，在起飛前6小時取消了航班！一陣慌亂、忙亂之後，還算運氣，買到了第二天29號進京的動車票。早已買不到軟臥。動車隔座售票，車上人不多，大家都帶着口罩。一路上，不敢摘口罩，不敢吃東西，只是在停車時，到站台上喝幾口水。將近10個小時，終於捱到北京。想方設法躲火車，最終還是沒能躲過。

    3月1號早晨，坐地鐵轉機場專線，提前3小時到了首都機場。沒有了來自五湖四海的航班，沒有了奔向七大洲八大洋的行者，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豈是一個空寂可以形容！辦理登機手續的前廳只星星寥寥數人，很多check-in櫃檯空着，商鋪、餐館除了售貨、服務再多無一人，安檢口沒有了以往擁堵的長隊，很多的登機口空無一人，停機坪上似乎只見帶有國航標識的飛機，…。我2分鐘辦好了登機手續，5分鐘過了安檢，3分鐘出了關，前所未有！

空蕩蕩的候機大廳，空落落的停機坪，沒有往日的繁忙、熱鬧，看不到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生跡，那一刻忽生一種錯覺，仿佛我們之外的那個廣闊的世界消失了，只剩下了我們自己，孤零零地。

    世界屏蔽了我們，我們豎起了一道與世隔絕的屏障。

首都機場辦理登機手續的前廳

首都機場出關口

首都機場候機樓的商鋪、餐館

首都機場停機坪

202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