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76）：遲來感覺

賀長文

都說無知者無畏，知識青年可謂是“無知者”，所以敢於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赴湯蹈火，為撲滅山火，為搶救國家財產，哪怕是像金訓華那樣為一根木頭犧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這都是從小教育的“碩”果。我至今還能記起錫林浩特醫院門口看到的那一幕，幾位兵團女戰士們在醫院外面相擁在一起痛哭，大樓裡面正在搶救被燒傷的戰友，她們都是救火英雄。

其實無知者也快樂。無知者的快樂基於溫飽與無求。俗話講，人有三件寶，丑妻、薄田、破棉襖。薄田、破棉襖就是解決溫飽問題。在牧區從經濟基礎來講溫飽無憂，但快樂還需無求，思想簡單了就快樂。

毛主席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來到邊疆與羊為伍。毛主席對青年人講，“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我每天放羊比太陽起得還早，一直伴着太陽落山。不知道早期投身革命的先輩們幹過幾年農活，做過幾年工，受過幾年剝削，也不知道再教育的具體內容，不知道對自己的再教育要幾年才能畢業。毛主席說我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也想有所作為，但不知道我背負着什麼希望？不知道怎樣才算是有所作為？放羊、參加運動就是“有所作為”麼？自己的希望是什麼？一片模糊。那時沒有招工與上學的出路，知青們一樣都在接受“再教育”。沒有了學習的壓力，也沒有了出路的選擇，只能把自己交給命運，等着安排。沒有了差別，沒有了競爭，想到出路就產生鬱悶，忘記了未來就平安度日，傻得單純，樂得天真。

還有一寶，丑妻。這個選擇有點背離了一般人的思維方式。

追求美是一切生物的通性，怎麼會選個丑的做寶呢？不過在草原勞動幾年後，當許多知青開始考慮成家問題時我還沒顧及到，一個主要原因是我接觸到女知青的機會太少。因為我們隊的知青多分散在浩特里勞動，幾年裡僅與幾位女生講過幾句話，大部分女生還是剛來時開知青會見過面。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因此影響“前程”，自己的“前程”還看不清、想不出，想兩個人的“前程”問題就更複雜了，腦子不夠用。進入社會幾年了，雖然自己可以養活自己，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齡，但現在要談養家還差得遠。做根馬杆子還那麼費勁呢，蓋房養家該多難啊！我並不想像其他盲流一樣生活，還有“事業”。當然這個事業也很遙遠，遠到看不清，講不明。

成家立業，成家在前，立業在後。但我們這些“新”青年通過長期的思想灌輸往往想的是立業在前，成家在後。在學校時這個“業”，就是學業。初中趕上“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在飢餓與混亂中度過的。這個混亂指的是我們的班級，初中全班都是男生，高中進入了男女合班的學習環境。男女學生朝夕相處難免生情。那時候男女學生交好都要暗地裡進行，這種事的性質當時即使不歸為“流氓”也得歸類“黃色”，團組織自然要出面幫助拆散。班裡也不時傳出這方面的緋聞。我把學業看得重，從不在這方面用腦。我不完全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但我相信兩小無猜青梅竹馬的愛是純真的，也相信在工作中能互幫互學是愛情的基礎。有了對“事業”的追求，就不會想其他事。可文革的發生為青年男女“私下”接觸創造了更多的機會，成就了我們班裡的四對美滿姻緣。對他們情感的發展經歷我在校時竟然一無所知。

下鄉之後我依然堅守這個信念。這時候的“業”已經不是學業，而是自立。儘管紮根一輩子免不了娶妻生子，但不掌握生產技能，生活上不能自立，何談“成家”呢？我們生產隊裡的北京知青高中生居多，那時多數沒有談婚論嫁的緋聞，也許是對這個問題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認知吧。但隨着年齡的增長，事情在慢慢地起變化。回城無望，親情太遠，我也開始為自己未來在薩如拉塔拉的生活擔憂。那時革命的知青都在喊“紮根邊疆”，紮根就得一輩子，一輩子能不成家麼？關鍵是不成家就意味着“紮根”思想不堅定。我沒認真考慮過紮根的問題，但我卻不能保證我不在此度過餘生。

隊裡的北京知青陸續離隊了。上調阿巴嘎旗的、當兵的、上學的，陸續走了幾人，對他們的離去我沒動過心。一方面認為大家都想去的單位會不要我；另一方面我也不肯屈身求人，更主要的是我還沒搞清自己想幹什麼，能幹什麼？可知青調離對我的影響就像多米諾骨牌，前面遠處多少骨牌倒了，對自己不能說沒影響，卻都不大。但我前面那塊骨牌一倒，我就不可能再“巋然不動”了。

周鍾林就是排在我前面的那塊多米諾骨牌。他到包頭當教師走後，我若有所失，立刻有了舉目無親的感覺。這裡還有個小插曲。周鍾林還沒有離開阿旗，我就反悔了。我打電話給來公社招老師的陸小路，問我現在還可以報名麼（他到我辦公室聊天時，我曾一口回絕去當老師）？他回答以後還有機會。我若有所失。新馴的小馬在我上馬時站立起來後仰倒下，把馬鞍子砸碎，我有幸躲過一劫。這更讓我覺得日子過得悽慘，想到餘生都要消磨在這草原上，既不甘心也無可奈何，曾經膨脹的熱情一下子癟了，這時她的影像浮現出來。這源於兩年前我們的一次單獨對話，也基於我對上學或回京的絕望。

1970年秋，一天我在大隊部水井打水，她肩上背着杆半自動步槍來到井邊飲馬。雙方都干着各自的事，沉默中她沖我笑了笑，問我能不能給她換一匹坐騎。此前我們從沒說過話。我想要參加運動又不脫產，今後不會再去放馬了，只能去放牛，因為只有放牛才有自由支配的時間，可以繼續參與運動。我略加考慮便把八匹馬中我常騎的一匹馬給了她。這匹馬是春天從額爾敦高畢回隊騎的馬，據說它腿有點小毛病但不大，相對也比較老實。既然是民兵用馬，給她也比較合適。其實除了它，我能支配的馬也沒有合適的了。我對馬群並不熟悉，哪些馬可騎，哪些馬是自由身，我都不清楚。有關馬群的事馬克斯爾沒有告訴過我什麼。他是大馬倌，不經他的允許，我也不能隨便將馬群里的馬送給其他人騎。何況當時我離開馬群數月了，能指認的馬也就這匹。送這匹馬給她，我並不存在其他想法，換個別人來，我也會這麼做，就像我帶到草原的照相機一樣，知青誰來借我都會借的。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她受馬克斯爾的提示想得到這匹馬，因為馬克斯爾對我的坐騎最熟悉。不過後來聽說，不知怎麼搞的，這匹馬有一次把她掀翻在地，傷到了她。

因為交流少，也因為自己的封閉，我對其他男女知青的個人情況了解也甚少。除了畢業的學校、年級和民族，其他情況幾乎一概不知，也從不打聽。可以說她是我單獨接觸到的第一個女知青。所以此事過去兩年了，我還是想到她的一笑。

她幹嘛沖我笑啊？當了武裝基幹民兵想換一匹坐騎很自然，可她放羊就住在馬克斯爾家。她與馬克斯爾的關係比我與馬克斯爾的關係要密切得多。馬克斯爾的丈母娘就是她的額吉。她為什麼不直接去找馬克斯爾在馬群挑匹好馬啊„„ 越想陷得越深。她真有什麼想法麼？拿不準。

這時的她已經調到大隊部小學教書。我從公社回大隊幾次，同在一個食堂吃飯，從來沒有與她打過招呼，一切僅僅停留自己的想入非非，雖我行我素，但如何做人，如何辦事，我有我的一定之規。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裡，有了一點兒想法，還沒勇氣衝出去。或許也是那時自己還沒有下定決心將一生獻給這荒蕪的草地。我要為自己的未來負責，也會為將來的家庭負責，這個決心難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