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案頭放着一本《攝魂——戲劇大師曹禺》，是萬代從美國回來看我時送的。那時鄭秀已去世，萬代的臉色顯得憔悴、疲憊。臨走時，她對我說：“看看這本書，關於我家的情況你清楚，遇到文藝界的人，你要講出真相！”我答應了。但說實話，多年來由於沒能履行諾言而感到內疚，並非不想說，而是沒有適當的機會，這篇文章就算是承諾的兌現吧！

　　萬代和我是同屆的中學生，但我們並不就讀在一個學校，她在貝滿女中，我在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後，她被選拔到留蘇預備班學習俄語一年，後由於中蘇關繫緊張，停派留學生，第二年她才進入北京醫學院，中途又曾調出做過老師，直至1965年畢業，比我晚了四年。最初，她被分配在北醫附屬的結核病院，“文革”中結核病院與北大一院呼吸科合併，我們就在一個科內工作，她是我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在學院內讀書時，我們並不熟悉，但她卻是知名度很高的人，這當然與她有十分顯赫的家庭背景有關，不過說句公平話，她本人是十分刻苦、認真、勤奮的。1958年大躍進時，學院裡排練大型文藝節目，曹禺親自蒞臨現場，並作了鼓勵，在校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應該承認我們並非摯友，但對她的諱莫如深的家庭私事，她卻從來對我沒有隱瞞過什麼，細想起來這絕非偶然，儘管我們家庭背景不同，但卻有着相同的際遇。我家有五姐妹，她家也只有女兒（鄭秀生兩女：萬代、萬昭；方瑞也有兩女：萬方、萬歡）；我父母雖沒有正式履行離婚手續，實際上是名存實亡，家裡都是母親擔當着哺育我們的重擔；我們倆又都很酷愛文學。

　　60年代後期，我們曾一起赴西北醫療隊，編在同一小隊，她是隊長。住在敦煌城郊的一個農家土炕上，我就睡在她的旁邊。我曾坦言地問她：“你爸為什麼要和你媽離婚？”

　　由於提問突然，她沒有任何準備，但臉上並無慍色，只有困惑、憂傷。她非常誠懇地在我耳邊悄悄地說，顯然她不希望睡在同一條大炕上的人，能夠聽到我們的談話內容。

　　“我曾經問過我的父親，他說你現在年齡還小，講不清這個問題。時至今日，快過而立之年，而我也有了兒子，他也從來沒有主動地解答過這個問題！”

　　看過書後，我才知道她的母親鄭秀在飽受十年婚外戀的折磨後，於1950年，拉着一雙年幼的女兒，在中央戲劇學院會議室舉行的離婚儀式上辦了手續，裁判書剛一讀完，堅強的鄭秀忍不住放聲大哭，那時她還不到40歲。想當年在清華園內，曹禺愛得死去活來；南京訂婚、長沙婚娶；解放前夕，龍華機場為了遲遲未到的他而與父親訣別……1940年夏，他的難言之隱，已為這場苦苦戀情的毀滅埋下了伏筆。

　　不難想象鄭秀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和被遺棄的心靈的重創，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撫養着一雙未成年的女兒，其擔子之重，內心之苦，作為女人，應該能夠理解。

　　萬昭雖小萬代幾歲，但她表現得十分倔強，她的愛憎分明，父親對於母親的不忠，不可原諒，所以她不像萬代那樣穿梭於父母之間，直到母親去世後才恢復了與父親的往來。

　　這裡我要談談方瑞的死，因為我是“目擊者”，其事實與書中的敘述是大相徑庭的。

　　當時萬代正在密雲醫療隊，我恰恰剛由醫療隊回京，接替她在病房的工作。走時她非常放心不下家中的事情，當然是母親和父親兩個家。那時大家是互相幫助的。在我成為“宦遊人”發配邊遠的西南邊陲時，萬代也曾主動去探望我的老母親，我是十分感激的。這次她將照顧兩個家的任務交給了我，我自然是慨然相允。

　　一天上午，我正在病房查房，突然接到萬代母親病重的電話，是由病房的護士長轉達的。由於對她家的情況比較了解，又不便查問到底是哪個母親。立即兵分兩路：一路去史家胡同鄭秀家；我和費護士長帶着輸液瓶、針管、急救藥品，騎着自行車直奔張自忠路曹禺的家。

　　那已經是近中午的時分，方瑞仍然躺在床上，不單單是雙目緊閉，臉色死灰，呼吸、脈搏都沒有了，連背部的皮膚都出現了一些花斑。臀部的床型由於凹陷，堆積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藥片，有的已經碾碎了。身體厥冷，已無搶救可言。家中只有保姆和曹禺。保姆十分驚恐，斷斷續續地在為我們講述事情的經過：

　　“……每天早晨都是九十點鐘起床，然後喝牛奶，她拿不動碗，要在椅子上再摞個小凳……她是將下巴頦湊到碗邊去喝的……”保姆學給我們看。“她的兩手抖得厲害……可今天早晨她睡得很香，我問過曹同志要不要叫醒她，他說讓她好好睡會兒吧！……”

　　她大概從來也沒有見過這種場面，竭力想擺脫自己的責任。

　　當時曹禺的兩隻耳朵上埋着耳針，眼角旁有淚跡，面容憔悴、慌恐，口中不停地講：“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就這樣走了……”焦灼、惶惶不安，勝過了悲痛。在我的記憶中，那房子雖小，但是北房，至少是三間或更多，因為方瑞躺在最西邊的一間，曹禺不停地在房間內，從西頭溜達到東頭，步子很快，不能坐定在一個地方。

　　1974年，曹禺已從幹校回京，但並沒有完全解放，如果愛人因服安眠藥而死，這無疑是雪上添霜，使他的處境更為艱難。經過和護士長商量，為了不驚動更多的人，回到醫院急診室開了一張死因為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的死亡證明，由醫院的救護車將屍體拉到太平間。

　　為此，萬代十分感激我，曾在她僅有一間小屋的家裡“設宴”接待了我。其實從內心來講，我覺得大可不必，再說我有一個癖性，不喜歡與外人共餐，我覺得媽媽做的飯菜至少在我眼中看來是最好吃的，但這次卻是盛情難卻，我記得在那不大的桌面上擺着炒雞蛋、炸花生米……那年代，對於我們這些每月只有二十幾斤定量的人來說，應該算是高蛋白飲食了。

　　方瑞死後的一些年裡，說句公平話，真是忙壞了萬代。臨床工作很緊張，她還要花出很大的精力照顧體弱多病，而又感情豐富的父親，特別是他失去了一切特殊待遇的那段時間。萬代從不否認，在自己對父親的關懷中傾注了母親的心血，憑着鄭秀對曹禺的了解，他的好惡、起居、飲食……毫不誇張地講萬代做到了潤物細無聲……

　　我曾不止一次地問：“你媽和你爸為什麼不復婚！”其實這是醫院裡很多人都非常關心的事情，只是覺着不大好開口，萬代總是表現得十分躊躇，仿佛是難以啟口似地說：“母親當然……可父親……”

　　我常常會突如其來地提這個相同的問題，總是得不到滿意的答案，就用常人的心理來推測：好事多磨吧！可後來從文藝界傳出一則令我十分震驚的消息。我是擱不住事的人，忙跑去問萬代：“怎麼回事？婚還沒有復呢，半路上又殺出個程咬金來！”

　　萬代顯得一臉的無奈說：“猜不透父親的心思。”後來，她主動地告訴我，“我爸將我們召集在一起，正式宣布了這個消息。他也說出了自己的顧慮……主要是怕她的文化水平不高，我們不能接受。但他立刻解釋說，不過從我們來往的書信中，可以看出她的文字功底……”

　　俗話說，年輕人找情，中年人找家，老年人找伴。老伴兒，老伴兒，找的就是伴兒。這純屬個人私事，不要說旁不相干的人，就連子女都無權過問，只有望“伴兒”興嘆了。至今大家聊起這件事來都不無憾意。

　　至於這件事給鄭秀帶來的影響，那應該是不言而喻的。萬代也從不提起此事，他人更不好去觸動的這致命的舊傷又再一次流血……“春如苗，人空瘦，淚痕紅氵邑鮫綃透。”

　　鄭秀抽煙更多、更勤了，慟哭已無法表達她心中的悽苦，數十年受壓抑、受摧殘、被遺棄的愛情，再次煎熬着她那顆受重創的心。她沒有向他人贅述自己苦悶的習慣，煙成為她唯一可以發泄自己愁苦的方法。因為面對着課堂上的學生，她必須全神貫注，保持着誨人不倦的、可尊可愛的師長的形象；對於膝下的一雙女兒，她不應該僅僅是嚴“父”而且也必須是慈母，孩子們太缺少“愛”了，這樣惟獨苦了她自己。

　　由於長期抽煙以及內心的“重創”，鄭秀的健康明顯受損。後來醫院在西什庫蓋了宿舍樓，萬代將自己的平房換了兩間樓房，接母親同住。她還買了輛小三輪，平時看病或外出就蹬着鄭秀，頗令我羨慕，因為我雖會騎自行車，但是個左撇子，始終沒有練會蹬三輪，就當時我們的經濟能力來講，也就只能負擔一輛小三輪車。如果我也能蹬着車，帶着年邁的母親到處看看，將令母親非常開心。她是十分喜歡熱鬧的人，雖然年過八旬，對生活仍然是興趣盎然。這一宿願未能實現，至今想起來都後悔不已。

　　晚年，由於肺部疾患，鄭秀長期住在醫院內治療，依然是住在我們病房，當時萬代已在美國。因為住院時間長，病情多次反覆，萬代曾回國看望過她，但不能久留。在鄭秀彌留之際萬代沒有回來。

　　病重時，鄭秀提出要見曹禺一面，通過多種渠道，不知為什麼竟沒能實現這個要求。她是呻吟着家寶……家寶，這個名字而離開人間的。

　　死後，在院方為鄭秀設置的簡單的靈堂內，曹禺獻上的大花籃，最引人注目，這不單單是因為他的名字，而那是一個足以使整個靈堂內所有的鮮花、輓聯、花圈，黯然失色的最大的、“品位”最高的……

　　鄭秀什麼也看不見了，帶着終生的憾事走了。

　　在鄭秀眼中，曹禺永遠是家寶，她愛的是家寶，而不是曹禺，這是她與其他任何女人的不同之處。誰說天下沒有痴情的女子，鄭秀愛家寶就是海枯石爛，粉身碎骨，也不變心。但她又是一個堅強的女人，她沒有沉淪，沒有放縱自己，她竭盡全力地掌握着自己生命的風帆，在情感的“九級地震”的強震下，帶着一雙女兒闖過來了。

　　（作者: 李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