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0年代的解凍，中美雙邊關係經歷了恢復，發展，高漲，頹廢，一直到今天的公開敵對，完成了一個演化大周期。對於這個演化過程，漢語論壇上的輿論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純利益論的說法，就是把國家間的關係簡化為利益，甚至是短期利益的博弈，因而得出盟友只是一時，而利益是永久的這種論調，卻忽視了歷史上長期盟邦的存在，北約和歐盟就是很好的例證，都有幾十年的歷史。另一種是意識形態的說法，就是把國家關係簡化成意識與體制的博弈，甚至是一種情緒化民意的博弈，而忘掉了超越意識形態的國家關係遍地都是。美國與沙特阿拉伯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或價值觀上的共同點，卻也構成了長期的盟友關係。薩達姆和本拉登也得到美國不菲的資助。我們的結論就是國家間的關係遠比這兩種說法要錯綜複雜得多，它們是建立在一系列客觀環境的依託之上的。這些依託會隨着時間和環境演變，其結果會有效地改變國家關係的性質。
當代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是建立在三個大依託之上，或者說三個大共識之上的，它們分別是蘇聯霸權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兩國經濟活動的互補結構，以及精英之間的文化共識。事到如今，這三個依託已經蕩然無存，因此無論兩國領袖的主觀意願如何，兩國友好關係只能是空中樓閣了。
首先，前蘇聯的解體是上世紀能與兩次大戰相比的重大歷史事件，它的發生自有其內在和外力的因素，因此，在反對蘇聯霸權為依託的中美關係肯定會由此遭受影響。歷史不能被改變，但有關國家仍然有制定應對政策的選擇。前蘇聯解體後留下的地緣政治空間總會得到填補，但美國與中國卻選擇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戰略。
應該說北約東擴與歐盟膨脹是成功的戰略，起碼在西歐保持穩定，大西洋聯盟保持穩定的基礎上贏得了中歐甚至東歐的經濟起飛。誠然，南斯拉夫的分裂產生過短期的戰爭，但是在北約與歐盟的努力下，歐洲的和平終究得到了保證。
對於中國來說，前蘇聯的解體使它在客觀上成為遠東的地區性強權，無論從軍事還是經濟層面上都是如此。而這種強權的地位並不一定意味着在地緣政治上成為美國的對手。理性的選擇似乎應該是讓中國與日韓攜起手來，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向西發展，使亞洲部分的原蘇聯加盟國整合到一個統一的亞洲市場上去，並且在軍事層面上形成一種與北約相似的集體安全組織。這樣的選擇會使中國的周邊免於軍事或領土衝突，東盟加中日韓會成為一個亞洲的統一市場。很可惜的是鄧小平及其繼承者並未採納這一種戰略選擇，恰恰相反，中國的領導階層急於向俄羅斯尋找一種超夥伴關係，使得中國的海洋鄰國們率先對它產生戰略上的不信任，而美國也要面對張國與東亞盟友之間的衝突了。要記住，冷戰期間，中國與東亞各國在反對蘇聯霸權的主題上是取得共識的。
顯然，中國在蘇聯解體後採取的外交戰略是與俄羅斯建立一種超夥伴的戰略關係，我們可以相信這種政策的制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可以被看成是中國外交政策大轉向的里程碑，而這種戰略的制定，似乎沒有與日本，韓國和海洋亞洲的夥伴們，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戰略夥伴們進行過實質性的磋商。我們可以猜想中俄接近的理由，比如中國對油氣能源的依賴，或者對更新俄式軍事裝備的需要，但是這一切的確破壞了中美關係中的互信程度，使中國扮演了一個朝三暮四的不可靠夥伴的形象。坦率說來，中俄互相接近給中國帶來的戰略弊端遠大於經濟或軍事層面的戰術性利益，但是，主導這種戰略選擇的是擁有主權的中國政府，當然其後果也是由它來承受的。
然後，上個世紀後期開始的中美和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經濟互補這個大依託之上的。對於美國來說，這個大交易的規模可以與戰後對歐洲援助的馬歇爾計劃和對中東國家的石油交易相提並論。說到底，這是一種基於美元流通的大交易。中國的人口紅利以及青年一代的教育程度使它變成了一個世界製造業中心，如同1950年代的西歐，1960年代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的東亞四小龍。中東的能源，亞洲的製造和歐美的消費形成了一個幾乎完美的商品與貨幣流動空間。自然，這種動態的經濟平衡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各經濟體間的矛盾與衝突也會破壞這種平衡的基礎。經過幾十年的演變，美國與中東，與歐洲和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都出現了結構性的衝突，但是，中東是美國的顧客，歐洲是美國的盟友，它們之間的關係被一系列經濟軍事法律的紐帶來加固的。歷史證明，G7峰會是個非常好的對話平台，在那裡美國與它的主要經濟夥伴可以和平地調整各自的經濟政策來維持這個市場體系的穩定性。而對於中國，歷屆美國政府似乎都沒有找到一種類似的談判機制。雙邊談判會陷入一種非黑即白的無果爭論，而中國似乎也沒有意願加入到多邊經濟談判的框架里去。當互補的經濟演變成互競，而又缺乏有效的對話機制的時候，經濟與貿易的衝突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最終，促使中美友好的因素中有一種默契的精英共識。當美國小提琴家來中國拍攝"從毛到莫扎特"這部電影的時候，全世界都得到這樣一種信息，就是中國並非是意識形態上的鐵板一塊。繞開敏感的話題，比如台灣的前途，兩國共事的精英和官僚們都擁有共同的文化基礎。莫扎特既非中國人也非美國人，但他所傳遞的價值卻能被兩國的精英所共同接受。換句話說，拋開官方媒體的陳詞濫調，中國的精英與他們的美國同事一樣信仰個人自由和普世文化。
而近年來，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這些接受普世價值的中國精英正在遭受當局系統性的排斥，使他們遠離決策中心。而他們的繼任者們所傳遞給外界的信息是一種唯我獨尊的文化意識，一切不起源於中國的思想，馬列主義除外，都在媒體與學術界中被清除出去。這種趨勢會影響一代人的價值觀，致使在國際對話的場合，雙方會因為缺乏共同文化背景而造成眾多誤解。
時至今日，維繫中美友好的三個依託已經當然無存。兩國關係將如何在互相衝突的環境下繼續演化，是雙方都必須面對的一個話題，甚至是一個緊急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