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歷史人物的歷史結局，往往取決於手中拿一把什麼牌。如果拿一把好牌，即使十分平庸的人也會成為偉大人物;相反如果拿一副爛牌，即使是十分卓越的人物也會被歷史淹沒。歷史上把一副好牌打成爛局的人有的是，但是把一副爛牌打成贏局的人，可以說除了毛主席之外絕無僅有，搜遍歷史也難找出第二個人。

　　當今中國最為卓越的影視藝術家柳雲龍的《風箏》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這一點。蔣介石摸了一把好牌，手下一批又一批智勇雙全、忠誠赴死的熱血男兒;毛主席則摸了一把爛牌，手下那批人爛得連觀眾都受不了，恨不得鑽到電視裡去把他們廢掉。為此，一些左翼學者還攻擊柳雲龍，認為《風箏》歌頌了國軍而貶低了我軍。

　　其實《風箏》從頭至尾都飽含着對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的深情謳歌，以及對國民黨根本宗旨的徹底否定。這一點，從劇中潛伏大陸的特務在集體戰死之前反覆學習毛主席的“老三篇”，就能反映出來。這些國民黨的忠勇之士認為他們不是輸在戰略戰術和個人素質上，而是輸在了毛澤東倡導的精神上，是輸給了毛澤東，而不是輸給了共產黨的軍隊。

　　這恰恰是柳雲龍超越一般藝術家的卓越地方。一般藝術家充其量只能真實地再現社會歷史的現象，而卓越藝術家則不僅能夠真實地反映社會歷史的現象，如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那樣能夠成為歷史教科書，還能夠以獨特視角通過這些現象反映社會歷史的本質。一部共和國的歷史，充分證明了柳雲龍對國共兩黨之間鬥爭本質的揭示是深刻而正確的。現實生活特別是1976年以後的現實生活，證明了毛主席實際摸的這把牌比《風箏》中所表現得更爛。就拿國民黨對孫中山和蔣介石的態度來看，就能夠反襯出毛主席手裡這把牌是何等之爛!

　　孫中山死後，妻子宋慶齡公開站到了共產黨一邊，直到最後國民黨垮台。不共戴天這個詞對於蔣介石來說已經不是形容詞，而是實實在在地不共戴天了。即便如此蔣介石都沒有把宋慶齡抓起來槍斃，還下令保護宋慶齡，防止內部有人私下對宋慶齡不利。為什麼?就因為宋慶齡是國I母。後來國民黨對蔣介石也是如此，蔣介石丟掉了整個大陸，國民黨都沒有說蔣介石“犯有嚴重錯誤”，沒有對蔣介石三七開。縱觀中國歷史，潮起潮落，世代更新，有哪一個開國皇帝去世後，沒有一個官員，一個將軍，站出來保衛其家人的?除了當今中國之外，從來就沒有過，不僅中國沒有過，外國也沒有過。

　　普京對葉利欽就是典型。大家都知道普京剛強鐵漢的一面，卻很少知道普京忠義兩全的一面。一生奉行“寧願為忠誠而被絞死，也絕不為偷生而背叛”的普京，在冒死從葉利欽手中救出自己的大學老師，完成了作為學生的“義”之後，立刻去向上司葉利欽總統自首盡“忠”，坦白了已將老師轉移國外的罪行，甘願接受任何法律懲處。葉利欽被普京的忠義精神所感動(當然也有私心)，不僅沒有絞死普京，反而把總統職位交給了普京。如果普京是個不講道義的政客小人，鑑於葉利欽解體了蘇聯又差點兒搞垮俄羅斯還身陷腐敗等一系列行為，普京完全可以把葉利欽抓起來，以換取俄羅斯民眾的歡呼擁戴。可是普京沒有這樣做，而是默默承擔起了保護葉利欽有可能帶來的歷史風險和歷史罪名。

　　一個領導人的道德風貌什麼樣，一個國家的道德風貌就是什麼樣。普京的道義精神變成了俄羅斯人民的道義精神，俄羅斯人民通情達理地說，無論葉利欽做過什麼，他給俄羅斯選了一個普京，一切就都抵消了。這就是俄羅斯在經濟幾乎崩潰的情況下仍然成為強大國家的原因——民族精神沒有崩潰。與之相比較，我們會更加感覺到中國人對不起毛主席。可就是這麼一副爛牌，居然給毛主席打贏了，這簡直是歷史上聞所未聞的偉大奇蹟。

　　毛主席之所以能打贏這幅爛牌，主要是靠兩個東西。一個是大眾民主，從最初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後來的“為人民服務+造反有理”，自始至終都把老百姓放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客觀上把各級官員放在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從屬地位上;晚期的“為人民服務+造反有理”，更是直接把各級官員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和約束之下。這種遊戲規則的設計，在制度上決定了官員只能做好事而不能做壞事。而不像國民黨的制度設計那樣，官員只能做壞事而不能做好事，誰做好事誰倒霉。可見，官員做好事還是做壞事，並非完全是個人品質決定的，而主要是制度設計決定的。

　　第二個是民族精神，用“老三篇”更新升級了中華民族的三個精神——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愚公移山的精神和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把一盤散沙的東亞病夫，改造成為“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偉大民族，讓每一個中國人全都挺起了驕傲的胸膛。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後來這三種精神卻被中國人自己罵做是傻×精神，導致民族精神再次崩潰。好在中國左翼運動的崛起，為中華民族守住了毛澤東思想這個精神火種。只要能把這個精神火種點燃起來，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毛主席臨來時摸到的是一把爛牌，臨走時給我們留下的卻是一把好牌。我們可無論如何都不能打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