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的內在邏輯和憲政

陳申申

毛澤東思想的邏輯起點

要討論毛澤東思想的內在邏輯，首先就要知道毛澤東思想的邏輯起點。

毛澤東思想的邏輯起點就是毛澤東選集開篇的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毛澤東認為，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那麼革命是什麼？

毛澤東說：“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些就是貫穿毛澤東思想始終的邏輯起點，也是貫穿毛澤東一生的人生哲學：分清敵友，打倒敵人。簡而言之：鬥爭哲學。

我們曾經以為，這是毛澤東為了推翻舊政權而提出的鬥爭策略。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不僅是用來推翻舊政權的，而且還是用來對付他心中所有的敵人的。

在這種邏輯支配下，毛澤東不僅要革命，而且要不斷革命。要革命就要有敵人。毛澤東年輕時，還知道要分清敵友。到了晚年，他連分清敵友都不要了。他只是一味地尋找敵人。即使沒有敵人，也要編造出敵人來。即使沒有必要使用暴力，也要編造出使用暴力的理由來。

回顧我國近百年的歷史，直到現在文革回潮，鬥爭哲學是我國社會，甚至包括毛澤東的敵人的最普遍的思維方式，也是我國社會最沉重的精神枷鎖。

因此，我們要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內在邏輯，認識毛澤東思想和我國走向現代文明，推行憲政之間的衝突。

毛澤東的分清敵友和憲政面前沒有敵人

毛澤東思想的邏輯起點是分清敵友，目的是消滅敵人。與其相反，憲政沒有敵人。

任何國家都難免會有社會衝突，甚至發生戰爭。戰爭結束，勝利者是把對方斬盡殺絕，還是主動與對方言歸於好，實現長治久安？

按照鬥爭哲學的邏輯，是一定要把對方斬盡殺絕的。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在憲政之下的美國就完全相反。美國的南北戰爭，死傷慘重。戰爭一結束，勝利的北方就和南方言歸於好。南北雙方各自舉行紀念活動，悼念戰死的將士。各自都有自己的英雄。昔日的戰場被儘可能完整的保存了下來，以方便後人來到這里紀念先人。

這里根本沒有歷史反革命。因此也就沒有肅反，反右，文革。在最暢銷的美國小說《飄》裡，獲得勝利的北方軍隊的士兵甚至被描寫成作惡多端的壞人，還讓女主角一槍打死了北方士兵。女主角也沒有按照中國的政治邏輯成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如果在中國，那無疑就是“利用小說反黨”了。可是美國人清楚的認識到只有寬容才可能帶來持久的和平。

憲政是為了協調社會衝突而建立的政治制度。因此，憲政不站在政治衝突的任何一方。這就像體育比賽的規則，不站在比賽的任何一方。憲政下的法律只懲罰犯法的人，就像體育比賽的規則只懲罰犯規的人。

憲政沒有政治上的敵人。憲政國家沒有政治犯，沒有反革命分子。憲政不可能保證沒有社會衝突。可是只有憲政，才可能提高解決社會衝突的文明水準，最大限度地防止衝突再次發生。現代社會分工日益細化，不同的社會群體紛紛出現，利益衝突日漸頻繁，憲政也因此變得日漸重要。

像美國這樣善待失敗者的故事，在當代中國幾乎不可想象。可是，一個社會沒有普遍的善待失敗者的胸懷，就不可能有憲政。善待失敗者，就是善待自己的未來。善待失敗者對於勝利者和失敗都是有益的。反之，短暫的勝利很快就會消失，沒有人知道誰將是下一個悲慘的失敗者。

歷史給過我們機會。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全世界人民都嚮往和平。在中共還處於劣勢的時候，毛澤東寫出了“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表達了對憲政的願望，得到了空前的好評。 可是，國民黨蔣介石不願意。當時，蔣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連毛澤東都不得不跟着喊“蔣委員長萬歲”。蔣介石迷信軍事上的優勢，堅持要徹底消滅共產黨。甚至“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共產黨只能背水一戰。

中國走向憲政的機會被錯過了。

在解放戰爭中，共產黨很快就獲得了軍事優勢。毛澤東再也不把當初說的聯合政府當回事，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在共產黨主導下的政治協商會議里不再有“國民黨反動派”的位置。勝利後的共產黨把國民黨的政府要員統統宣布為“戰犯”。

憲政又一次遙遙無期了。

現在回顧歷史，我們看到的是那時候的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和在政治上走向失敗的開始。從宣布戰犯的那一刻起，未來的政治制度走向就被確定下來了。

從此，我國就走上了繼續革命的道路。肅反，反右，文革，接踵而來。文革中，毛澤東說的很清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大革命”，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繼續革命，沒完沒了了。

國共兩黨都對自己的對手不依不饒，斬盡殺絕，說明了我國社會的愚昧落後。儘管現代文明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但是我國在整體上還沒有進入現代文明。我國缺少的不僅是現代科技，更是普及社會的現代文明的基礎建設。

走向憲政的歷史機會被一次次的錯過。歷史的懲罰隨之而來。

文革中，當年在國共之爭中幫助共產黨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還有共產黨本身，都成了繼續革命的犧牲品。共產黨的朋友，被羞辱，被關押。戰功赫赫的共產黨的將軍們一批一批的被關進了共產黨的監獄。宣布國民黨戰犯的場景還歷歷在目，不少共產黨的將軍們就已經在連續多年非人待遇的折磨下，失去記憶，失去語言能力。獲得勝利的共產黨的將軍們在文革中的境遇比戰犯更悲慘。

思維方式決定人的行為。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一種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下，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政府是用來鎮壓社會的，而不是服務社會的。誰掌權，誰就有權力鎮壓社會。不僅鎮壓敵人，還鎮壓朋友，鎮壓自己的隊伍，永不停止。不鎮壓就不足以證明大權在手。國民黨換成共產黨，老革命換成接班人，掌權的人換了一代又一代，鎮壓的基因代代相傳。不僅流淌在當政者的血液里，還流淌在整個民族的血液里。每次鎮壓，都伴隨着來自社會基層的歡呼聲。

繼續革命，就是繼續鎮壓，比戰爭更殘忍，更無情。戰爭總會結束，繼續革命永無止境。只要還在繼續革命，任何今天的勝利者都可能變成明天的失敗者。勝利都是暫時的。失敗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等待着每一個人。

毛澤東思想的內在邏輯就是這樣。

毛澤東眼裡的“一小撮”和憲政立法的出發點

土改以後，地主沒有了。公私合營以後，資本家沒有了。可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還要繼續，敵人在哪裡呢？

要大規模的啟動毛澤東所要的繼續革命，就必須找到新的敵人，要讓活生生的敵人站在每一個人面前。找不到，就編造一個。毛澤東編造出來的新的敵人就是所謂的“一小撮”壞人。相對於這個“一小撮”壞人的就是“大多數”人民群眾。毛澤東把自己說成“大多數”的代表。凡是毛澤東看不順眼的，都屬於“一小撮”。

於是，毛澤東編造出來的“大多數”和“一小撮”的矛盾，就成了繼續革命的理由。

與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由完全相反，憲政立法的出發點是沒有多數和少數之分的。

憲政的歷史就是從保護少數人權利的立法開始的。如果社會不接受為了保護少數人的立法，那就根本不會有憲政。

憲政立法的核心就是保護財產權利。這樣的法律一開始就是為了保護少數有財產的富人。後來社會越來越富裕，有產者越來越多，保護財產權利的法律才變成了保護多數人的法律。如果當初不能為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立法，也就不會有現在的能夠保護多數人的法律。

選舉制度也是這樣。最初的民主選舉，只有白人中的少數富人有選舉權。如果當初沒有那樣的選舉制度，也就不會有逐步完善的現在的普選制度。

現在限定最低工資保護窮人的立法，也是在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因為窮人已經不是大多數，而且以後也很難成為大多數。

社會的整體就是由一部分一部分的群體組成的。不論他們是大多數，還是少數，都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

憲政之下，今天為這部分人的利益立法，明天為那部分人的利益立法。久而久之，受到法律保護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法律有了明確的保護對象，有了明確的受益者，也就有了來自社會基層的擁護者和捍衛者。憲政也就越來越鞏固。

毛澤東的“大多數”和“一小撮”的鬥爭哲學在文革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從黨內走資派這個一小撮開始，今天衛生部，教育部，明天是中宣部，北京市委，直到全國的黨政機構完全癱瘓。在社會上從鬥地主富農，斗資本家開始，斗反動學術權威，然後斗保皇派，清理階級隊伍，以及文革後期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人人自危。

每一次，都是從一小撮開始。只要誰被認定為一小撮，殘酷的打擊就會隨之而來。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就把所有的人都置於了滅頂之災的恐懼之中。一時間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威力無窮，所到之處，紅旗招展，捷報頻傳，勝利一個接着一個，對手全無招架之功。

毛澤東戰無不勝。可是他的心裡還是裝滿了敵人。你反對他，當然是敵人。你一味的擁護他，是不是就可以不是他的敵人了呢？錯！

第一個大右派詩人胡風，就是最擁護毛澤東的。他用詩句“時間開始了”來形容毛澤東時代，博得了多少掌聲 ！誰能讓時間重新開始？大概只有造物主了。他把毛澤東實實在在的放在了神壇上。可是你能創造神，就能毀滅神。你不是要造神嗎？我這個神就首先廢了你，讓你第一個當右派。胡風這個大左派就第一個當了大右派。

共產黨里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是劉少奇。這是劉少奇的政治資本，卻是毛澤東的心病。毛澤東指向哪裡，劉少奇就沖向哪裡。他沖得太快了，常常衝到了毛澤東的前面。誰在領導誰啊？毛澤東就送給他一個罪名，叫做“形左實右”，被打翻在地，還踏上了一隻腳。劉少奇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毛澤東從來不管左派右派。他毫無預兆，打哪指哪，無堅不摧，神鬼莫測。沒有人能知道他的下一個敵人是誰。誰都害怕他。

當然，毛澤東的打法是有先決條件的，那就是必須有個人迷信。黨內黨外都迷信他是正確的，而且要迷信到任憑他擺布的程度才行。只要產生了懷疑，鬥爭哲學就繼續不下去了。

沒有人知道毛澤東心裡有多少個一小撮。但是我們確切的知道，在文革開始時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個常委中間，毛澤東肯定不是大多數。文革中，劉少奇，鄧小平，林彪三個被徹底打倒。朱德，陳雲這兩個被停止工作。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工作。周恩來還總是搖搖欲墜。

毛澤東反對一小撮絕非是要捍衛大多數人的利益。這僅僅是一個清除敵人的理由。如果他真的把大多數看得那麼重要，他自己就是第一個應該被打倒的。那些政治局常委如果不是那麼迷信毛澤東，又都像毛澤東一樣真的要去打倒一小撮，第一個應該被打倒的也是毛澤東。

毛澤東開動的宣傳機器總是把他領導下的黨和政府描繪成大多數人利益的唯一代表。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黨政不分的政治體制表面上是黨在領導政府，實際上整個共產黨都早已變成了政府權力的附庸。

在這個體制中，每個黨員幹部都有了行政級別。共產黨員在黨內的地位完全是被他們在政府里的行政級別所決定的。行政級別越是高，黨內地位也就越是高，個人的生活待遇也就越是好。升官不僅能獲得權力，還可以同時名利雙收。一個黨員處在這樣的境地，是想升官，還是想服務社會？要說依靠這樣的黨來監管政府，連他們自己都不會相信。這樣的黨和政府代表誰？誰都不代表。他們只代表他們自己。

黨政不分的制度在成批的持續不斷的培養唯利是圖，無法無天的黨政官員。這些人沒有能力做好事，卻總是有能力做壞事，更有能力把好事做成壞事。他們沒有干不出來的壞事，卻總在指責別人是壞人，更有能力把好人變成壞人。文革中，他們是內鬥專家。改革中，他們是腐敗份子。他們沒有能力公平競爭，只會窩里斗，暗地裡陷害同事戰友。在這樣的制度下，黨內鬥爭總是處在日益白熱化和無序化的狀態，導致黨和政府都在黑社會化。幾十年來，黨政官員們成批地在腐敗中成長，在內鬥中毀滅。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依靠的就是這樣的黨政隊伍。

毛澤東的戰友們看到了毛澤東怎樣利用手中的權力摧毀了這個曾經充滿理想的為人民事業奮斗的黨。痛定思痛，他們集體的一致的拋棄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為了拯救黨，他們用最後的努力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政治改革主張，試圖把黨和政府放在社會的監督之下。可是，很快就遭到了在這個黨政系統中培養出來的接班人集體的一致的否定。

這些接班人們很快就自食其果了。黨政體系首先走進了再次文革，以反腐為名義的大清洗開始了。這些年的反腐中看不到為了制止腐敗的制度建設，只有那一代不如一代的黨政官員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腐永遠都在路上：不去清洗別人，就被別人清洗。

毛澤東讓全黨全國老百姓都相信了他編造出來的大多數和一小撮的謊言。更加糟糕，但是確鑿無疑的事實是，整個中國社會不僅在毛澤東的謊言中度過了文革十年，而且在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的今天，還深陷在這樣的謊言之中。一有機會，那些貪婪的黨政官員就把自己扮演成大多數人的利益代表，利用手中的政府權力，通過欺負那些不堪一擊的“一小撮”來表現自己的政治正確，而且總是能如願以償的博得社會基層的歡呼。

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發展到今天，私人企業的老闆，電影明星，記者，維權律師，作家，走投無路上訪的老百姓，甚至包括討論疫情的醫生，都陸陸續續的變成了現在的一小撮壞人。

這些無法無天的黨政官員還編造出了對窮人的新的稱呼“低端人口”。他們認為城市裡的“低端人口”有損自己的形象，必須全部驅逐出去。難道窮也是罪？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帶頭，揚言要敢於刺刀見紅。這些窮人沒有要造反。僅僅因為窮，就要遭遇黨政官員的刺刀見紅？欺負窮人到這種地步，還有臉稱自己為共產黨員？當年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奮斗的共產黨連影子都找不到了。那些自稱為人民服務，自以為很有黨性的共產黨員們，你們怎麼不站出來討伐這樣的壞人？你們的黨性又在哪裡？

直到今天，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的用武之地依然遍地都是。人不論窮富，地不論南北，地位不論高低，立場不論左右，都是鬥爭哲學的打擊對象。

只有憲政才能抵禦毛澤東的鬥爭哲學，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保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憲政就是要把保護少數人作為推行法治的基礎。保護少數富人，也保護少數窮人。保護左派，也保護右派。保護勝利者，也保護失敗者。憲政沒有敵人。

日益細化的社會分工已經把所有的社會群體都變成少數人了。當社會普遍承認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是正當的，當越來越多的人都認識到保護少數人就是保護自己，並且願意為了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挺身而出的時候，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才會被我國社會拋棄。

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一直在走向失敗。以毛澤東的威望和政治經驗，文革也只能維持十年。最終毛澤東把自己擺在了社會公敵的位置上，他和他的四人幫真正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小撮”。

可是，如果沒有對毛澤東思想的批判，如果不能讓現代文明的寬大胸懷來取代鬥爭哲學的陰暗心理，如果憲政的原則不能成為全社會最基本的行為准則，鬥爭哲學就還會起作用。現在文革回潮，已經在迫使中國社會去完成清算毛澤東鬥爭哲學的歷史任務，讓憲政成為共同的選擇。

毛澤東的理想世界和憲政

有什麼樣的邏輯，就會看到什麼樣的世界，也就會有什麼樣的理想。在毛澤東鬥爭哲學的眼睛裡是看不到當今世界正處在和平發展時期的。毛澤東眼睛裡的世界永遠都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他要做世界革命的領袖。

為了適應毛澤東眼中的世界革命的需要，中國人永遠都要准備打仗，永遠都要立足於大打早打，永遠都要支持別國的游擊隊去奪取政權，永遠都要節衣縮食，一窮二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毛澤東說他要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反對的是資本主義。他的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又是什麼樣的呢？

毛澤東自己做了回答。那就是他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在文革前夕寫給林彪的一封信。這封信從軍隊建設開始說起。解放軍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還要從事農副業生產，還要辦工廠。然後說到，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農民以農為主，也要辦小工廠。學生以學為主，還要學工，學農，學軍。其他各行各業也都要這樣。最重要的是，各行各業都要批判資產階級。

這就是毛澤東鬥爭哲學要實現的理想社會，也就是毛澤東心中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舊時代小農眼光中的現代文明。有工業，但是沒有科技進步推動的迅速成長的工業企業。有商業，但是沒有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國際貿易，跨國公司，更不需要金融。

在毛澤東的理想世界裡，所有的人都要批判資產階級。這是什麼意思？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有個人的追求，都要服從毛澤東的意志。農民不能希望有自己的土地，工人不能爭取增加工資，商人不能追求利潤，學生不能有對知識的好奇心，更不要說有信仰。

現代社會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制度建設，在毛澤東的眼裡都是無足輕重的。所有的人都要服從他的號令，叫做什麼，就做什麼。昔日的戰友，他領導的黨和政府，還有老百姓，都不過是隨時可用的犧牲品。

這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勞改營。每個人都只能去做政府分配的工作，每個人都要服從管教。否則，就是一小撮，就是階級敵人。文革十年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工人不漲工資，農民吃不飽飯，還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連人的最本能的求生欲望都被禁止。

毛澤東要停止在舊時代。正在邁向現代化的整個世界都是他的敵人。他把世界當成敵人，他也因此就把自己放在了整個世界的敵人的位置上。

在毛澤東眼裡，國內有資產階級，國外有敵對勢力。除了他自己，其他的人都是敵人。不是過去的敵人，就是現在的敵人，或者將來的敵人。包括他的戰友，不是反黨，就是修正主義，至少是“不懂馬列”。

毛澤東喜歡指責別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其實他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他說黨中央有兩個司令部，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不是在分裂黨，還能是什麼？他對共產黨員的普遍的殘酷的政治迫害，比起國民黨蔣介石更加殘忍，更加無孔不入。這不是反黨，還能是什麼？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右，大躍進，和文革造成了巨大災難，損失比戰爭還嚴重。這不是反對社會主義，還能是什麼？他對這個國家的犯罪後果之嚴重，超過任何內亂外患。

憲政的前景

文革結束，毛澤東的戰友們重新評估了世界局勢，一致否認了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準確的判斷了當今世界正處在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才有了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只要改革開放持續下去，憲政的實現就是必然的。

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在老一代革命家的領導下開啟的。老一代是民國時代的能人，有全球眼光，有歷史抱負，有個人擔當。

可是，現在的黨政官員是毛澤東時代培養的接班人。這些人的整體特徵是狹隘，猥瑣，在文革中成長，在官場中廝混，辦大事貪生，圖小利忘命。他們沒有任何新的創造，什麼都是照抄文革。宣揚個人迷信，壓制社會輿論，醜化西方世界，自封窮國領袖，等等。

要走向憲政，不可能依靠黨和政府的領導。任憑這樣的黨政官員胡鬧下去，只會激化矛盾，越來越糟。不管誰上台，都不可能推行政治改革。他們情願在舊體制的內鬥中死掉爛掉，也不會願意接受憲政。

而且，憲政需要讓社會監督政府。這種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力量絕無可能在政府的領導下培養出來的。

憲政將是社會共同的選擇。能夠順應社會和服務社會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走向憲政，需要社會上上下下都重新認識憲政。

憲政沒有敵人。憲政可以讓富人得到安心，讓窮人得到救濟，讓左中右都有機會，讓社會實現和解。

憲政必須從保護少數人和每一個人的利益開始。憲政要給予社會基層參與立法的機會，讓社會看到希望，迫使政府功能轉向社會服務。

憲政要用政治協商來取代個人迷信，以合作來取代服從，用法治來取代專制。這些變化將是在解決一個又一個的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展開的。

憲政會成功，因為時間站在憲政一邊。

現在法治被糟蹋得面目全非，社會最迫切需要的是只有憲政才能帶來的安全感。不僅老百姓需要，朝不保夕的各級官員們更需要。在憲政的旗幟下，首先是用法治來削弱，瓦解和最終取代政府的鎮壓之權，實現社會和解，然後才可能有政治改革。

不能說到憲政就只會說一人一票選總統。當年共產黨打天下，告訴老百姓的是參加革命就有飯吃。如果當年說的是參加革命就可以選總統，有幾個人會跟着共產黨走？

現在也是一樣。推進憲政的每一步，都是在解決最迫切的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實現的。長此以往，鬥爭哲學的做法就自然被逐步取代了。

2020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