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的邏輯要求“民主人士”進入歷史的垃圾箱。
一個美國社會處在自我鞭flag和否認的破壞性歇斯底里之中。現在，美國社會的象徵和典範成為史無前例的反傳統清洗的對象。拆除常任理事國的常任理事國的另一輪呼籲始於拆除邦聯領導人的雕像，如今已演變成對華盛頓，傑斐遜和林肯等美國偶像的大聲譴責。林肯紀念堂在華盛頓被污損，哥倫布的雕像經常被推倒，甚至廢奴主義者和偉大的聯盟將軍尤利西斯·S·格蘭特的雕像也不能免於遭到破壞者的掠奪。在撰寫本文時，我們聽到了音樂劇漢密爾頓的呼喚 之所以取消，是因為進步主義者對歷史悠久的漢密爾頓所持的某些職位不再滿意。 

也沒有倖免於毀滅性流行的名字。全國各地的抗議者都要求更改與按現行標準認為不完善的歷史人物有聯繫的任何機構的名稱。普林斯頓大學已將其伍德羅·威爾遜學校改名，一些人現在敦促耶魯大學擺脫與奴隸販子伊萊胡·耶魯的正統聯繫。那哥倫比亞大學呢？也許“華盛頓”和“哥倫比亞特區”都需要從我們首都的名稱中刪除？ 

這一切將走多遠？我們還要更改月份的名稱嗎？我們可以從七月開始，這是為了紀念朱利葉斯·凱撒（Julius Caesar）（按共同的標準對高盧人實行種族滅絕），以及八月（以在羅馬共和國棺材上釘上最後一塊釘子並宣布自己為皇帝的人的名字命名）-兩者都是奴隸主自己以及廣大奴隸帝國的領導人。我們知道可以使用“ Messidor”和“ Thermidore”這兩個名稱。根據目前的敏感性，一個人是美國黑人嗎？他真的比哥倫布好嗎？也許我們也應該更改美國的名稱？

在所有這些瘋狂的名字變化中，一個罪魁禍首顯然是失蹤了。直到1960年代，民主黨一直是奴隸制，吉姆·克勞（Jim Crow），種族隔離，庫克盧克家族（Ku Klux Klan），私刑，人頭稅和掃盲測試黨。首屆同盟國會由前民主黨統治。儘管有人可能會爭辯說這些民主黨人離開自己的國家後就離開了政黨，但他們的政黨當然仍在支持他們：在1876年有爭議的總統選舉中，儘管他們自己的主張更加強烈，民主黨還是允許共和黨人拉瑟福德·海斯上台候選人塞繆爾·提爾登（Samuel Tilden），以換取聯邦部隊從南方撤軍。 

討價還價結束了重建，並迎來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民主黨統治南方政治，實行殘酷的種族隔離政權，一個又一個前邦聯的狀態。民主黨人也不急於改變種族主義方式。當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於1613年成為16年來首位佔領白宮的民主黨人時，他毫不猶豫地重新分配了公職人員。次年，他的政府提出了一項要求，即就業申請必須包含應聘者的照片，從而大大促進了就業歧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個月中，民主黨在種族主義的壓迫下表現出非凡的多功能性，當時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反對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建議–下令將日本血統的美國人圍捕並驅逐出境到集中營，在那裡他們被當作奴隸借給農民。日裔美國人擁有的許多商店和農場被拍賣，以至於鄰居們幾乎一無所有。當在舊金山被捕並被驅逐到猶他州黃玉的弗雷德·科雷松（Fred Korematsu）一直向最高法院提出對他的拘留的上訴時，所有投票支持羅斯福種族主義命令的六位大法官本身都是羅斯福的被任命者。民主黨人雨果·布萊克（Hugo Black）是臭名昭著的反天主教偏執者，曾是Ku Klux Klan成員。

民主黨人對種族歧視的辯護一直持續到太空時代：1963年6月11日，民主黨人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站在阿拉巴馬大學福斯特禮堂的門口，阻止維維安·馬龍（Vivian Malone）和詹姆斯·胡德（James Hood）進入是非裔美國人。1964年3月26日，投票反對《民權法案》的19名參議員中有18名是民主黨人。在每種情況下，民主黨都不只是“時間的創造者”。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竭力阻止或逆轉公民權利的進步。然而，該黨繼續以其歷史聲名狼藉的名義開展業務。如果我們要應用取消文化常規調用的標準來“命名”其他機構，那麼民主黨在1960年代後的勉強政策變化不應提供寬恕。 

民主黨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已經能夠重新定義自己，成為少數族裔的擁護者，但是很多時候，當民主黨人執政時，他們用身份政治代替了健全而有效的政策。他們在種族，族裔，性別和性偏好方面的分而治之方法已經推進了他們的政治野心，損害了我們統一的座右銘E pluribus unum。矛盾的是，民主黨人對身份政治的痴迷使政黨回到了開始時的狀態，以對美國社會的種族劃分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分裂：在他們所統治的城市中，民主黨人為擴大教育機會和減少少數群體的貧困所作的努力已產生最好的結果令人失望。完全可以預見的是，基於種族的身份政治激起了分裂和不滿，同時動搖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呼籲，即根據人物的性格而不是膚色來判斷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