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文中所及的道理並不很複雜。但對那些公然聲稱自己就是種族歧視分子的華川粉來說，這些不很複雜的道理，卻可能是他們的認知能力所難以逾越的高山。將文中的“美國黑人更易患高血壓”換成“美國黑人更易患其他疾病”或“美國黑人更易智商低”或“美國黑人更易單親”等，所用於分析或批駁遺傳“劣等”的道理，應該基本上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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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黑人更易患高血壓，“奴隸貿易假說” 迎合了什麼？

Original 吳海旭 知識分子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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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吳海旭

責編 | 錢文峰  陳曉雪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人類對於遺傳現象的理解進入了突飛猛進的時代。以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為代表的統計學家通過收集和分析人群職業發展的海量數據發現，人類的天賦是可以遺傳的（Hereditary Genius，《遺傳的天賦》，1869），人與人之間存在先天的差異。伴隨着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興起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形成，從生物學角度去定義一個民族在國家建設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932年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以下簡稱美國黑人）相比較於白人更容易患高血壓 [1]。這種差異在之後的幾十年中不斷地被報道。例如上世紀60年代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的一份調查顯示，黑人高血壓的發病率高達20-30%，是美國白人的兩倍之多 [2]。類似的現象在過去幾十年內始終存在 [3]。

數據來源：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ttps://www.cdc.gov/nchs/data/hus/2018/022.pdf)

“黑奴貿易假說”

威爾遜和格里姆在1983年提出了 “黑奴貿易假說”（Slavery Hypertension Hypothesis），並通過1991年的一篇論文進行了系統表述—— 數百年前的黑奴貿易提高了高血壓的致病基因在黑人中的頻率[4]：

在三角貿易的中段航程（Middle Passage）環境極端惡劣，黑人在被運輸的過程中只能獲得很少的淡水，在遇到風浪時還會嘔吐、腹瀉，很多黑人因此死亡。活下來的那些黑人則往往具有較強的水和鹽分的留存能力。

因此，黑奴貿易可能形成了一種對控製鹽分留存的基因的極端人工選擇，而這些黑人的後代則繼承了這些基因。體內的鹽分常常會引發高血壓，在現代的高鹽飲食的環境下，這些鹽分留存能力更強的美國黑人具有更高的高血壓風險。

據說在黑奴交易過程中，奴隸販子會舔舐黑人的臉檢驗他的鹽含量是否符合運輸標準（圖源：Chambon M. Traité Générale du Commerce de l'Amérique. 《美洲商業總條約》，1783）

黑奴貿易假說的傳播

黑奴貿易假說足夠簡潔，並帶有歷史的 “厚重感”，一經提出就迅速得到了認可，並在大眾媒體中廣泛傳播。很多科普讀物都會向人們普及黑奴貿易假說，例如美國作家沙龍·莫勒姆等人撰寫的《病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ickest，2008）中，就用黑奴貿易假說向讀者解釋了美國黑人高血壓的高發。

圖源：《病者生存》第91頁

類似的表述也存在於更為學術和正式的場合。例如，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就在其官網上通過遺傳差異來解釋黑人高血壓的高發 [5]。

美國心臟協會在網站上指出黑人高血壓的高發是遺傳決定的，雖然在表述中使用 “也許”（may）一詞進行了弱化。儘管沒有提及基因的名字，但根據1999年《每日科學》（Science Daily）的一篇報道 [6]，這裡似乎指的是ACE基因。而下文即將提及，2001年的一篇研究文章顯示 [7]，ACE的等位基因頻率在黑奴貿易中並未變化。（圖源：美國心臟協會，https://www.heart.org/）

對黑奴貿易假說的質疑

儘管黑奴貿易假說獲得了大量的傳播，卻從未得到過實證數據的支持，甚至還與許多已有的數據相悖。正因為如此，對黑奴貿易假說的批評在科學界始終存在。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盧漢和迪卡羅等人在美國生理學會（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的期刊《生理學教育進展》（Advances in Physiology Education）上撰寫專文呼籲停止黑奴貿易假說的傳播 [8]。

拋開從歷史學角度的批判 [9]，單從遺傳學角度來看，對黑奴貿易假說的質疑至少存在於兩個方面：

另一方面，與美國黑人形成對比的是，非洲黑人並不存在高血壓高發的情形。而針對美國黑人與非洲黑人的比較發現，已知的與高血壓相關的遺傳位點（G-Protein 825、AGT-235、ACE I/D）並不存在明顯的等位基因的頻率差異[7]。換言之，黑奴貿易並沒有改變高血壓相關基因的遺傳組成，這從另一個角度撼動了黑奴貿易假說的基礎。

血管緊張素轉化酶（ACE，其抑製劑ACEI被廣泛用於治療高血壓）有三種基因型，DD、ID和II。其中的I和D分別代表其第16個內含子中長度為287個鹼基的插入和缺失突變。這三種基因型在美國黑人（藍色）和非洲黑人（紅色）之間不存在明顯的頻率差異。（數據來源：Poston et al., Journal of Human Hypertension, 2001）

環境或是美國黑人高血壓高發的重要原因

既然遺傳差異無法解釋為什麼美國黑人更易患高血壓，科研人員就將目光轉移到了生活環境。2012年，一項收集了一萬多人血壓數據的研究顯示，隨着非裔美國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高血壓患病率會顯著降低 [12]。類似的趨勢也可以在白人中觀察到，儘管程度不如黑人明顯，這可能與美國白人無論是否受教育都不會有過低的社會地位有關。總之，伴隨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黑人與白人間血壓的差異變小了。

種族與受教育程度對高血壓的影響，縱坐標顯示根據年齡校正後的收縮壓。（數據來源：Non A L, et al.,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2）

對於高血壓這樣與精神壓力相關的疾病，雖不能排除遺傳因素對患病率存在影響的可能性，但遺傳因素絕非唯一、甚至很可能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而外界環境—— 比如種族歧視造成的社會壓力、貧窮、營養不良等—— 則可能對高血壓的發病具有更大的影響。單一地從遺傳因素看待問題，就會產生遺傳決定論的偏見 [13]。

美國黑人目前其他的不利處境也可能與惡劣的社會環境有關

數據顯示，美國黑人嬰兒的死亡率最高，緊隨其後的是美洲原住民。而伴隨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的嬰兒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14]。儘管美洲原住民和亞裔美國人都是黃種人，亞裔美國人在美國所有人群中擁有最低的嬰兒死亡率 [14]，這與亞裔美國人擁有更好的經濟和醫療條件密不可分。這些數據駁斥了種族差異的遺傳決定論。

當我們把目光放回到當下的新冠疫情，這樣的差異依然存在：美國公共媒體研究實驗室（APM Research Lab）截至7月21日統計的14萬死亡數據顯示，每十萬黑人有73.7人死亡，而白人的這個數字是32.4，差距在兩倍以上。而在一些州，黑人死亡率接近白人的10倍 [15]。根據我們目前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其傳染與發病機制與種族無關。因此，新冠肺炎死亡率的差異很可能也是由種族之間經濟與醫療條件的不平衡導致的。

總體而言，美國黑人當今不利的處境很多是因為社會、經濟、受教育機會等原因造成的，不能簡單地歸結為 “先天不足”。2020年美國多地爆發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遊行示威活動固然是由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但其根本原因還是黑人長期以來在美國遭受的系統性歧視。

黑奴貿易假說究竟迎合了什麼？

科學家們已經在呼籲停止教授和傳播黑奴貿易假說 [8]。當我們回頭審視黑奴貿易假說，不禁產生疑問：這樣一個缺乏實證數據支持的假說何以如此流行？甚至在科學界和醫學界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一種可能性是這樣的假說迎合了社會對於種族差異的膚淺認知。早在1950年7月1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就在首位總幹事朱利安·赫胥黎的領導下發表了一份聲明——《種族問題》（The Race Question）。該聲明指出，種族的概念是虛構的，沒有生物學基礎，並對種族主義進行了道德譴責 [16]。然而，種族間不存在明確的遺傳分界線這一觀念至今尚未在大眾中普及。因此，當看到高血壓患病率在種族間的差異時，人們還是傾向於相信是 “不良基因” 導致的。

根據我們現有的人類遺傳學知識，不存在某個種族獨有的等位基因，種族內個體間的遺傳差異遠大於種族間的遺傳差異。以一種藥物在體內的代謝速率為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遺傳決定的），不同種族間確實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如果用人群的平均值代表一個種族對某種藥物的代謝速率，種族間的差異遠小於種族內個體之間的藥物代謝速率的差異。全球的人類遺傳學家已經收集了上百萬人的基因組數據，顯示遺傳變異在人群中是連續變化的，種族之間沒有清楚的界限，自然也沒有劃分為三類、四類或者五類的科學依據 [17, 18]。換句話說，從根本上講就不應該將通過三角貿易到達美洲的黑人作為一個遺傳邊界清晰的群體加以研究。

上圖為大眾中普遍存在的種族遺傳觀念，認為存在種族間明確的遺傳邊界，可以據此對種族進行分類。實際情況則如圖所示，儘管種族間存在一定的遺傳差異，卻是連續變化的，沒有明確的劃分界限。

為什麼黑奴貿易假說對社會是有害的？

基於基因和演化的假說往往可以為複雜的人類特徵提供簡潔的解釋。然而，當沒有經過嚴格的科學檢驗時，這樣的解釋反而會造成誤導。例如黑奴貿易假說就在為美國黑人在遺傳上更為 “劣等” 這種錯誤的觀念背書，它強化了而非削弱了社會的固有偏見。

這種固有偏見的有害之處在於它往往迴避了真正的問題。如果將美國黑人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更高的患病率簡單歸結於遺傳問題，則掩蓋了長期存在卻又難以解決的種族歧視問題、黑人教育機會不足等問題。而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難度之大，遠超過一句黑人從遺傳上就更為 “劣等” 的解讀。就像美國自由派天主教徒約翰•瑞安所說，從遺傳角度解決問題“可能是有史以來在處理社會問題時最為膚淺的方案”。

儘管罪惡的黑奴貿易的時代已經過去，但距離真正消除對種族的社會偏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科學工作者不應通過不嚴謹的研究助長種族偏見和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