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舉仁本大旗，回歸中華正統----關於修憲的呼籲

【舊作重發說明】《高舉仁本大旗，回歸中華正統----關於修憲的呼籲》寫於2010年。當時主張儒家憲政、儒家民主，對新禮制如何借鑑和超越民主制的思考尚不夠深入，然精神一以貫今。為尊重自己思想的“歷史”，基本保持原作原貌，不作修改。當時的呼籲，至今仍然現實意義。故重發一下。2020-9-20於南寧

儒家強調，王道政治必須具備道統、傳統、民意三重合法性。所謂中華正朔，強調的就是道統合法性。儒家的華夷之辨，辯的就是這個。

清末革命黨所辦報紙多采黃帝紀元，就是表明不承認清朝的合法性。其實，清朝雖為異族政權，但以儒家為意識形態，有相當的道統合法性。只是清朝在尊儒的同時又對儒家有所扭曲，故被視為偏統。中共血統上雖是同族，但傳承的是亞西方的馬列異端，不僅不是中華正統，連偏統都不是。

明朝對儒家的態度已很不端正，清朝更加偏離。日人說“崖山之後無中國”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比起現政權來，明清政權已經相當儒化、頗為中華了。

不論是以現代民主的標準衡量還是從傳統儒家的角度考察，中共都屬於三重非法----傳統民意俱缺，更無道統可言。中共如果要取得道統合法性，成為中華正統政權，當務之急是以儒家仁本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憲法地位。道統合法性問題解決了，民意合法性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

以仁本主義更新現存意識形態，重續儒家道統，是“正名”的需要。

儒家被稱為名教，特別重視正名，認為正名是一切政治活動乃至理論建設的出發點，比各種具體政事政務更重要。《論語》中孔子與弟子子路關於“正名”的一段著名對話，深刻闡述了“正名”的重要性。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這正是中國現狀的寫照。馬克思主義之“名”不行，理論上說不通，付諸實踐又行不通，正是“名之不可言也，言之不可行也。”

名實有異，意識形態與政治實踐有別，最中正的主義也可能在實踐中出偏差。但是，只要主義中正，縱然出偏，終究有限，不至於一偏到底鑄成大錯，而且糾正起來比較容易。

儒家大中至正，又特別強調誠信，要求循名責實，名實合一，故有很高的自我糾偏功能。在儒家文化指導下，無論如何不會出現暴秦惡政，更不會發生文革浩劫。這類人類歷史上的政治悲劇，只有在法家和馬克思主義的導向下才有可能上演。

董仲舒言：治囯之端在正名。名，名分也，招牌也，旗幟也，用現代政治概念講，相當於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正名，首先要正主義之名，正憲法之名。

憲政是現代政治文明一大標誌，是一個國家進入現代文明的必經之門必由之路。儒家憲政是現代社會最好的仁政。而實行憲政的基礎、建設良制的前提是有一部好憲法。好憲法的標準，一要體現現普世價值，二要具有中華特色。以此標準衡量，當前的憲法無疑是反西方文明、反中華文明的“雙反動”。

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的惡性異端，名不正言不順，道理上講不通，實踐上行不通。在它的指導下，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等等現象空前嚴重，這是國民人人身經、天下有目共睹的。

對此，體制內有識者也有所認識，鄧小平實用主義的“貓論摸論不爭論”就是因此出籠的。其實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階級鬥爭、計劃經濟等等都早已被拋棄，公有制也逐步在變。現政權既背棄中華文化又架空馬克思主義，已成為四不象。

這讓我想起楊雄評價秦朝的一段話：“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法言寡見卷第七》）。秦朝的官吏違背了秦的法度，秦的法度已又背了“聖人之法度”（儒家學說），秦朝全面背離天地之道，天地也就全面違背秦朝的願望，讓它二世而亡了。

現在中國的情況正是這樣：“馬列毛之法度”違背了仁義之道、即天地之道，“今之有司”又違背了“馬列毛之法度”，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架空了。

當然，這種架空和虛置是好事，值得鼓勵。相對於“堅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革時期，架空它們，進而提出改革開放“貓論摸論不爭論”三代表論，進而局部借鑑、利用儒家，提出科學發展觀與和諧論，都是政治進步的表現。

只是這種進步太緩慢了。這樣做即使有那麼一點效果，終究理不直氣不壯。只要馬克思主義占據憲法地位，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終究是不行的。與其舉着這麼一幅外來的破旗東塗西抹艱難維持，何如乾脆拋棄之，通過修憲，從意識形態上徹底去馬列毛化，換上堂堂正正的中華大旗。這是根本性的“正名”。

至於自由主義，比馬克思主義當然強多了，但與仁本主義相比，其“名正言順”的程度頗有不及。道理有大小高低之別。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固是普世價值，不如仁義禮智信更具普適性。仁本主義可以統攝人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人本主義及自由主義卻不能夠反過來涵蓋仁本主義。

政治如果違背了仁本，就會淪於邪惡黑暗之域，如果偏離了仁本，也不夠正大光明。西方政治於仁本雖不全違（人本與仁本、民主與民本相通），卻有偏離，沒有內聖的基礎，偏於王道的中正，故有其優勢也有其不足和弊端。我們對之應該學習鏡借，取其精華，卻不宜照搬。

中國的民主應該是以仁義為原則精神和內在基礎的民主，是以儒家為文化背景和指導思想而建設起來的民主，是以儒立憲、以仁立國、以德立官的民主，是具有德治追求、王道嚮往和大同理想的民主，是具備民意和傳統雙重合法性的民主。

這樣的民主，才能汲取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優勢而去其弊端，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的創造力”，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才能讓中華民族成為“真正強盛的、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劉亞洲語）。這樣的民主，才能真正落實溫家寶總理深圳講話中提出的“四要”：

“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

這才是真正中國特色的民主，才能儒化中國，化成天下，最終將人類社會引導入太平世，將整個地球建設為良知國。

如果說堅持馬克思主義為左，走自由主義道路為右，那麼，在儒家仁本主義指導下汲取西方民主制度精華，則可謂中間道路或第三條道路。在意識形態上返儒家文化之本，在制度建設上開民主自由之新。反本開新，重塑民族尊嚴，重造中華輝煌，這是最適合中國社會、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希望之路，光明之路，理想之路。

優秀的制度有助於社會道德的提升，良好的道德又有助於優秀制度的建設並不斷優化。因此，在仁本主義的指導下建設起來的民主制度，可以更好地吸取西方民主的優勢而警惕其弊端；在普遍樹立起仁義禮智信之價值觀的社會，制度方面縱有不足也不至於造成太大流弊，並可以得到及時的修補和改正。

修憲為正名之始。對於中國的現行憲法，或沒必要推倒重來，但其中不少東西已不符合時代和民意的要求，不符合道德原則和普適價值，根據“禮以義起”的原則，有加以修正的必要。

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問題，已經嚴峻地擺在每一個有識有志之士面前。對於這一問題，自由派群體已經以他們的憲章行動作出了相當響亮的回答，反襯了儒家群體的道德無力和政治“無為”。

對於自由派的憲章，東海既有所認可又不盡認同。作為中華民族未來政治生活的宏綱大願，除了依據普世原則體現制度文明，還應以儒家為綱，充分體現中華文化道德精神。而這一追求是無法苛求和寄望於自由派的。他們素抱偏見，未能認識到儒家根本處的優異性和先進性，未能認識到仁本主義的普適性。

中國向何處去？社會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都不容儒家繼續迴避這一問題。當代儒家應該秉承關心民眾疾苦、重視制度建設的傳統，在這一千年不遇的大變革、大轉型時代挺身而出，以中華文化導引政治，以道德精神示範社會，以高度的智慧為化解各種社會政治危機提供自己的文化方案和憲法方案。

推動修憲或重新制憲，為中華新憲貢獻建設性指導性的意見，為今後行憲作好前期準備、打下紮實基礎，乃是體現儒家的社會關懷、制度關懷和政治立場的重要方式，是當代儒者責無旁岱的責任。東海儒者余樟法2010-9-18作於南寧，2011-7-2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