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者，《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宋代學者朱熹將其合輯，編著了《四書章句集注》，1313年起成為中國科舉必讀書，一直到1905年。
餘生也晚，傳統文化香火無存，外來文明支離破碎。上學則學說普通話耳，放學則無書可讀、無功課可做。當年的老師們雖有拳拳之心，愛護學生之意，叵耐心中所學有限，家中所藏無幾。至於學校，則普遍資金不足，館藏無多。記得初高中時寒暑假就找書讀，在某人家裡頗借了一些書，而圖書館卻找不到幾本可讀的書。
上了大學，到了另一個城市。大學的圖書館終於有了比較多的書，這時候也才開始見證了“書海無涯”的真理。
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之後的三十年，各種政治運動搞得大陸如兵荒馬亂之後的沙漠；不僅是物質的沙漠，更是文化的沙漠。這就是我少年時找不到幾本書讀，找不到幾個好老師的歷史背景。
知道“四書”是什麼，應該是大學時候了。至於擁有第一套《四書集注》，應該是工作之後不久的事兒。然而買書和讀書是兩件事，買了書而不讀竟然成了常態。知道什麼是“四書”，雖然比許多人強一些。但從未讀過“四書”，則與一眾“傳統文化盲”看齊了。
最近幾年，書買的少了，但是居然開始讀得多了些，以至於終於讀完了一遍“四書”。不揣冒昧，來分享一下：
讀《論語》就好像和一個好學、忠厚、誠懇的長者交談，感覺如沐春風。《論語》讓我親近了孔子，親近他的思想與抱負，滌除了對他以及儒家的種種偏見。讀完《論語》，我有點喜歡孔子這個人。他腳踏實地，實話實說。比如他提倡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未知生焉知死”。他不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覺得自己最大的優點是“好學”，沒有什麼成王成聖的念頭，只想着能夠通過復興古代的政治制度，從而為飽經動亂的春秋各國民眾帶來幸福。很顯然，孔子是有點樸素的人道主義思想的，比如馬廄失火，他問人如何而不問馬。
讀完《論語》，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似曾相識。雖然是第一次通讀該書，但是該書中的許多名言、典故或故事早已在我之前的閱讀中接觸過。看來《論語》早已融入到漢語文化，特別是華文書籍之中。即便你沒讀過它，你也已經被它的某些看法、思想、故事影響到了。然而，零敲碎打與完整地閱讀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別。再加上許多華文作者的一知半解或故意的斷章取義，要了解孔子其人其思想，讀《論語》是必經之路。
讀《論語》的另一個感受是：孔子這人很現代。三千年前的他的思想一點也不過時，依然可以有效指導21世紀的人們的思考與行動。比如，“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又比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名不正，則言不順。”
《孟子》讀起來頗有不同。孟子好辯論，喜歡用寓言手法。辯論固然可以體現邏輯的力量，但是有時不免用力過度，或者邏輯推導到了極端，就有點尷尬了。比如， 孟子崇尚“仁”，認為周武王代表仁，商紂王代表不仁，他說：“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懷疑《尚書》的記載是否真實。他又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他說的不錯，但是在他去世之後不到七十年，秦國吞併六國，一統天下，靠的絕不是“仁”。
《孟子》中的寓言手法說理固然比較形象，但是有時就會犧牲邏輯的嚴謹。比如他的齊人的大老婆與小老婆相對而泣的故事，要說明世人追求升官發財的方法會讓老婆蒙羞。但是這個不是禁不起推敲。說這個齊人很窮，如果很窮， 如何養得起兩個老婆。故事裡齊人騙老婆說：他天天和富貴之人吃飯，實際上是到墓地乞食。那麼假如他真得是和有錢有勢者吃飯，他的倆老婆應該就不覺得羞愧了吧？
雖然有些不足，然而孟子確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從“仁”到“仁政”、“王道”，等等。也提出了一些創見，比如著名的“民貴君輕”的民本主義看法。受中共意識形態洗腦的一些人曾運用“誅心術”，把孟子的民本思想視為為統治階級辯護的遮羞布；完全是“賊喊捉賊”，可笑至極。孟子依然是誠懇真實的，被稱為“亞聖”也是公道的。然而他所處的戰國時代，儒家被墨家與楊朱學派擠兌，他被迫以辯論的方法來推廣儒家，就使得《孟子》有點誇張，有時有走極端的嫌疑。然而總體而言，《孟子》依然是值得閱讀的儒家經典。中國人常常說“孔孟之道”，而把荀子、朱子等人都省略了去，因為說到底，孔子與孟子的創見最多，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堅實基礎。
《大學》和《中庸》我最後讀，碰巧符合了朱熹的建議。然而，我對於這兩本書不是太有感覺。這兩部書是《禮記》中的兩篇，原本不引人注目，似乎是唐代的韓愈開始關注這兩篇，朱熹的老師程頤大力倡導和推薦。最後，朱熹造出了“四書”的說法，且為它們作注，搞出來《四書章句集注》這樣一部暢銷近六百年的考試參考書。所以，這兩篇文字是新儒家或宋明理學的重要經典。宋明理學是儒家學說的系統化與制度化，同時也是僵化的開始。孔孟那活潑潑的儒家思想之活水在宋明理學的系統化努力下，變成了僵化的教條。
當然，我的舊學和古文功底都限制了我對四書的理解。在讀《論語》的時候，我還有幸同時參閱李澤厚先生的《論語解讀》。老實說，李先生的有些解讀尚有可觀；另有一些闡發自己理論的部分就不過爾爾了。李先生生於1930年，小學時正逢抗戰，該讀大學時抗戰結束但是國共內戰開始。基於這樣的大背景，我猜測他的舊學功底也有限。
李澤厚先生尚且如此，今日大陸的某些“叫獸們”更是微不足道了。小李澤厚五歲的台灣的陳鼓應先生，倒是着實給《老子》、《莊子》做了註解，或者舊學功底要強一些。然而他的《老子》我尚未通讀，無法置評。
讀了一遍四書，更覺得被大陸的教育耽誤了，本該讀一些好書的時候，卻被中共意識形態洗腦，真是浪費時光！中共政權曾經地把傳統文化一棍子打死，本來就是片面、反理性的。現在是聽說又要復興傳統文化了！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中共政權政策上的左搖右擺何嘗造福過民眾？不如多給一些學術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多出一些包括四書在內的古書的註譯本，鼓勵中國人多讀一讀古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