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隱密蘇諜、紅色代理人，你應該知道的張學良 （中） — 東北易幟

1929年1月10日晚，“東北易幟”後第12天，張作霖時代的二位重臣楊宇霆、常蔭槐被槍殺於張學良府邸--奉天大帥府老虎廳，史稱“楊常事件”。

10日下午，張學良臨時決定殺死楊、常，並迅速作出了周密的安排：奉天警務處長高紀毅、貼身侍衛副官譚海率另外四位衛士在帥府內待命執行處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衛隊統帶劉多荃主持帥府內外警衛；駐奉天獨立步兵第七旅（原陸軍第十九師）中將旅長王以哲部署全城守備。為殺二個沒有兵權的人，張學良布下了天羅地網，楊、常在劫難逃。當晚，楊宇霆、常蔭槐成為張學良死亡名單上第四、第五個被打勾的名字（前三個是姜登選、張作霖、吳俊升）。

張學良為什麼要殺楊宇霆？是私人恩怨（只是順便給郭松齡報仇）、派系鬥爭、權力之爭這些廣為流傳的原因嗎？全都不是。張學良之所以要除掉楊宇霆，根本原因是，楊的政治立場與張學良無法共容、勢不兩立。楊與張的政治立場怎麼就勢不兩立了？楊宇霆是張作霖親日敵蘇、反蘇反赤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楊的政治立場和老張是高度一致的，而張學良，小張則是李大釗、加拉罕發展的蘇聯特別黨員，一個紅色代理人。此外，楊宇霆還是張學良的重大威脅。張學良怕的不是楊宇霆奪權，東三省當時沒有人能與張學良競爭最高統治權力，老人中威望最高且有兵權的張作相做不到，根基不牢、且已削去兵權的楊宇霆更無可能；張學良所忌憚的，是“智計深沉”的小諸葛楊宇霆，將會察覺自己與蘇聯的隱秘關係、隱秘合作，並進而推斷出自己與“皇姑屯事件”、與張作霖、吳俊升之死的關係。“智者”楊宇霆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張學良的巨大威脅，張學良必須除掉這個與自己政治立場無法共容的眼中釘、心頭刺、絆腳雷。種種跡象表明，楊宇霆生前並未察覺，至少並未確定張學良與蘇聯的關係，也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張學良的政治死敵，是張學良必須剷除的人；在老帥死後，他留在奉天就是等死。

張學良早有剪除楊宇霆之心。1925年冬，張學良隱於幕後，由副手郭松齡出面發動灤州兵變，郭在（代表張）所發的反奉通電中提出三大主張，其中第二條，就是“懲辦主戰罪魁楊宇霆”。如果當時張、郭兵變成功，那麼張學良將提前代父主政，而楊宇霆則將或被殺，或逃亡。

雖然楊宇霆必須死，但是，已大權獨攬的張學良，根本不必剛剛易幟12天就手染血腥，由“和平天使”驟變為血案元兇，他完全可以等更好的時機，安排更好的方式來除掉楊宇霆，就象他讓眾多奉系老人神秘消失那樣。

張學良是1月10日下午突然決定殺死楊、常，並立即進行部署的。那麼，10號這天發生了什麼事，使得張學良迫不及待要殺死楊宇霆、常蔭槐？

楊宇霆、常蔭槐之死與中東路有關。

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常蔭槐來到帥府老虎廳求見張學良。二人指出，中東鐵路本應中蘇合辦，但蘇聯一直排斥中方參與管理，獨自把持路務，且拒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的管轄（、制約），因此，他們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統一管理東北鐵路路務，從而將中東鐵路也納入中方的管轄範圍之內。（據說，）楊宇霆還推薦常蔭槐（時任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擔任該公署督辦。

註：《中俄協定》及《奉俄協定》規定：中東鐵路（原沙俄在中國東北境內修築的西伯利亞鐵路連接線及支線）主權屬於中國，由中蘇雙方合辦。但蘇聯根據這兩個協定，以沙俄繼承者身份進入東北接收中東鐵路資產後，卻將中方排斥在路務之外，獨自把持了中東鐵路運營、管理權，使合辦之約名存實亡。《中俄協定》即《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蘇聯與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於1924年5月31日簽訂；1924年9月20日，蘇聯又與張作霖方面（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簽訂了內容大體類似的《奉俄協定》。

楊宇霆、常蔭槐提議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試圖將中東鐵路納入中方制約，及某種程度的管轄之下，這一“提案事件”，就是當天“老虎廳血案”的引爆器。

楊常的提案有什麼問題嗎？我認為，提案的細節，如實施的步驟、策略、時間表可以再作研究，但大方向沒有問題。這一提案是維護中國主權與合法權益，約束、反制蘇方違約、越界行為的正當之舉，以此為起點，中方還可進而嘗試逐步收回中東路路權，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那麼，是“請張學良委任常蔭槐為公署督辦”這一要求太貪權、太過分了嗎？也不是。常蔭槐先後擔任過京奉鐵路局局長，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長、代理部長，當時正擔任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委員長，是東北交通、路務管理當之無愧的第一人，是“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督辦一職的最佳人選，楊宇霆的推薦合情合理，毫無越軌、不當之處。

也就是說，提案本身沒有問題，楊宇霆的推薦也無不當（那些偽史捏造的態度問題我直接忽略了）；而且，就算張學良不同意該提案或相關任命，或者認為實施的時機尚不成熟，他予以否決，作出解釋就可以了，犯得着為此事殺人嗎？

一定有一個尚不為人所知的原因，讓張學良動了殺機，而且立即部署殺人。究竟是什麼原因？

因為楊、常二人碰了不能碰的中東路！

楊宇霆、常蔭槐以為自己是在為東北、為國家辦一件好事，卻懵然不知，他們此舉無意中觸中了張學良的隱秘、大忌，並置其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作為中國東北領導人，理應支持楊常提案，維護國家主權、權益，約束蘇方越軌行為，讓中方得以參與中東路的管理；但作為蘇聯的特別黨員，紅色代理人，他又必須維護蘇聯的中東路特權和其獨攬中東路路務的現狀。中東路是蘇聯滲透中國的基地，干預中國政局的觸角，與張學良秘密溝通的通道和橋梁，蘇聯絕不希望中方介入中東路事務，那樣的話，蘇聯基於中東路進行的各種秘密事務將難以開展。

雙重身份者張學良無法說服楊、常放棄提案，他否決的真正理由無法宣之出口。基於民族心、責任感，楊常一定不會輕易放棄，一定會尋找其它的支持者來說服張學良，這樣，知情、討論的範圍將不斷擴大，事態的發展將會失控，無法收場。如果張學良最終接受提案，蘇聯在中國的革命輸出將大受束縛，張學良與蘇聯的合作也將受到嚴重影響；如果張學良堅持否決提案，人們將無法理解張學良的動機和立場。很自然地，人們將會懷疑張學良與蘇聯的真正關係，之後，張的隱秘身份，張的其它不可告人的秘密（如與蘇聯共同製造皇姑屯事件，謀殺生父張作霖及吳俊升）都將面臨暴露的危險。

不立即終結“提案事件”，那麼，這一事件就將導致張學良政治生命的終結。要終結“提案事件”，就必須立即殺死楊常。這就是10號當天，張學良決定不惜代價（輿論影響），立即以雷霆手段將楊常處死的原因。

楊宇霆、常蔭槐的提議，客觀上是對南京國民政府“革命外交”-“改訂新約運動”的呼應。為了避免“革命外交”-“改訂新約運動”危害、終結蘇聯的中東路特權，也為了避免東北再出現新的不知趣的楊宇霆、常蔭槐，幾個月後，張學良又搶在南京政府就中東路展開外交行動前，與蘇聯合演了一出“中東路事件”雙簧。張學良打着支持、響應“革命外交”-“改訂新約運動”的幌子，使用與“改約運動”背道而馳的強制、暴力手段（“改約運動”使用對話、協商、談判等外交方式，採取符合國際規則和慣例的溫和手段），連續在中東路挑起對蘇事端，為蘇聯製造出兵入侵東北，武力干涉的藉口；中蘇開戰後，張學良又犧牲掉了非嫡系的兩個旅（梁忠甲旅、韓光第旅），故意製造慘敗；繼而以慘敗為籍口，向蘇聯求和，越過國民政府，私自、越權與蘇聯簽署“伯力協定”（伯力會議議定書），規定“中東鐵路恢復到衝突前之原狀”，以這種方式延續、確認了蘇聯的中東路特權、蘇聯對中東路的排中獨攬，同時也扼殺了南京國民政府以外交手段收回（無償收回或贖買）中東路的機會。

1月11日清晨，張學良把張作相、孫傳芳、鄭謙、翟文選、王樹翰、臧式毅等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請進府內，宣布了對楊、常的處決。

張學良命高紀毅將鄭謙（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秘書長）帶到另一房間草擬電報，以報告南京，並昭告東北各縣市。鄭謙提筆良久，兩眼呆直，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過了一會，鄭謙將筆丟下，起身要走，高紀毅將其攔往並警告：“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離開。”鄭謙只好重新坐下，但仍舊木然不動，久久無法動筆。最後改由劉鳴九（張學良機要秘書）執筆，將電報稿擬好。這時始將楊、常屍體從老虎廳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車送到南頭風雨台姜廟（楊宇霆為紀念姜登選修的廟，郭松齡殺姜登選，應也是出自張學良的授意）裝棺，聽由楊、常親友弔祭。

楊宇霆、鄭謙、常蔭槐三人都是長期追隨張作霖左右，極得張作霖信任、倚重的奉系“老臣”。多年以來，作為張作霖最核心的助手，楊、常、鄭深度參與了奉系，乃至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諸多重大內政、外交事務（包括對日、俄的外交交涉），對政事、對官場（包括對張學良）知情極深、極廣；與張學良政治立場背逆的三人，是張學良在東北暗中聯蘇，推行反日排日政策的重大障礙，也是張學良紅色代理人身份秘密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威脅。

鄭謙生前歷任黑龍江督署秘書長、黑龍江省政務廳廳長、東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江蘇省省長、安國軍司令部秘書長、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府秘書長、東北保安司令部秘書長等職，曾被提名北京政府內務總長。1925年8月底，楊宇霆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任命為江蘇軍務督辦，楊、鄭二人曾搭檔治蘇（鄭謙1925年2月被任命為江蘇省省長）。

楊宇霆、鄭謙、常蔭槐三人都是長期追隨張作霖左右，極得張作霖信任、倚重的奉系“老臣”。多年以來，作為張作霖最核心的助手，楊、常、鄭深度參與了奉系，乃至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諸多重大內政、外交事務（包括對日、俄的外交交涉），對政事、對官場（包括對張學良）知情極深、極廣；與張學良政治立場背逆的三人，是張學良在東北暗中聯蘇，推行反日排日政策的重大障礙，也是張學良紅色代理人身份秘密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威脅。

11日清晨，孫傳芳也應召入府。張學良對他說：“馨遠（孫傳芳字），我又放了一炮，鄰葛（楊宇霆字）和瀚襄（常蔭槐字）被我處決了。”

孫傳芳心中震駭無比，但強作鎮定，把大拇指一伸說：“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殺幾個人行麼？殺得好，殺得好！”

回到家中，孫傳芳對夫人周佩馨說：“楊常被張學良殺了，我很危險，奉天待不了了，你留在奉天，我馬上離開奉天去大連。” 次日清晨，孫傳芳乘早班火車（孤身一人？）避走大連。

孫傳芳與張學良的兩大政治死敵張宗昌、楊宇霆都關係不錯，走得比較近。

1926年10月中旬，浙江省長夏超易幟倒戈，下旬，夏超被孫傳芳派兵擊敗、處決。後院起火後，孫傳芳在江西的戰局優勢被逆轉。11月上旬，孫傳芳主力在九江、南昌被北伐軍重創，孫傳芳敗出江西。中旬，孫傳芳乘津浦路火車北上天津，由張宗昌陪同、引介，面見張作霖，得到原諒，成為奉系盟友。自1926年冬至1928年春，孫傳芳、張宗昌在蘇、皖、魯、直等省聯手對敵北伐軍，二人並肩作戰，惺惺相惜，相處融洽。

1927年夏，張學良、韓麟春率安國軍三、四聯合軍團從鄭州撤退到黃河以北的新鄉。在中原戰事的暫歇期，張學良制定了“新鄉兵諫計劃”（“灤州兵變”Ver.2），計劃聯手閻錫山、孫傳芳，消滅張宗昌的直魯軍，同時由北京的親信禁錮張作霖，逼其下野。孫傳芳、張學良、張宗昌三人彼此都是換過蘭譜結過拜的義兄弟，主力已所剩無幾的孫傳芳兩邊都不想得罪，也誰都得罪不起，但他內心更傾向於張作霖、張宗昌一邊。在10月之前，孫委婉地將“兵諫”之事透風給了張作霖（應該是只透露了部分情況，並且作了淡化處理），已焦頭爛額的老張將小張召至北京，但只是臭罵了一頓了事（不久，與張學良共同指揮三、四聯合軍團的第四方面軍軍團長韓麟春突然中風，其職務由楊宇霆接手。此事也許與流產的“新鄉兵諫計劃”有關）。

孫傳芳與楊宇霆也走得很近。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中說，“孫傳芳白天在帥府辦公，晚上則在楊宇霆家中打牌（張學良在張氏帥府官邸內給孫傳芳設了一個‘孫聯帥辦公室’）。”

就政治立場而言，孫傳芳與張學良勢不兩立的程度，比之楊宇霆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張學良有意隱飾、模糊自己的政治立場，所以楊宇霆、孫傳芳、張宗昌等人對張學良的敵意、殺機缺乏清醒的認識）。孫傳芳和張宗昌是張作霖反蘇反赤立場最堅定、最具實力的兩大支持者。1926年11月底，孫傳芳、張宗昌領銜通電，與十五省軍政長官擁戴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領導北洋各系對抗蘇聯扶植下的北伐軍；1927年6月中旬，孫傳芳、張宗昌又聯袂入京，反對南北議和（張學良等為提議者），力主張作霖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領導北方各省抗衡南方的（兩個）國民政府（當時寧漢尚末合流），繼續與之作戰。

1月11日（楊常被殺次日），張學良發表通電，通告“楊常事件”，通電中給楊宇霆所安的罪狀包括“現遠因則釀成戰禍之罪魁；觀近因則破壞和平之禍首，論其罪狀，不獨害我東省，實害我中華。”孫傳芳、張宗昌與北伐軍對抗之堅定、不妥協，遠勝楊宇霆，安給楊宇霆的罪狀，同樣可以套到孫傳芳、張宗昌，包括張作霖身上（張學良的潛在邏輯是，凡對抗蘇聯及蘇聯代理人者，即為“釀成戰禍之罪魁”、“破壞和平之禍首”）。這個通電，想必更堅定了孫傳芳的離奉決心（當然，剛剛殺死楊宇霆、常蔭槐、鄭謙三人的張學良未必會對孫傳芳立即下手）。

孫傳芳暫時逃出生天，但7年後，他還是死於蘇聯-共產國際系統的謀殺。1932年9月張宗昌隕命濟南火車站，1935年11月孫傳芳血濺天津居士林佛堂，都與張學良或蘇聯-共產國際有關，都是精心安排的以私人仇殺掩飾的政治謀殺。其中，對張宗昌的謀殺是張學良於幕後直接主持的，配合張學良進行謀殺布局的還有韓復榘、石友三二人。後續章節還將對這兩起謀殺再作展開。

被張學良清洗的張作霖忠屬，不只楊宇霆、常蔭槐、鄭謙三人。25年冬不附從張學良、郭松齡兵變（“灤州兵變”）的鎮威軍（即奉軍）“津榆駐軍”四個師長，除高維岳外，其它三人齊恩銘、趙恩臻、裴春生，在張學良主政東北後，都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人間蒸發，再無任何消息音訊。

死亡蹊蹺莫明的還有奉系重要將領韓麟春。25年冬姜登選被郭松齡殺害後，韓麟春接任第四方面軍軍團長，此後與第三方面軍軍團長張學良合署辦公、共同指揮三、四聯合軍團。27年4月，蔣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濟深、蔡元培等發動“四一二清共”，寧漢分裂，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各自北伐。27年夏，南京國民政府北伐軍與張宗昌直魯軍、孫傳芳軍在徐州一帶拉鋸激戰，在此期間，蔣介石派何成浚（即何成濬）去山西遊說閻錫山（支持寧方，並出兵與奉軍作戰），途經北京時，何成浚受到韓麟春的款待（二人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兼好友）。何成浚對韓麟春明言自己要赴晉遊說閻錫山，對張學良了解頗深的韓麟春對何成浚說：“閻可運動，未必張不可運動，須知張學良為人，不但可做革命黨（國民黨），並且可做共產黨。”

何成浚與張學良之間的關係非常非常的不簡單，在這次何、韓會面之前，何、張之間應該已經有了秘密往來。這是向朋友直言相告的韓麟春所不知道的。

韓麟春的死亡時間有1927年底、1929年底、1930年1月18日、1930年3月2日、1931年等諸多說法，死亡原因也有病故、腦溢血、被（張作霖或張學良）毒殺等多個說法。一個奉軍屈指可數的頂級將領，其死亡時間、死亡原因居然不明不白，連官方記載都沒有，這是很異常的，韓麟春的死，一定牽涉重大的秘密和難言之隱。

韓麟春有個弟弟叫韓麟征，參加過1927年秋冬奉軍對晉軍傅作義部的涿州戰役（涿州圍困戰），他當時是張學良的衛隊旅（旅長王以哲）第三團團長。這個人後來也消失了，下落不知，生死不明，再也沒有在史料中出現過。
註：張學良的衛隊旅於1928年初擴編為陸軍第十九師，東北易幟後，張學良整編軍隊，化師為旅，第十九師又改編為獨立步兵第七旅，駐奉天（瀋陽）。王以哲和第七旅參與了“楊常事件”，在事件中負責外圍城防守備。

上述若干疑點指向同一個結論：如果韓麟春死於“東北易幟”之後，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他也死於張學良謀殺。

張學良還以裁軍、改編、屯墾等手段，褫奪了張作霖時代眾多將領的兵權（其中一部分將領此後情況再無史料記載），代以自己的親信，和自己培養起來的少壯派；一些因參加郭松齡兵變而被張作霖免職的張學良、郭松齡心腹，如高紀毅，也重新回到張學良身旁，被委以要職。

張學良殺害、排斥富有經驗、卓有能力、老成持重的楊宇霆、常蔭槐、鄭謙等張作霖舊臣，代之以年輕氣盛、眼高手低、輕率莽撞，對自己盲目服從的少壯派親信；
製造恐怖氣氛，製造個人崇拜，以一已意志為尊，獨斷專行，決策不透明；
破壞了張作霖時代高層間寬鬆平和、大家敢說話、能暢所欲言的議事作風；因為有無法公開的隱秘，張學良必須處處詐偽，時時對人小心防範，無法具備張作霖坦率待人、從善如流、博採眾議、胸懷坦蕩、開誠布公的開明領袖風範。
張學良將張作霖近日反蘇的外交政策徹底逆轉，一邊倒地反日、排日，暗中通蘇，自作聰明地一直推脫、敷衍、拖延日本的“維權”交涉（日本與張作霖及北京政府簽訂的相關協約中規定的日人居住往來自由權、土地商租權、滿蒙鐵路敷設權等），甚至以無賴的方式，戲耍的心態回應日人的反覆交涉。對日本軍界而言，既然外交交涉之路已絕，那麼就只有武力解決一途了。
。。。
以上這些，為“九一八事變”埋下了伏筆，它們也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張學良集團舉止失措，以致東北迅速淪陷的內在原因。個人認為，如果老帥還在，即使“九一八事變”發生，也不會成功，東北也不會淪陷。

東北軍抓獲在東北、外蒙邊界進行對蘇作戰情報調查的中村震太郎一行被後，張學良沒有通過外交渠道處理，而是極其反常地授意關玉衡秘密處死中村四人，並毀屍滅跡，這一做法出於張學良蘇聯代理人、特別黨員的身份本能，他要將中村手上的有助於日本對蘇作戰的情報徹底毀滅。

不幸的是，張學良的自作聰明之舉被土肥原賢二偵破了。“中村事件”極大地刺激了日軍少壯派的神經，他們早就想用武力來解決滿蒙懸案了。“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被點燃了，中日關係走向了難以化解的悲途。

楊常被殺後，張學良炮製了會審文件、法律手續，捏造了楊的各種罪狀，編造了一系列楊宇霆恃才放曠、不知進退、囂張跋扈、驕橫不馴，屢次冒犯張學良、自尋死路的故事，與白崇禧齊名的北方小諸葛，“以智計深沉聞於世，故日人尤忌之”（陳布雷語）的張作霖頭號智囊，被偽說、偽史描繪成了一個不諳處世之道，不知死活的莽夫蠻漢。直至晚年，張學良仍在編造諸如楊宇霆“偷買了軍火”，即“等於準備叛變”的無恥謊言。

張學良集團編造、捏造的海量謊言，被文學界、史學界，包括一些史學名家不加推敲、甄別地作為信史、依據，到處引用、傳抄、散布。這是張學良的系統性謊言廣為流傳，泛濫成災，將真相深深淹沒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以張學良研究大家張魁堂老先生（已故）的《張學良傳》一書為例，對有關史料的真偽問題略作探討。

《張學良傳》“楊常事件”一節中說：“灤東軍務結束後，楊宇霆回奉天以“輔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

這一說法是不可信的。楊宇霆雖然長期擔任張作霖的參謀長、總參議，但並不直接指揮軍隊，他沒有實際的兵權，直到1927年冬韓麟春突然中風，張作霖才命令楊宇霆接任第四方面軍軍團長，和時任第三方面軍軍團長的張學良共同指揮三、四聯合軍團，這可以說是楊宇霆首次握有兵權。楊宇霆沒有時間在奉軍中深植自己的黨羽，而且嗜權如命的張學良也不會允許楊宇霆在奉軍中發展自己的勢力。楊宇霆的權力完全來自張作霖，張作霖死後，楊宇霆即失去了自己在奉軍中的唯一依託，此時被重用、得勢的清一色是張學良的親信、心腹，楊宇霆沒有自己的勢力和軍隊，怎會不解人情世故，沒有自知之明地“以‘輔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呢？

《張學良傳》引述荊有岩《奉系軍閥“惑星”楊宇霆軼事》一文說：“易幟那天，張學良與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及國民政府來的代表合影，楊宇霆拒不參加，挾起皮包憤憤而去，被記者攝入紀錄片中，這當然使張學良難堪。”

請問，上述情節被攝入了哪部記錄片中？這部記錄片還存在於世嗎，有任何人看過嗎？
即使易幟的有關合影中真的沒有楊宇霆，是楊宇霆拒不參加，還是未被邀請參加？亦或沒有參加的資格、名分？（楊當時僅掛名‘奉天兵工廠督辦’，沒有其它任何職務）東北政務委員會13名委員中根本沒有楊宇霆，楊怎麼去參加“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與國民政府代表的合影”？而且，東北政務委員會成立於1929年1月12日，楊宇霆被害於1929年1月10日，“東北易幟”時間則是1928年12月29日，易幟時東北政務委員會尚未成立，何來“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與國民政府代表的合影”？

《張學良傳》中又說：“他除了兵工廠督辦外，並無其他任職，但許多軍政會議，他不請自到，議事擅自作主。對張學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據說還背地叫張為‘阿斗’。”（註：這段話可能也是引自荊有岩的文章）

這番說法也很荒誕、可笑。楊宇霆的總參議、第四方面軍軍團長等重要職務都已被張學良免去，只剩下一個“兵工廠督辦”的掛名，楊宇霆難道不明白張學良要他靠邊站麼？楊宇霆難道不清楚自己的處境嗎？
“許多軍政會議，他不請自到，議事擅自作主。”我相信，稍微正常點的人都不會這麼做，連大大咧咧的程咬金都不會這麼做；我相信，會這麼做的是不識時務、不知進退、沒事找死的2B，但不是“以智計深沉聞於世”的小諸葛，張作霖倚賴、欣賞的頭號智囊楊宇霆。
關於楊宇霆“議事擅自作主”，有什麼事楊宇霆擅自作主了？一個只掛名“兵工廠督辦”的人能做多少主？能做多大主？如果楊宇霆能擅自作主，他何必與常蔭槐就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一事請求張學良的批准？
我想，張老先生當年，在將這樣的一些所謂“史料”寫入自己的著作之前，是應該先作一下史料甄別工作的。

《張學良傳》中還說：“常（蔭槐）與楊宇霆交誼很好，他在黑省特設山林警衛隊，擴編武裝約2萬人，曾得到楊的支持，張學良對這些情況是知道的，對常也有戒心。常也驕橫，輕視張學良，背後散布張不久於人世，接替者舍楊其誰的流言。”

這些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捏造之辭。假定“常蔭槐擴編山林警衛隊2萬人”確有其事，那麼，此事是不是在執行張學良的指示？或者，此事有沒有向張學良請示過？有沒有得到張學良的批准？如果此事本身就是張學良要求的，或者此事已向張請示，並得到了張的批准，而非暗中進行，那麼常蔭槐此舉有何不妥不當，有什麼可加罪的地方？如果此舉未向張請示，或未得到張的批准，而是常蔭槐自把自為，有所圖謀，那麼，相關罪狀為什麼不寫到張學良通電中？在張學良通電公布的楊常眾多罪狀中，為什麼根本沒有任何“私設武裝”、“私下擴編武裝”相關的罪狀？
楊宇霆根本沒有接替張學良的勢力基礎、傳統基礎、輿論基礎，散布上述流言有何意義？即使張學良真的“不久於人世”，死於非命，接替者也是張作相而輪不到楊宇霆。東北已是誰的天下？連保命都力所不及的楊宇霆、常蔭槐，還有功夫去散布除去、取代張學良的流言？楊宇霆和常蔭槐，究竟是老帥倚重的，處事妥帖、老成持重的肱股之士，還是你們意淫中不知進退，嫌自己死得不夠快的傻B啊？
為什麼要捏造此類謊言？目的是讓人們相信，楊、常二人是自尋死路、罪有應得，張學良才不得不殺；這樣，張學良殺楊常的真正動機，人們就不會去追究了。

為了隱藏秘密，掩蓋真相，張學良和他的幕僚部屬，必須成為謊言製造機，張學良不只是偉大的“愛國將領”，更是最偉大、最多產、最成功的謊言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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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謀殺共犯，張學良把兄，大帥府密電處長周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