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人事部進行的中國博士質量調查，歷時兩年，近30萬字的報告透露：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其中半數以上博士進入政府當官，完全不同於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學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躍進”之風愈演愈烈。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就曾經發文質疑西南財經大學授予的博士學歷。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在幹部“年輕化，知識化”的大背景下，從中央到地方，明確把高學歷當成錄用和提撥幹部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然而，這一原本體現國家對知識和人才尊重的良好舉措，在“特色中國”卻迅速走形、變味，“博士大躍進”之風愈演愈烈。

來自國務院學位辦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我國的博士授予數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博士超級大國這個位子，至少二十年內無人能趕超了。

中國的“博士大躍進”的造假之風和所隱藏的巨大禍患，讓稍為清醒的國人痛心疾首。最早公開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網轉載了《錢江晚報》的一篇文章，題為《人大校長稱中國最大博士群在官場。倡議還學術權力以學術》。文中，着重摘錄了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先生對“博士大躍進”的擔憂：學術權力市場化，各式各樣的博士學位開始泛濫。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而對“官員博士化”背後的造假現象，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指出：“許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一些黨政幹部憑藉手中的權力，根本課也不上，稀里糊塗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

在2008年6月，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王益被“雙規”。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於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請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學歷來歷》，更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共鳴。

葛劍雄對王益的博士學歷提出了一系列質疑：本科和碩士都是歷史學專業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約兩年時間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寫成博士論文，發表若干篇學術論文，並通過答辯？從理論上講，要修完一門課程就得定期到學校聽講並參加考試，王益任職單位在北京，西南財經大學在成都，學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為王益單獨上課或單獨命題考試，王益上課和考試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況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時間才能拿到學位，在職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王益為何能比正常學制的學生還要早畢業？如果王益真的按規定上課，參加論文撰寫和答辯的各個程序，就必須每周往返於北京和成都之間，旅費是自己出還是花了納稅人的錢？

其實，葛劍雄先生對王益的質疑，幾乎完全適宜用在質疑中國所有博士官員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動一時的“博士省長”于幼軍。鄢烈山先生在《從于幼軍的博士學位說起》一文對于幼軍的質疑就深具穿透力：于幼軍是函授本科，碩士研究生課程進修班是在職學習，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職學習。2年的“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已經比在校生當時上的3年要短。拿碩士學位需要參加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外國語水平全國統一考試和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學科綜合水平全國統一考試（每年一次），于幼軍在2年內可以讀完全部課程並通過這學生們最怵的英語全國統考嗎？而且3年內上兩個在職研究生進修班，能同時拿哲學碩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真是神人也。而鄢列山對于幼軍博士學歷的質疑，或許，又適用於質疑與于幼軍相同或級別更高的官員身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今中國，“博士大躍進”之災也就在所難免了。

對中國的“博士大躍進”和“官員博士化”之風的嚴重危害性，數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在南開大學的一次演講中，痛斥中國高校的學術腐敗是“國家的恥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尖銳地指出：官員“博士大躍進”中的種種權學交易，為一些不學無術、濫竽充數的官員提供了升遷的台階，傷害了那些刻苦學習、勤奮鑽研的學生，使我國的學位含金量不斷下降。

不僅如此，中國的“博士大躍進”，還直接影響到各國對中國人的學歷資格承認——很多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學歷，這本來是中國學子的心頭之痛。

對中國“博士大躍進”必然給中國帶來的禍患，我黨的“理論權威”雜誌《求是》就特地發表了吳陳勝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員博士化”漸成奇觀：中國“博士大躍進”》。文中指出：“在這場由官員和高校擔任主角的“二人轉”中，官員以權力謀學位，教授以學歷謀資源，“博士帽”變成了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同流合污的籌碼。

一些缺乏獨立精神的高校將學位化為獻媚的禮物，得到了項目、經費和資源，成為“博士帽”批發商；不少官員也憑藉職權，將“博士頂戴”輕鬆加身，以圖在今後的提拔升遷中，讓“博士帽”兌換來更高級別的“烏紗帽”。提拔升遷是官員攻博的原始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