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毛澤東再次把自己關在了窯洞裡，他七天七夜沒有出門，除了一天兩頓稀飯和鹹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質的紙煙，埋頭寫作，以至於連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渾然不覺，警衛員賀清華後來說：“七天七夜不睡覺，就是鐵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當時真是拼了命了。”毛澤東就是在這七天七夜裡寫成了《論持久戰》。馮玉祥得到這本書後，立即自費印了3千冊，分送國民黨要人，而白崇禧讀後，更是大為嘆服，他還從中歸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這兩句話，如獲至寶的白崇禧把在《論持久戰》送給了蔣介石，而這一次，連蔣介石也不能不贊同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了。抗戰八年，國共兩黨攜手共御外侮，而指導抗日戰爭的戰略，則是由共產黨人毛澤東提供的。1956年秋，前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海軍航空兵司令官遠藤三郎，在北京見到了他畢生最崇敬的對手毛澤東。遠藤三郎，1893年出生於日本山形縣，15歲入日本士官學校，隨後留學於法國陸軍大學，在日本統治集團中，他被稱為“有思想的軍人”。山形，以出寶刀而聞名，就在那一次會見中，遠藤三郎把祖傳的寶刀獻給了毛澤東。寶刀出自14世紀日本鎌倉時代的“國匠”米國光之手，是遠藤少年時代加入軍校時，外祖父贈送給他的傳家寶。這是出乎意料的舉動，是日本軍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禮。遠藤三郎說，敗要敗得明白，敗在毛澤東手下，日本心悅誠服。而在此之前，遠藤三郎卻像大多數日本軍人一樣，對中國是根本不服氣的。他認為，無論在軍事、現代化程度還是國力上，日本都要遠強於中國。他認為，日本是純粹軍事戰略上的失敗，其關鍵在於日本在“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之間沒有做出清晰的判斷與選擇。發動侵略戰爭之初，日本戰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爾。按照石原莞爾的設想，如果日本在占領中國東三省之後全力進攻蘇聯，那麼，在德國和日本東西夾攻之下，蘇聯很難不被打敗。而如果以朝鮮、偽滿洲國和日本本土為基地，假以20年的長期準備，再全力與美國爭奪太平洋，那麼，日本占領太平洋的東部，與美國“劃洋而治”也絕非是不可能的。石原莞爾起初的設想就是如此：以“日、鮮、滿 （偽滿）一體化”為前提，實現“第二次產業革命”，這包括在遠東建立一個年產2千萬噸鋼鐵的大基地，計劃年生產飛機1萬架，將人造石油作為研發重點，大量生產飛機、汽車、船舶、工業機械，其中還包括打通朝鮮海峽海底隧道，建設一條從日本出發，經中亞到達歐洲的新幹線計劃。而要實現這個計劃，需要20年的時間。石原莞爾原本設想完成第二次產業革命之後，日本再舉兵指向西伯利亞和太平洋。但是，在遠藤看來，由於“沒有頭腦”的東條英機代替了石原莞爾，這個宏大的計劃擱淺了，而且，直到戰敗，日本的戰略依舊還是在“大陸”與“海洋”之間徘徊，而在整個戰爭中，日本的最高統帥部都沒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戰略。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戰敗的真正原因。1947年2月，遠藤作為戰犯被關進了東京的巢鴨監獄，一年後，他被釋放。從此，遠藤三郎在琦玉縣耕田為生，除了種地之外，他平日閉門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戰敗的原因，直到他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的思路從此轟毀，他說：自己“覺悟在一夜之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起碼從三個方面擊中了日本戰略的要害，也擊中了遠藤三郎的要害。首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絕非單純的軍事較量，因為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政治較量。在《戰爭與政治》一部分中，毛澤東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則是不流血的戰爭。關於中日戰爭的政治性質，毛澤東這樣寫到：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從歷史上看，日本有一個武士階層，而中國的劣勢則在於統治者是文士階層，這是兩個社會結構的不同，這種社會結構的不同，則造成了政治動員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動員，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礎上，日本政治動員比較快，但範圍有限，而中國的政治動員雖然進行得慢，但深度和廣度則比日本要大得多。倘若中國能夠進行全民族的廣泛動員，並形成一支與人民在一起的軍隊，那麼，日本軍事制度就會被中國的全民皆兵所戰勝，日本在軍事方面的優勢，就將被中國在政治動員方面的全面性、廣泛性之優勢所克服。在《抗日的政治動員》一部分中，毛澤東全面論述了為什麼全面的政治動員是抗戰勝利的關鍵。他認為：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抗日以後，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裡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毛澤東接着指出，政治動員，就是“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傳方面的較量，因此，抗戰，也是一場文化的思想的戰爭與鬥爭。他認為：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應把它們普及於軍隊和人民，並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其次，《論持久戰》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也不僅是現代化程度的較量，而且還是意志與人心的較量，是軍隊的政治素質的較量，如果中國軍隊能夠不斷提升政治素質，就會不斷抵消日本在裝備方面的優勢。在《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部分中，毛澤東則講了軍隊的政治優勢與裝備優勢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隨後，毛澤東再次論述了他的基本觀點，中國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於人民沒有組織，社會沒有組織能力，一旦把人民組織起來，那麼，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會發生根本改變，日本的武士組織，就不能與中國廣大的群眾組織相抗衡。他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只要人民組織起來，只要有一支人民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在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時刻，毛澤東的自信的聲音，如號角一般劃破了漫漫長夜。《論持久戰》指出，中日之間的較量，也並非兩個國家之間的較量，而是全球戰略的較量。它威脅了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併中國東北，同時也在大陸方向上對蘇聯構成了嚴重威脅，從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國孤立起來了，但是，從全球戰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經空前孤立，目前，中國只是與日本作戰，而在不遠的將來，日本將不得不與中美蘇同時作戰。相對於中國，日本固然在軍事、現代化程度和國力上都占據優勢，但是，這種優勢是表面的。實質上，日本在政治動員、意志較量和全球戰略三個方面，都處於劣勢，正是從政治動員、社會組織能力和全球戰略三個方面看，日本必敗，中國的抗戰必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