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戰中大規模囚禁日裔事件對華裔的啟示 (2 of 6) |
| 送交者: abtcell2 2022年08月04日09:43:0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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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戰初日裔被集中拘禁的史實 1941年12月7日,藝術家米妮·大久保(Miné Okubo),從歐洲學習一年後返回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家中。在做早餐時她打開收音機,聽到了公告:“珍珠港被日本人轟炸了!”米妮轉向她的哥哥德古:“哦,哦!我們遇到了麻煩!(We are in Touble)” 米妮的直覺證明是對的!珍珠港襲擊發生後24小時內,無助和不確定的心理陰影開始蔓延在日裔美國人社區,大約1500名被視為“高風險”的Issei(第一代)移民社區領導人被聯邦調查局突然從家中帶走,沒有任何逮捕證或目的地信息的任何解釋被送往外國人集中營。整個日裔社區對誰將被帶走的焦慮迅速增長。隨着政府凍結家庭資產、抄家、沒收認為可能用於援助敵人的收音機,相機和物品的案例突增、這種焦慮也隨之蔓延。驚慌失措的社區成員燒毀或埋葬了任何可能與他們聯繫到日本的東西,包括家族傳家寶。社區領導被捕後,恐懼以及服從權威的文化價值導致日裔美國人廣泛遵守政府的監禁令。只有三名第二代(Gordon Hirabayashi,Fred Korematsu,Minoru Yasui)勇敢地挑戰了當時的政府命令,但未能成功,並被判違反政府的宵禁和驅逐令。 1942年1月21日,在卡爾·本德森上校(Colonel Karl Bendetson)的提議下,美軍憲兵部外僑處主管德威特 (John DeWitt) 向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建議在戰略區域周圍建立小型“禁區”,將“敵方外國人”及其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子女遷移到一些較大的“禁區”,在那裡他們將受到嚴密監視。史汀生和司法部長弗朗西斯·比德爾(Francis Biddle)同意這一觀點。 1942年2月9日,德威特要求在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建立更大軍事禁區,其中包括波特蘭,西雅圖和塔科馬的整個城市。司法部長比德爾出於違反日本人憲法權利的考量拒絕同意,但羅斯福總統確信軍事必要性,同意繞過司法部。羅斯福給了軍隊“全權委託”,讓他們儘可能合理地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兩天后,德威特提交了他的最後一項建議,提議從內華達山脈(Mt Nevada)和喀斯喀特山脈(Mt. Cascade) 以西的整個地區清除所有日本人,土生土長的外國人和“其他顛覆者”。德威特以“軍事必要性”為理由為這種大規模刪除辯護,指出“日本種族是敵對種族”,“迄今為止沒有發生任何破壞活動的事實本身就是一個令人不安和確認的跡象,表明他們將採取這種行動”。 1942年2月19日,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頒布了歷史性的第9066號行政命令,授權戰爭部長和他指定的任何軍事指揮官有權“劃定軍事區域......任何或所有人都可能被驅離軍事禁區。”9006號行政令為大規模監禁日裔美國人鋪平了道路。 此後,德威特發布了幾項關於疏散的公開聲明。 3月2日,第1號公告將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加利福尼亞州和亞利桑那州分為兩個軍事區域,編號為1和2。1號區被細分為沿海“禁區”和相鄰的“禁區”。九十八個較小的“戰略軍事要地”也被貼上了禁入的標誌。該公告針對的是“日本,德國或意大利”外國人和“任何日本血統的人”,但它沒有明確命令任何住在禁地內的人離開,也沒有制定任何幫助人們搬遷的計劃。然而,數千名日裔美國人自願試圖搬遷。超過9000人自願搬出1號禁區,其中一半以上遷入加利福尼亞部分的2號禁區。第1號公共公告雖稱沒有考慮對從1號區遷人2號區有任何限制或禁止,但後來這些人都被強行從第2軍區遷離。少數有遠見的日裔美國人一開始就深入內陸,這些人都避免了傾家蕩產和關進集中營的噩運。他們中有963人搬到科羅拉多州,519人搬到猶他州,305人搬到愛達荷州,105人搬到亞利桑那州北部,83人搬到懷俄明州,72人搬到伊利諾伊州,69人搬到內布拉斯加州,366人搬到其他州。 1942年3月11日,陸軍控制的“戰時平民管理局(WCCA)”成立,以組織和實施從1號禁區的撤離。大部分日裔美國人從接到通知後不到兩周就被帶走,並且僅限於攜帶他們能攜帶的東西。他們被迫廉價出售生活財產,房屋,企業,未收穫的莊稼和家庭寵物。悲傷和失落的壓力由沒有送到哪裡或多長時間的信息而加劇,對一些人來說,驅逐和預期監禁的侮辱是壓倒性的。一名第一代Issei男子自殺,因為他無法控制顫抖,並且不想在營地中看到他給女兒帶來的恥辱。另一名開槍自殺的人被發現持有在美國服兵役的榮譽公民證書。 而後,十一萬(109,377) 日裔被關進集中營,裡面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包括嬰兒和幼兒。公民身份和年齡都無關緊要,日本血統本身就是集中監禁的理由。德威特中將(後被任命為西海岸安全總司令)宣稱:“日本種族是敵對種族,雖然許多出生在美國土地上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日本人,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已經變得“美國化”,但種族印記是不能稀釋的。因此,在至關重要的太平洋沿岸,今天有超過112000名潛在(potential)日本敵人逍遙法外。” 令人深省的是:“德國人同盟”的崛起(一個由大約40000名德裔美國人組成的親納粹組織)實際上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但德裔美國人並沒有被整體送進集中營。當時美國也與意大利交戰,意大利裔美國人也沒有受到大規模監禁。在戰爭的前半年,德國人在佛州近海擊沉了397艘船隻,造成約 5000人死亡,是1941年12月7日在夏威夷死亡人數的兩倍。佛羅里達大學教授邁克爾·甘農(Michael Gannon)在1990年出版的《鼓聲行動》(Operation Drumbeat)一書中稱這是“一場長達六個月的大屠殺”。他指控美國當局在太平洋地區嚴重的無能和拖延。當時“海灣前線”防禦部隊負責從緬因州到墨西哥灣的45814英里的蛇形大西洋和海灣海岸線只有六艘船,四艘正在修理中,還有32架飛機,其中近一半是非武裝的。 1942年春天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贊成監禁,93% 的美國人贊成驅逐日本移民,59%的人支持驅逐日裔美國公民。只有1%的人反對拘留日本移民,而25%的人反對拘留日裔美國公民。只有極少的人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頒布的第9066號行政命令是出於所謂的“軍事必要性”;他們認為,是公眾對日裔美國人普遍不被接受導致政府在緡視事實的情況下疏散了西海岸的整個日本人口。幾乎所有的黑人和猶太社區組織以及公民自由團體都保持沉默。遺憾的是,鑑於當時日本侵華背景,華裔普遍支持監禁日裔,並幫助傳播了日裔美國人不值得信任的謬誤。 當然,旅美日本人也應反省歷史: 戰爭開始時,一些旅美日本團體向在中國作戰的日本士兵發送了“舒適包”,裡面有乾果、糖果、肥皂和煙草。一個極端的例子,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的日本協會籌集資金為日本購買兩架偵察機。這種盲目“愛國”情結源於無知及誤導的鄉情。1937年南京大屠殺後,東京對任何與暴行有關的事情都實施了封鎖。日本新聞機構的宣傳公告在移民報刊上逐字轉載,成為非英語讀者戰爭信息的唯一來源。即便如此,關鍵是日美關係的惡化並沒有轉化為日裔對他們收養國家的仇恨或產生傷害美國的意願。然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在羅斯福發布第9066號行政令之前,聯邦調查局,海軍情報人員和陸軍總參謀部並不認為有必要大規模驅逐和集中監禁,因為沒有證據表明日裔美國公民或西海岸的日本居民進行間諜或破壞活動。此外,如果認為靠近日本是將日裔美國人從西海岸帶走的原因,但是雖夏威夷明顯更接近日本,夏威夷沒有實施大規模監禁,也沒有發生任何日裔間諜及內亂事件。
珍珠港事件後充滿種族色彩的恐懼和農業團體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的呼籲(通過接管日裔美國人耕種的土地而獲利)在日裔美國人的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集中監禁決定沒有正當的軍事必要性,而是出於“種族偏見,戰爭歇斯底里和政治領導失敗”。戰爭結束40多年後,里根總統於1988年簽署了《公民自由法案》(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該法案向仍活着的日裔美國人道歉,並下令每人賠償2萬美元。“我們必須認識到,”里根說,“對日裔美國人的拘留是一個錯誤。在整個戰爭期間,千千萬萬的日裔美國人仍然完全忠於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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