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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中大規模囚禁日裔事件對華裔的啟示 (5 of 6)
送交者: abtcell2 2022年08月04日09:51:43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5. 人性善惡

今天,普通人可能會問為什麼在一個崇尚法律的國家會發生大規模拘留無辜的事件?美國的法律體係為何沒有保護日裔美國人免受傷害和經濟損失?美國最高法院1944年對松豐三郎起訴美國政府一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的判決,最能說明當時美國主流社會對這一歷史事件的道德理念。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維持了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驅逐囚禁日本血統的命令。 大法官雨果·布萊克(Hugo Black)為多數派撰文說,對單一種族群體權利的法律限制永遠是“可疑的”,“法院必須進行最嚴格的審查”。但是,這種做法“並不一定違憲。驅逐令給一大群美國公民帶來了困難,但苦難是戰爭的一部分。”

在這種大環境下,讓日裔傾家蕩產(Uprooting)的行為幾乎沒有遭到公眾的反對,大部分美國民眾認為:大廈將傾,戰爭要贏,極少數人的委屈甚至苦難在這宏大的背景中幾乎微不足道。《紐約時報》上只發表了四篇溫和的批評性社論。沒有其它主要媒體挑戰第9066號行政命令。日裔美國人在政府里沒有政客、在軍隊中沒有將軍、在江湖上沒有老大,甚至在上帝面前都沒有主教為他們說話。冥冥之中,唯有痛苦的呻吟上達天聽,但他們的呻吟能上達天聽嗎? 當他們逃難時,通常住在自己的汽車裡,各地報紙都讓他們知道日本人不受歡迎。例如,在《堪薩斯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上,一幅名為《日本甲蟲瘟疫》(Plague of Japanese Beetles)的漫畫顯示,山姆大叔(Uncle Sam)在加利福尼亞公路上追逐害蟲;而堪薩斯人則舉着標語牌,上面寫着“我們不想要他們,讓它們繼續飛翔——在另一個方向上。愛達荷州的抗議者高喊:“我們都是白人”。 亞利桑那州的路邊餐廳的標語是:這家餐廳會給老鼠和日本人下毒。

奧斯汀·安森(Austin Anson),一個有影響力的加州蔬菜種植聯運者協會(Salinas Vegetable Grower-Shipper Association)負責人,珍珠港襲擊事件發生數小時後前往華盛頓,在那裡他編織了日裔美國人破壞的故事,敦促聯邦政府撤離日裔。他的動機很明了。“我們被指控出於自私的原因想要趕走日本人。我不妨說實話:我們就是! 這是一個是白人還是黃色人種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問題。他們來到這裡工作,他們留下了,他們要取而代之”,安森在1942年被《星期六晚郵報》採訪時如是說。“他們搶走了白人的市場,他們用婦女和兒童幹活,而白人農民必須為傭工支付工資。如果明天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趕走,我們永遠不會“想念”他們,因為白人農民可以接管並生產日本人種植的所有東西。我們也不希望他們在戰爭結束後回來。”

顯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根據美國農業部向國會提交的報告,到1942年,即羅斯福下令將日本人隔離的那一年,僅加州日本人就生產的商品蔬菜多達全國總量的9%。“西海岸人口從1900年的240萬急劇增長到1940年的970萬,某種意義上和日裔美國人高效的糧食生產有關,”羅傑丹尼爾斯寫道(移民學的先驅學者,亞裔美國人)。自1850年以來在美國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他們把產品銷售到全國其它地區的收入顯然對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在某些作物上的成功確實令人驚訝。”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日本菜農種植的加州洋薊,扁豆,花椰菜,芹菜,黃瓜,大蒜和洋蔥占全國產量二分之一,蘆筍,利馬豆,捲心菜,哈密瓜,胡蘿蔔和生菜占四分之一。日本農民還控制了草莓,蘋果,桃子和甜菜市場。根據1982年美國政府的報告,1940年日裔美國人經營的農場平均每英畝創造的價值為280美元;相比之下,所有農場的平均為每英畝38美元。不幸的是,成就的副產品往往是嫉妒。正如美國政府戰時遷移和拘留平民委員會一份報告的結論,來自西海岸白人農民的怨恨為日本血統的大規模監禁提供了部分動力。也如企業農業綜合企業項目主任AV Krebs在1992年《華盛頓郵報》上所寫的那樣,“根據多方積累的證據,我們現在知道政府的行動部分是由加州農業綜合企業的利益集團發起的,他們不但想消滅該州最具生產力的日本家庭農場的競爭,而且滿足自己對占據土地的渴望。”

西部種植者保護協會的常務秘書在1942年的報告說,日本人的損失轉化為許多白人投資者的收益。他們的搬遷,為其他種植者實現了可觀的利潤。比如,Yoshimi Matsuura家庭不得不以23美元/英畝的價格出售他們的葡萄園,如果他們被允許留下來自己收穫葡萄,每英畝可淨賺200美元。橋口光子(Mitsuko Hashiguchi)回憶起西部農場公司(Western Farm Incorporated)承諾經營她的家庭農場後發生的事情:“他們說他們會收穫一切,為我們照顧好,他們承諾收穫後會把錢寄給我們。我想政府一定是後來介入的,因為我聽說他們所做的只是從田裡收穫草莓和豌豆,無論他們用它做什麼......他們一定是賣了它,或者他們做了什麼。在那之後,沒有對現場做任何事情。他們沒有再碰它,也沒有在那裡做任何事情,他們把我房子裡的東西洗劫一空。”

歷史學家桑德拉·C·泰勒(Sandra C. Taylor)在她1993年出版的《沙漠之珠》(Jewel of the Desert)一書中解釋說,這些被驅逐的公民急於出售企業,房屋,設備,和其它無法用一個行李箱攜帶的東西。這些被放逐的“犯人”留下了大部分財產,當他們走後,往往是社區裡的人,通常是前鄰居,搶劫了他們留下的的財產。根據作者Michi Nishiura Weglyn在《多年的臭名昭著:美國集中營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的說法,根據戰後的一項調查估計,日本人拘禁前存放在私人的貨物和財產,多達80%被洗劫、偷盜或出售。

Harvey Watanabe回憶說,回家後發現他家農場被盜和被破壞:“臨走前我慶幸把農場租了出去。但萬萬沒想到,承租人並沒有繼續耕種,他們偷走了一切,然後讓房子空置。後來有人進來,破壞了所有存放在閣樓上的個人財產,所有的照片,一切的一切都沒了。承租人拿走了所有家用電器,拆掉了和電器連接的管線,賣掉了馬匹和農具。” 有些日本人把貴重物資留給了鄰居託管,當他們回來的時候,東西不見了,鄰居也不見了。還有許多情況,由於找不到人照顧,他們的土地和房屋因未繳稅款和欠付抵押貸款而被沒收。

除了日本農民失去土地,日本商人和個體經營者也失去了他們的公司。在戰爭初期,日裔商人不知道政府什麼時候會命令他們離開,也不知道他們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處置他們公司的股權,白人競爭對手乘虛而入,以5% 或10%的低價購買日本老闆的股權。在接受採訪時,Frank Sumida回憶起他的父親失去了他的生意:“他失去了一萬美元的餐館,從未補償過一分錢...我們進入集中營的那一刻,他們就直接進去偷走了一切。他們不會買,他們知道我們要關進集中營。當你可以免費獲得它時,為什麼要買它呢?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你知道,當我想到那家餐廳時….廚房器具全是不鏽鋼的,所有的辦公設備都是定製的。我們有一個步入式冰櫃,這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對吧?連洗碗架都是最高級的,不是錫,是不鏽鋼做的。這是一個漂亮、漂亮的餐館。”

在一個聯邦委員會的1983年報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拘留的日裔美國人的總經濟損失估計高達62億美元。該研究估計,僅未補償的財產損失總額(根據債券利率的計算)就在3.35億美元至17億美元之間。包括3%的利息加上通貨膨脹,財產損失將在6.8億美元至34億美元之間

當然,在大難領頭時,幸運之神總會不期而至。萊斯特·內田(Lester Ouchida)的家人是幸運人之一。當他們在內田5歲時被迫離開弗洛林的家時,他們在白人鄰居瑪麗·麥康伯(Mary McComber)的幫助下保住了自己的家。Ouchida說,McComber將他們的家租給了一位神父,並在拘留期間按時將錢寄回監禁中的父親。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幸運能有一個像麥康伯這樣的鄰居來幫助他們。“我們中的一些人也有同樣的事情,但很多人與白人家庭沒有那麼親密的關係,所以他們更掙扎,甚至會失去家園,”內田說。戰爭時期雖有利可圖,但任何時候都有善良的商人。比如,冢本的父親聯繫了州水果檢查員鮑勃·弗萊徹(Bob Fletcher),提出了一個商業主張。如果弗萊徹願意在冢本的堂兄和鄰居的農場工作,只要他支付了抵押貸款和財產稅,他就可以保留利潤。後來,弗萊徹盡心盡力地負責冢本家族超過100英畝的土地三個農場,直到1945年他們回到弗羅林。“我知道他過得很艱難,”冢本說。“他是如此謙遜,如此善良。他從來不想因為做了一些特別的事情而受到讚揚。他說這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他原話是,'這是正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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