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列寧發表《四月提綱》，斯大林最初不同意列寧的意見，在俄國局會議上批評了列寧，並在4月8日的《真理報》上發表了加米涅夫的《我們的分歧》一文。幾天之後，斯大林改變了看法，站到了列寧一邊。4月14日，在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列寧的意見在彼得格勒的黨組織中成為主流。6月18日，布爾什維克決意順應人民的革命願望，將一場“擁護”遊行變成抗議示威。自二月後，革命的幽靈又回來了。

俗話說：“你大爺還是你大爺。”

就在斯大林（39歲）領導俄國局執行對臨時政府態度曖昧的保守政策時，持強硬路線的列寧（46歲）啟程回國了。

1917年3月27日，列寧登上了開往俄國的火車，同行的有克魯普斯卡婭、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在高加索時的老上級茨哈卡亞。

4月3日，火車停靠在芬蘭與俄國邊境的別羅奧斯特洛夫車站，列寧走下車廂與前來迎接他的俄國革命者們及群眾會面。在這裡，列寧檢閱了由2000名革命水兵、2000名工人、一群揮舞着紅旗的群眾和一個陣列的裝甲車組成的迎接隊伍。斯大林、加米涅夫、莫洛托夫也出席了歡迎儀式，並與列寧交談。隨後，列寧站在裝甲車上發表了驚人的演說，他告訴下面的群眾：“臨時政府只是在用他們的甜言蜜語和空口承諾欺騙你們，正如他們欺騙了所有俄國人民。”進而，他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臨時政府，實現“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是大多數群眾第一次直接聽到列寧表述他的全部觀點（之前他們只在《真理報》上看過被和諧的《遠方來信》），所有人都震驚了！

4月4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格勒委員會會議和布爾什維克蘇維埃代表會議召開。列寧做了《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報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綱》。列寧在報告中指出：

“俄國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這個過渡的特點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在世界各交戰國中，俄國是最自由的國家），另一方面沒有用暴力壓迫群眾的現象，而且群眾對這個資本家政府，對這個和平與社會主義的死敵，抱着不覺悟的輕信態度。這種特點要求我們，在剛剛覺醒過來參加政治生活的極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中進行黨的工作時必須善於適應這種特殊條件。”

“不給臨時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諾言，特別是關於放棄兼併的諾言，完全是謊話。要進行揭露，而不是‘要求’這個政府即資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國主義政府，這種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許的……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我們黨處於少數地位……要向群眾說明：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只要我們還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揭示錯誤，同時宣傳全部國家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必要性，使群眾從實際經驗中糾正自己的錯誤。”

“不要議會制共和國（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議會制共和國是倒退了一步），而要從下到上遍及全國的工人、僱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我們的直接任務並不是‘實施’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

“黨的任務：1.立刻召開黨代表大會。2.修改黨綱，主要是：關於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對國家的態度以及我們關於‘公社國家’的要求[2]；修改已經陳舊的最低綱領。3.更改黨的名稱[3]。”

“革新國際。發起建立革命的國際，同社會沙文主義者和‘中派’相對立的國際。”[4]

這個報告實際上就是要使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切換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按照列寧的觀點，雖然黨在二月革命後仍然處於少數派的地位（例如蘇維埃中就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占多數），但這不影響黨可以提出直接的推翻臨時政府的口號。同時，立刻推翻臨時政府並不只藉助布爾什維克的力量，而是“全部權力歸蘇維埃”，要把它變成整個蘇維埃的共同任務（包括作為蘇維埃多數派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推翻臨時政府後由整個蘇維埃來領導國家。

這一“暴論”在會議上沒有得到包括斯大林在內的大多數同志的認同，僅有2個人投票支持了列寧。列寧只好抱着最大的耐心來繼續說服他國內的同志們。

斯大林繼續堅持自己的判斷。他在4月6日的俄國局會議上批評了列寧的《四月提綱》，又在4月8日的《真理報》上發表了加米涅夫論述與列寧分歧的《我們的分歧》一文。

但幾天之後，斯大林改變了看法，站到了列寧一邊。對此，他後來說：“當時我和黨內其他同志贊同這個錯誤的立場，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寧的提綱後，才完全拋棄了這個立場。”

固執自信的斯大林為什麼能夠在列寧回國的兩周內就轉變思想呢？這就需要明白《四月提綱》為什麼是對的，而斯大林和其他國內同志的看法為什麼是錯的：

首先，形勢分析。二月革命後出現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是不穩定的。因為，這兩個政權分別代表着利益完全相反的兩個階級，它們在根本上是衝突的、不兼容的、形同水火的，要真正實現其中一方的利益就必須消滅另一方。這意味着，幻想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能夠“革命地”順應人民的意志，進而與蘇維埃並存一段時間是不可能的、十分荒謬的。不是臨時政府壓倒蘇維埃，就是蘇維埃壓倒臨時政府，二者必居其一。但現狀是，覺悟的資產階級和臨時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而蘇維埃及支持蘇維埃的多數群眾（甚至相當部分黨的領導人）還沒有意識到。這就造成了十分危險和緊迫的處境——蘇維埃可能會在無自覺和受欺騙的情況下被臨時政府一步步壓倒直至消滅掉！

其次，可行性分析。立刻推翻臨時政府，實現“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真的可行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與上一個問題是相關的。既然兩個階級、兩個政權根本衝突、水火不容，那為什麼臨時政府沒有立刻動手消滅蘇維埃呢？因為它不能，因為蘇維埃在二月革命後保留了巨大的實力和對群眾的影響力。也就是說，正是蘇維埃的強大，才使得臨時政府有所畏懼，不敢貿然動手，反而不得不向蘇維埃伸出“友好”的橄欖枝。這個事實反過來恰恰證明了蘇維埃具備向臨時政府進攻，甚至一舉推翻它的能力（二月革命本身就是對這種能力的檢驗）。如果錯過了這個時機，等蘇維埃的影響力慢慢削弱、臨時政府站穩腳跟，後者就會利用它已穩固掌握的國家機器對蘇維埃發起進攻，而已經勢弱的蘇維埃將失去還手之力，步步潰敗。

至於國內多數同志所擔憂的“黨在現階段仍處於少數派地位”的問題，雖然是事實，但並不是影響全局的主要障礙。因為問題不在於布爾什維克有沒有能力推翻政府，而在於整個蘇維埃能不能推翻政府。從沙皇貴族專制到議會共和國是一個進步，從議會共和國到蘇維埃共和國（或“人民共和國”）[5]則又是一個進步！雖然眼下布爾什維克還未能在蘇維埃中占據多數，但當蘇維埃一旦掌權，當工人、農民和士兵而非資產階級成為國家命運的主宰者，人民就會自己發現哪個黨最能代表他們的利益，那個時候，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就會因他們的政策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被自然的掃地出門，布爾什維克就將完全贏得群眾。那個時候，俄國的將來就會被赤旗插遍了。

此外，列寧“急躁”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確實有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二月革命剛結束時，一戰尚在進行。各帝國主義列強相互攻伐，在戰場上打的不可開交，根本無暇顧及俄國的國內局勢。因此，抓住這個短暫的機遇期進行推翻臨時政府的革命，新生的蘇維埃國家才能獲得寶貴的鞏固政權的機會。否則，如果推遲幾年，且不論資產階級政府站穩腳跟後革命將變得困難，就算革命成功了，新政權也很可能立即遭到已停止戰爭並重新團結起來的整個國際資產階級的聯合剿殺，其勝負將未可知。

總之，歷史賦予的機會可遇不可求，只有具備高度的歷史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把握它，實現歷史進程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想不通這一點時，會覺得這是痴人說夢；一旦想通了，就是另一個世界。斯大林被征服了，他本已認為自己足夠叛逆，但和提出《四月提綱》的列寧相比，自己簡直是個弟弟。[6]

4月14日，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會議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召開。列寧主持會議並做了報告。這次，大多數代表對列寧的報告表示了支持。這是自4月4日《四月提綱》發表後列寧首次得到足夠多的支持，列寧的意見終於在彼得格勒的黨組織中成為了主流。

4月18日（俄歷，公曆5月1日），斯大林在瓦西里耶夫島交易所廣場舉行的紀念五一群眾集會上做了題為《論臨時政府》的公開演說，一改先前的保守態度，呼籲工人們不要信任和支持臨時政府。

4月24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召開，史稱“四月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188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18名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全國共8萬黨員。列寧致大會開幕詞，並就目前形勢、土地問題、修改黨綱等內容作了主報告。加米涅夫做了反對列寧報告的發言，認為俄國尚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鞏固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並不成熟，稱列寧的政策是“冒險主義”。李可夫發言支持加米涅夫，並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應該首先發生在工業先進的西歐，而不是俄國。布勃諾夫也反對立即推翻臨時政府，而主張對臨時政府進行“監督”。斯大林做了捍衛列寧報告的發言，並重點針對布勃諾夫的“監督論”進行了批駁。

斯大林還在代表會議上單獨做了關於民族綱領的報告，重申了為爭取包括分離權在內的民族自決權而奮鬥的目標。皮達可夫對斯大林的報告提出了反對，他認為“民族國家”是反動的和過時的，因而強調民族自決權乃至分離權也是反動的和過時的。該論點遭到了列寧和斯大林的一致批駁。

經過充分的發言和辯論，列寧的報告獲得了絕大多數代表的支持和認可，全黨又重新團結在了列寧及其思想的周圍。而斯大林，在這次代表會議中充當了列寧的主要盟友和捍衛者的角色。[7]

“四月代表會議”還選舉出了新一屆的中央委員，分別為：列寧、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米柳亭、諾根、斯維爾德洛夫、斯米爾加和費多羅夫。斯大林獲得的票數僅次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在9人中位居第三。隨後，在9人中央委員中又投票產生了一個負責常務決策的“四人小組”，分別為列寧、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8]斯大林由此成為全黨認可的參與中央決策的核心人物之一。

就在布爾什維克黨圍繞形勢和政策進行激烈爭論並重新統一思想時，臨時政府開始向彼得格勒蘇維埃發起進攻了，而彼得格勒蘇維埃也在其多數派領袖奇赫伊澤和策烈鐵里等人的領導下，向臨時政府步步退卻，讓出了越來越多的權力。一切都如列寧的預言進行着。5月4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了《革命的落伍者》[9]一文，揭露和批評蘇維埃多數派的退讓行為。

同一個5月4日，流亡美國的托洛茨基回到了彼得格勒。他雖然仍是“中派”黨員，但已逐漸接受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向布爾什維克黨靠攏。托洛茨基回國後不但迅速成為“中派”團體“區聯派”的核心，而且加入了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為蘇維埃中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布爾什維克考慮到托洛茨基的思想轉變和他在群眾中的影響力，開始與托洛茨基接觸，準備在一定條件下吸收他加入布爾什維克黨。

整個五月，俄國的社會矛盾都在膠着中不斷發展着。一方面，臨時政府在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時加緊從蘇維埃手中奪權，並採用吸納部分蘇維埃多數派領導人擔任政府官職的方式來收買拉攏、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工人、農民和士兵對俄國的現狀日益不滿，戰爭還在加劇生活的艱難，而政府除了空洞的“自由”外，什麼實際問題都沒有解決。憤怒和革命熱情同時蔓延，在首都以外，全國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數百個蘇維埃，與此伴隨的還有日益擴大、遍及數省的農民騷亂。

到了六月，對抗的空氣更加灼熱。6月6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軍事組織和黨的彼得格勒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會上，列寧提出在6月10日舉行一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抗議臨時政府政策的示威大遊行，獲得聯席會議通過。會後，斯大林親自撰寫了為示威遊行準備的傳單《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

同時，從6月3日開始，彼得格勒召開了盛大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為期三周。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多名代表齊聚一堂，代表全國數百個蘇維埃。雖然布爾什維克的代表仍在其中居於少數（僅105席），但充當了引領大會討論的、最革命和最進步的角色。[10]6月9日，布爾什維克即將在首都發起示威遊行的消息在代表大會上公開了，遭到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為主的蘇維埃多數派的反對。經過辯論和投票，大會最終通過了要求布爾什維克放棄在10日舉行示威遊行的決議，但考慮到群眾的情緒，大會批准可以在6月18日舉行一場擁護臨時政府的遊行。

9日晚，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接受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取消次日的示威遊行，並利用接下來一周的時間，為18日的大遊行做準備。儘管按照蘇維埃多數派的決議，18日的遊行應是擁護臨時政府的，但布爾什維克決意順應人民的革命願望，將這場“擁護”遊行變成抗議示威，變成一場向反動派展現人民憤怒的機會。看似是讓步，實則以退為進。更重要的是，6月9日的事件清楚地向俄國群眾說明：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為代表的蘇維埃多數派及領導層已經走向公開的保守和反動，現在只剩布爾什維克黨一個派別仍在支持和呼籲群眾的示威遊行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正在名譽掃地，而布爾什維克正在重新贏得群眾。

6月14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自己的短文《反對分散遊行示威》。文章提出，為避免精力分散和干擾總遊行，在18日之前，應杜絕一切單獨的、自發的、分散的遊行示威活動（“無政府主義的遊行示威”）：“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分散的、無政府主義的發動。個別區和個別團隊在不明時局的無政府主義者領導下舉行的遊行示威……我們認為這種無政府主義的遊行示威是會危害工人革命事業的”，“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使彼得格勒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在我們的革命口號下舉行。正因為如此，我們應當根本制止任何無政府主義的發動，以便用更多的精力來準備六月十八日的遊行示威。反對分散的發動，擁護六月十八日的總示威——這就是我們對你們的號召！”看得出來，這是一個搞遊行的行家給出的忠告。

6月15日，斯大林又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出版局公報》創刊號上發表了文章《關於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機關選舉的總結》[12]。文章對剛剛出爐的彼得格勒各區自治機關的選舉結果進行了總結，指出這次選舉表現了五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標榜“客觀中立”的“無黨無派集團”慘敗，只獲得了極少的票數。絕大多數選票都投給了有明確政治傾向的黨派，“大批選民已經確定不移地走上公開的政治鬥爭的道路”。這反映了群眾整體政治覺悟的提高。

第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完全失敗，他們“不得不承認，在選舉自由的條件下，他們在第一次公開鬥爭中就被打得頭破血流，連一個區杜馬也沒有弄到手裡。”

第三，布爾什維克黨的力量穩定增長了，獲得了全市八十萬張選票中的十六萬張，是全市黨員人數的六倍還多（全市黨員約為二萬五千名）。並且，“在首都無產階級人數最多的一個區，即維波爾格區，布爾什維克取得了絕對的多數。”

第四，多數群眾仍然站在態度較溫和、主張與臨時政府妥協的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周圍，使這兩個黨的聯盟拿下了八十萬張選票中的四十萬張。“大批選民是停在半路上的......不明時局而徘徊於無產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小資產階級選民，既然對立憲民主黨人失望，自然就傾向於完全迷失了方向而無望地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隨風轉舵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但是，斯大林判斷，隨着形勢的進一步發展，這部分選民將立刻發生分化，“一部分後退，走到立憲民主黨人方面去，一部分前進，走到我們黨方面來。”

第五，選舉結果實質上已經提出了政權歸屬問題。既然只有少數選民支持立憲民主黨，而大多數選民都支持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那麼為什麼代表國家的仍然是以立憲民主黨為主的臨時政府，而不是由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組成的蘇維埃呢？“這難道不是怪事嗎？”斯大林寫道：“繼續維持這種不相稱的現象既不合理又不民主，這不是很明顯嗎？”顯然，該變變天了！

這份總示威遊行前的分析報告，將1917年6月中旬俄國首都的政治“版圖”一目了然的展現出來，並明示了依據這一“版圖”而在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情，給人以充滿力量感的震撼。

6月17日，大遊行的前一天。《真理報》在頭版位置刊登了斯大林此前寫好的《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14]。這份熱情洋溢的傳單以最直白的話語和邏輯向首都的工人群眾發出吶喊，它痛陳了俄國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難，歷數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十大罪狀[15]，呼籲受盡壓迫的人民在明天（6月18日）走上街頭，參加全市大遊行，“讓勝利的旗幟在明天飄揚起來，使自由和社會主義的敵人膽顫心驚吧！”在這篇宣言書的末尾，用加粗字體寫下了包括“打倒反革命！”、“打倒國家參議院！”、“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全部政權歸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反對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裝！”、“反對進攻政策！”、“結束戰爭的時候到了！”、“麵包！和平！自由！”等十五個口號。最後，斯大林為這份宣言署上了前所未有的七個落款：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委員會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軍事局

彼得格勒市工廠委員會中央理事會

彼得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團  　 

《真理報》編輯部

《士兵真理報》編輯部”

6月18日，由布爾什維克號召和動員、彼得格勒群眾自發上街、讓一切反動派都心驚肉跳的大遊行開始了。前後有超過50萬群眾湧上街頭，使全市的交通全部癱瘓。遊行隊伍中大量喊出了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如“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等，而每一次喊完口號，隊伍中就會爆發出驚天動地的“烏拉！”聲。只有少數群眾喊了支持臨時政府的口號。

誰都不能否認，這場6月9日由蘇維埃多數派批準的“擁護”遊行在事實上已經變成了一次矛頭直指臨時政府的大規模憤怒宣泄。人們感到，自二月後，革命的幽靈又回來了。

“6·18”從此成了一個值得被銘記的日期，這一天，布爾什維克贏了。

大遊行之後四天（6月22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在彼得格勒召開，斯大林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