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與一個刊物是否投緣，也有一個互相尋找、互相選擇的過程，同氣相求的話，終會尋找到對方。《天涯》1996年改版，突出純文學重圍，把觸角伸入到思想文化領域，關注社會現實，關心底層疾苦。在散文隨筆的選稿標準上，則摒棄傳統的風花雪月、無病呻吟的抒情美文，強調現實感、疼痛感和思想性。夏榆的散文恰在此與《天涯》一拍即合……

原《天涯》主編王雁翎

其實我並非書寫夏榆印象記的合適人選，他在北京，我在海口，我們的現實生活毫無交集，我自然無法寫出感性的、鮮活的抑或軼事的夏榆其人。但夏榆說沒關係，你就寫我的文學印象記，你是最合適人選，我深感夏榆的誠意。我與夏榆編寫往來十餘年，已經建立起一種美好的編讀相長的關係，關於他的散文寫作，這些年我們也有過不少交流，我也想找個機會整理一下多年編讀夏榆的感受。

夏榆在《天涯》發表散文，始於2001年第6期《黑暗的輪轉》一文，到2010年第6期《無限延伸的鋼軌》，夏榆在《天涯》共發表了11篇散文，每年一至兩篇。夏榆的名字在《天涯》出現頻率之高、持續時間之長，在《天涯》的作者中是很少見的。

現在回頭去看，我發現，十年的時間，《天涯》顯現出夏榆散文的發展脈絡和內在肌理，呈現出一個散文的夏榆。自然還是有一個小說的夏榆的。夏榆至今已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隱忍的心》、《黑暗紀》、《我的神明長眠不醒》，但在我看來，那毋寧說是自傳體長篇散文，與美國黑人女小說家牙買加琴凱德《我母親的自傳》一樣，都是以自我經歷為雛形，從自我經驗出發的寫作，直抒胸臆，自由而熱烈，誠摯而深切。夏榆獨特的礦工經歷、豐厚的寫作資源，註定了他無法避開自己刻骨銘心的體驗，而去進行虛無縹緲的想象、天馬行空的虛構，他只需要從自我出發就夠了，寫透了自己的經驗與境遇也就同時寫出了世界和他人。夏榆曾在給我的信中說過：“我現在厭倦小說家對文本的虛構和編造。……我不願意寫作一種＂非我＂的文字，此類的寫作在我看來意義有限。按照自己的理解寫，我不研究小說敘事技藝。興趣不在那裡。我寫，從來是因為有話要說，有感受要表達。我不往職業作家的道路上擠。”後來，夏榆將自己的生活與寫作態度概括為一句話：非修辭地生活，非虛構地寫作。很經典。

夏榆本質上是屬於散文的。

一個作家與一個刊物是否投緣，也有一個互相尋找、互相選擇的過程，同氣相求的話，終會尋找到對方。《天涯》1996年改版，突出純文學重圍，把觸角伸入到思想文化領域，關注社會現實，關心底層疾苦。在散文隨筆的選稿標準上，則摒棄傳統的風花雪月、無病呻吟的抒情美文，強調現實感、疼痛感和思想性。夏榆的散文恰在此與《天涯》一拍即合。九十年代末的散文寫作開始出現多元變革，新的散文觀念風起雲湧，但優美的文字、詩意的抒情仍是大多數普通讀者對散文的審美要求。相比之下，夏榆這種書寫黑暗的散文令人感到沉重、壓抑，不美甚至不適，但他的文字不能僅僅在文學範圍內來評價，它沉重、敏銳、有力，充滿了不屈、反抗、正義和良知的吶喊，正如張煒所說夏榆“對人道力量的堅持和信任，他的不能夠鬆弛的反抗的心弦，一次又一次發出了尖利的鳴響”，這種思想性的力量正是夏榆散文的獨特價值所在。而《天涯》改版力圖成為一份具有道義感、人民性與創造力的文學文化刊物，致力於歷史轉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設。它注重培育和保護各種邊緣的、雜交的、新異的文體，支持作者們對傳統的文學樣式予以革新和探索，提倡一種深度與審美兼具的思想性散文隨筆，這給夏榆這些書寫黑暗與漂泊的疼痛文字提供了一個適宜的發表平台，所以，夏榆得以在《天涯》持續地、高頻率地出現，不是偶然的。夏榆對我說過他是從《天涯》走出來的作家，我相信這是他的由衷之言。作為編輯、刊物，我們當然也為能推出夏榆這樣優秀的作家而感到高興和欣慰。

夏榆最早發表在《天涯》上的兩篇散文《黑暗的輪轉》與《失蹤的生活》，已大體奠定了夏榆散文寫作的兩個基本母題：黑暗與漂泊。有時它們單獨呈現，更多的時候它們糾結在一起難捨難分。因為在夏榆身上，這二者就是不可分的，這是他刻骨銘心的經歷。

《黑暗的輪轉》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這篇高度概括、類似創作談的短文更像是他以後一系列黑暗與漂泊敘事的總綱，他開宗明義：“我曾經長時間地處於黑暗之中，那時我19歲，終日穿着鎧甲般的工裝，和面孔如石頭般堅硬的礦工穿行在一座煙塵瀰漫的礦井下。”在蓄謀已久終於出走踏上北漂之路後，夏榆無比欣喜地沐浴在過於豐盛的陽光照耀之下，沉浸於不覺喧囂的市聲之中，體驗着自由遊走的快樂，感受着平凡的人間幸福。在這段自由而清貧的漂泊生涯中，他更加確認了寫作之於自己的意義：寫作是“我活命的方式。也是我的快樂和幸福方式。更重要的它還是我的獲救方式。經由寫作我離棄黑暗，也通過寫作我得以真實、切近地觸摸到我的靈魂的存在。”

2002年初，夏榆給我一篇新的散文《失去信址的生活》，講述了自己北漂時期遇到的兩張無人認領的明信片背後的故事，其中的呼求、渴盼與死亡有切膚之痛，同時也傳達出一種在現代化大都市裡居無定所從而失去固定郵址的生活經驗，夏榆將之命名為“失去信址的生活”。新舊世紀之交，現代化、城市化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離開故土南下北上，到都市中討生活求發展，“失去信址的生活”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生活狀態。夏榆從書寫自我出發，無意中觸摸到彼時時代的脈動。我當時讀完很興奮，隱約感到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好文章。順便說一句，在發稿時，我提出感覺原題目不夠經典、概括、有力，大家同感，你一言我一語，最後確定改為《失蹤的生活》。

果然，《失蹤的生活》發表後，很快引起評論家的關注。李敬澤在當年6月發表於《南方周末》的評論《失蹤的生活 可疑的景觀》中開頭即闡釋了這篇散文的意義：“失蹤，被遺忘，這在一個廣大的人群中隨時可能發生，而原因之一竟是郵址！作為一種現代文明設施，"通訊"進入了我們的基本經驗，它已經是"透明"的，我們感覺不到它的深度，但在《失蹤的生活》中，我們忽然發現，這種經驗有幽暗的背面，原來還有人沒有被確切地"編碼"，你可能無法依據某個號碼找到他。這個人或這些人的生活和心靈，他們對世界的感受、世界對他們的觀察，都受制於這個微小的事實。《失蹤的生活》發現了、寫出了這個事實。對此夏榆有一種無力感，他知道在那動盪不寧的生活中間有血、淚、喘息和戰慄，他聽到了從那兒發出的呼求，但他無法接近他們，他是失敗的信使，他無法傳達從那種生活內部發出的消息，他是孤獨的，因為他感受到了那個孩子和那位姐姐的"孤獨"。”

隨後，這篇散文也終於在某個時刻進入一個日後對夏榆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視野——嶺南評論家林賢治後來在給夏榆的散文集《黑暗的聲音》作序中如此形容初遇夏榆此文的感覺：“七八年前，因為要編一個年度文學選本，我幾乎翻遍了所有的文學雜誌。文字重重疊疊，氣悶中，頓覺有一道霹靂，擊破這一大片混沌的水霧。那是署名夏榆的一篇文章：《失蹤的生活》。”林先生甚至責備自己的失察，沒有在此文發表的當年（2002年）就注意到這篇文章。為了彌補，當然也是出於對夏榆散文的偏愛，他在主編《文學中國》（2004卷）時，一股腦將夏榆當時已在《天涯》發表的三篇散文《失蹤的生活》、《黑暗之歌》、《白天遇見黑暗》悉數收入。林先生與夏榆因之成為忘年交，日後策劃出版了夏榆第一部散文集《白天遇見黑暗》。

2003、2004兩年，夏榆又在《天涯》發表了《黑暗之歌》、《悲傷的耳朵》、《白天遇見黑暗》三篇散文，此可謂夏榆的“黑暗三部曲”。在這三篇散文中，夏榆回望已漸行漸遠的礦工生涯，描述出為我們大多數人所陌生的礦區景象：陰沉的天空中濃厚的雲層，石頭壘砌的低矮平房，空氣中飄浮着嗆人的煙塵，房屋、樹木、河流，乃至人們的服裝、面目、呼吸，都落滿一層薄薄的黑色粉屑，黑——是這裡統治一切的顏色。然而，黑在礦區反倒是一種吉祥的顏色，因為它意味着日常、平安，而白色的出現總是觸目驚心，因為那是包裹傷殘斷肢的顏色。那些吊着胳膊、拄着拐杖、坐着輪椅的男人是礦區街頭巷尾的日常景觀。岑寂的深夜，常常會平地而起女人尖利的哭嚎和救護車的鳴叫，那一定是礦難又發生了，傷殘、死亡在所難免。夏榆無法逃避命運的安排，他只能每天穿上鎧甲般的工裝，戴上安全帽，跟着礦工兄弟們一起走向礦井。“我坐纜車到達坑底，再由坑底穿越幽深曲折的巷道，走向勞作的工場。礦井的巷道縱橫交錯，那些在地腹中的巷道出現在地形圖上的樣子如同人體縱橫交錯的血脈。我進入得越深，離人間的生活越遠，離塵世的氣息越遠。”礦井幽深的黑暗無明寂靜孤獨、礦井下層出不窮的傷殘與死亡使他那顆年輕敏感的心備感恐懼，所幸他找到了一條抵抗恐懼之路，那就是閱讀和書寫，借着頭頂礦燈的微弱光線閱讀《黑孩子》、海明威、傑克倫敦、梵高、尼采……掏出懷中的筆在紙本上記下腦海中靈光一閃的詞語。他不可救藥地愛上了詞語，在心中產生了對文學的隱秘的愛情。他夢想着當作家，夢想着過一種清潔文明優雅尊嚴自由的人的生活。閱讀和書寫就像沉沉暗夜盡頭的曙光，使他看見了別樣的生活，別樣的人們；照亮了他身邊物質的黑暗，也照亮了世界和人心的黑暗。他越來越看清了這個世界黑暗的屬性：暴力、強權、奴役、凌辱、控制、隔絕、屏蔽……閱讀和寫作持續地給他內心輸送着反抗的勇氣和力量，終於，在目睹了與自己懷有同樣夢想的年輕同伴的死亡之後，夏榆在心裡徹底宣判了那個“礦工夏榆”的死亡，他義無反顧地拋棄體制出走礦區，走上了漂流之路，成為一個“在路上”的漂流者。

夏榆新書《白天遇見黑暗》，收入了他主要的散文隨筆作品。亞馬遜、巴諾及各網絡書店有售。點擊購買

夏榆接二連三在《天涯》發表的散文在讀者心中激起了共鳴。2005年初，編輯部收到一封讀者來信，作者是一位大三女生，她說：“在作家立場這個巨大的欄目之下，他（夏榆）真切的文字在眾多一本正經理論滿篇的人當中突現出來，給我的心靈帶來巨大的衝擊，而後是細細的思索。想要和他交流的念頭油然而生。……我非常想跟他說話，想告訴他一個農村女孩與他十分相似的心路歷程，一個追求文學之夢的同路人的彷徨、苦悶和快樂。”我把這封信轉給夏榆，夏榆很感動：“被這樣的讀者閱讀，有這樣的讀者呼應，會強化我寫作的意志和表達的立場……我是為自己寫作，但可能也是在為很多人寫作……”

到2005年，夏榆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知名的作家，還是一個優秀的文化記者。文學與新聞，在他是互相滋養的關係。他曾在給我的信中談到他的記者生涯：“在《南方周末》做記者給我的好處是可以閱盡世間的生活，我經常是滿天飛，有時候晚上還在珠光寶氣奢華堂皇的地方，第二天就到了窮困荒蕪不到達就永遠看不到的地區。我見識各種各樣的人，頭腦傑出的智者，才華凌人的領袖，還有在苦難中求生的底層生命，越是看得多，越是對人、對世界體察深入，最後真是波瀾不驚了。寫作跟隨着我的心，跟隨着我的腳步，跟隨着我看到的世間的生活，是我發現到的寫作的快樂和幸福。”是的，行走、觀察、聆聽、體驗，《南方周末》記者的職業經歷無疑為他打開一個封閉的世界，大大拓寬了夏榆認識世界、人生、人心的寬度和深度，尤其是從2005年開始，夏榆親臨瑞典斯德哥爾摩從事諾貝爾文學獎與和平獎的報道，與這個世界上傑出的頭腦、優秀的心靈面對面的交流，這一切都使他得以站在更高的層面上重新審視過去那段黑暗的生活，對之有了新的認識。夏榆在2006年之後所寫的三篇散文《在霹靂中奔跑》、《在天之上，在地之下》、《我知道黑夜的悲傷》中，就反映出他更為開闊的思考和求索。

這三篇散文的時空感大大加強，夏榆把自己的童年、礦工生涯、北漂經歷與德蘭修女、昂山素季並置，與柏林牆、奧斯維辛、斯德哥爾摩拼接，上天入地，上下求索，甚至不憚散漫之嫌。在北京西郊張中堂公寓、在柏林牆、在奧斯維辛、在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的頒獎大廳，觀看德蘭修女、昂山素季的獲獎錄像，聆聽她們的演講，夏榆不禁遙望自己的故鄉與童年，打量自己以往的礦工生涯，他越來越發現黑暗不僅僅存在於自己曾經處身的礦井，也存在於自己的童年；不僅僅存在於自己降生人世後無法遏制的恐懼的啼哭，也存在於“文革”中被批鬥、關押的人員的哭號；不僅僅存在於晉北礦區，也存在於首都北京；不僅僅存在於中國，也存在於世界各地；不僅僅存在於外部世界，更存在於人心、人性；不僅僅存在於他人，更存在於自我。夏榆說“黑暗是無處不在的，它在地下，也在地上。在世界中，也在人心裡”——黑暗，還有無所不在的恐懼、暴力、強權、奴役、隔絕等等充斥了這個星球，共同形成了人類黑暗的王國，他們不分種族，沒有國界。

夏榆任職《南周》期間的文化訪談錄結集：上卷《在時代的痛點，沉默》，下卷《在異鄉的窗口，守望》，分別收入對國內和國際在人文藝術和思想學術領域頂級人物的訪談，對象包括余華，史鐵生，莫言，黃永玉，和帕慕克，阿多尼斯，桑塔格，艾科等。壹嘉2017年版，亞馬遜、巴諾和各網絡書店有售。點擊購買

“黑暗”在夏榆反覆執着的書寫中獲得了一種超越具象的象徵意義，而成為人類生活的一種寓言，一種比喻，所以林賢治先生說“書寫黑暗乃是最高意義上的寫作”。夏榆也在一次答記者問時闡述“黑暗”一詞的意義：“黑暗並不是在光線沉陷之後的顏色。黑暗是我們被蒙上雙眼的時候所見的顏色。黑暗還是我們遭受苦痛和不幸時候的顏色。……黑暗使我看清楚自己，也看清楚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夏榆是幸運的，他無可選擇地出生於一個黑暗的區域，一種黑暗的生活，但他卻靠自己的筆在紙上的開掘，將之轉化為一種寓言。他似乎是命中注定被選中為“黑暗”代言的那個人。

長歌當哭，必須是在痛定思痛之後。夏榆這些書寫黑暗的文字，應該是在他遠離了當年那段黑暗的礦工生涯，當上了《南方周末》大報的記者之後陸續寫就的。這一方面給了他回望過去的必要距離和眼光眼界，使他得以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看清世界，另一方面，也毋庸諱言，隨着他個人生活困境的改變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他這種書寫黑暗的寫作能夠持續多久？失去了當初那種困獸般強烈仇恨和反抗的對象，失去了那種刻骨銘心的疼痛感，他的黑暗書寫會不會陷入虛無？他靠什麼繼續支撐自己的文學表達，永保底層的立場對社會發言？簡言之，我認為夏榆需要在新的個人境遇下重新思考“為什麼寫作”的問題。我曾就這個問題與夏榆有過開誠布公的交流，夏榆顯然早已深思過這個問題，他說：

“對人而言，困境是永在的。人活一天，困境就不會消失，也許人在身後困境依然在。所以文學表達在我這裡不會終結，因為困境不會終結。……其實我並沒有把自己限定在底層，就像史鐵生所說，我是把自己放在疑難上。生之疑難，世之疑難，這都是我寫作的根由。……我寫出來的文字有底層的相貌，那是因為我自己就是底層。底層，就是人回到真實境遇時的狀態。回到真實境遇，人類都在底層。因為頭上只有無限的天空，那是上層。”

黑暗——困境——疑難——真實境遇，夏榆的寫作越來越走向普遍、開闊、自由、深刻。他心儀那種強勁浩瀚獨立自由的寫作，從個人的源頭出發，一路浩蕩東進，每一朵浪花，每一次激流，每一處險灘，都閃映着時代的光影，都與廣大而浩瀚的人類精神血脈息息相連。

祝福夏榆。我期待着繼續編讀他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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