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父親寫的他的部分下鄉經歷:
1969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被通知到校本部革委會某一辦公室報道。一位中層幹部命我於3月18日隨革命慰問團去嵊縣山區一個公社,自帶衣被、生活用品。我心想他們是革命造反派,而我是“牛鬼蛇神”,因此問了一句:“我去做什麼?”這位幹部瞪着眼睛,厲聲吼道:“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批判!”我逆來順受,心中好不懊惱。回家後,一位友好的年輕鄰居卻向我祝賀,他說:“等你回杭,你就可被解放了。”我將信將疑。
3月18日一早我隨着慰問團乘校車出發,下午才到嵊縣縣城。我們在街上走動時都排着隊,為首的畢恭畢敬地雙手捧着毛主席像的鏡框,放在胸腹前。我尾隨在眾人之後。到了一個不知什麼機關,來到一間空屋中,大家站着面對正中牆上懸掛着的毛主席像報道。先是高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然後,領隊的叫大家把《語錄》翻到第幾頁、第幾段,一齊朗讀。讀過幾段後,最後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這種儀式當時已成為常規。第二天上午,我隨眾人來到一寬敞的會議室,慰問團成員圍着長長的會議桌,領導部署當天和次日上山後要做的工作。我不知該坐何處為妥,於是就尷尬地在靠牆邊的椅子上坐下。半響,那位年輕的工宣隊領導才發現我坐在邊上,他大概認為他們討論的事情不該讓我這個“反動”人物知道,和旁邊的校幹部耳語了幾句,由後者傳言我自回宿捨去好了。我當即離開會場。
浙江3月里的天氣乍暖還寒,西南風吹來熱得可穿單衣,北方冷空氣南下,又可以“春寒凍死老黃牛”。我到嵊縣的那天,領導拉長着臉對我說:“上山後還要走好幾里山路才到目的地,你帶了那麼大一包行李,自己能背得動嗎?”聽他這麼說,我想糟了!我已年逾半百,平時缺乏鍛煉,在平地上空手走路,走多了尚且要氣喘,明天要自己搬着行李走山路,那怎麼行?此事使我發愁。正好此日天氣忽然轉暖,我從會議室退出來時,在陽光下走着覺得好熱,穿着毛線衣直出汗呢。我暗自高興,天氣轉暖了,算來已是春分時節,清明在望,楊柳已綠,該是冬盡春來的時候了。於是我決定把好些冬衣和一條打算做墊褥的軍毯,打成一大包送郵局寄回家去,以便儘量減輕明日走山路時的負擔。次日天明,先乘汽車上山,只見天上風起雲湧,稍覺微涼。到了山上,出乎我的意料,大隊裡早派有運送行李的手推車在路邊等候。我們這些人便空手步行到王院大隊。停下來後,漸漸覺得越來越冷。晚上,我和革命群眾同住一戶貧下中農的一間空房內,地上鋪着稻草。此室雖有窗框,卻無窗子,睡在室內無異於睡在半露天。半夜下起雨來,冷風颼颼,寒氣逼人。我只有一條不太厚的棉被,把所有帶來的衣服,包括雨衣,全部穿在身上,還是墮指無溫。熬到天明起身,到溪灘邊洗漱。溪水看來很壯觀,受到巨石阻擋時,泛起白浪,發出美妙的天然音樂,可是用來洗臉、漱口,冰涼徹骨,手指、牙齒冷得作痛。一連10多天,天天陰沉沉的。到清明那天老爺雅興大發,還從空中撒下雪花,真是“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農民家裡,晚上在地爐里燒着手指樣粗細的樹枝,圍爐取暖。老太太們手抱小手爐,腳踏銅腳爐。而我身上內無棉毛衫,外無棉襖或大衣,成天縮縮瑟瑟。後來,總算有人動了惻隱之心,給我向當地衛生所借了一件棉毛衫禦寒,才挨過了這山裡的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