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阿城的《閒話閒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感覺好極了。

阿城顯然是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不僅如此，他還愛思考。

如果說讀他的小說，如《棋王》（評論在此），或散文如《威尼斯日記》（評論在此），我們可以領略他乾淨、簡潔、流暢的文筆，領略華語白話文之美的話，那麼讀《閒話閒說》則可以貼近阿城的閱讀、思考以及感悟。

《閒話閒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的題目開門見山：雖然是閒話，卻不是漫無主題。主題就在於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

聽上去有點抽象，什麼是“中國世俗”呢？我的理解是和中國小說有緊密聯繫的。

中國世俗不過就是中國民間活力的另一種說法。不知道阿城這樣用詞是不是要躲開“民間”這一帶有政治色彩的用詞。世俗就是人間生活，就是平凡人的日常。而在阿城看來：中國小說的起源與生命力都在於從中國世俗的活水。

看看普通人都知道的四大名著：水滸、西遊、三國、紅樓。多麼旺盛的中國世俗生活，多麼強大的中國草根想象！

在阿城看來：小說是草根文學，是世俗文化的文學表現。中國小說與中國世俗是無法分割的關係。

在阿城自己的寫作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他的世俗精神與草根元氣。我認為：他是1949年之後中國作家中繼承了中國古代小說世俗精神與白話文學傳統最為典型的一位作家。

這使得他的這本短小精悍的講演集頗有看頭。

然而我讀到的《閒話閒說》是在中國出版的版本，是一個“刪減版”。不少“口”的出現，不僅打斷了語言的流動、思想的表達，而且在在提醒我：今日中國沒有思想、言論、出版自由的悲哀現實。

中國文學長久以來的羸弱不振與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以及其把文學政治化、宣傳化的一貫伎倆有着密切的關係。沒有自由就沒有藝術。藝術的源頭是生活，或世俗（民間）生活。而世俗生活的生命力、活力取決於自由。沒有自由，世俗生活就沒有活力，中國世俗就死氣沉沉。死氣沉沉的中國世俗如何能產生充滿活力的中國小說？

只要看看1949年後的中國小說就知道了。文革的沒文化大家都知道了。文革前的中共所謂“十七年文學”，1949年到1966年期間的文學，代表作如：《誰是最可愛的人》、《紅岩》、《紅旗譜》、《李自成》，等等。現在有幾人在讀？

主題先行的遵命文學不是文學，只是宣傳。靠主題先行的宣傳思路也可以寫出長篇如《李自成》之類的劣等作品，甚至可以流行一時，但最終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沒有中國世俗的中國小說留不下來。

回到《閒話閒說》，儘管被嚴格審查、百般刪減，阿城的這本小書，其中的言論還是與中國主流文學界文化界的基於意識形態的文學文化觀念有很大不同。

“新”是阿城此書的一個特點。這種“新”是建立在阿城自己的寫作、閱讀、思考的基礎上，也建立在他自覺地與文學的草根傳統取得連接，從而回歸到文學的世俗性的基礎上。

從古代的“文以載道”傳統，到中共軍事占領中國大陸後的“文藝為革命服務”，中國兩三千年來，文學被當作權力的工具、奴僕久矣！歷史一再證明：文藝百花齊放的狀態從來都不是在權力的干預下成就的。

極端功利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沒有文學。漢朝有漢賦，大多是文人為政府唱頌歌，然而如今有幾人讀當年大流行的《兩都賦》？魏晉南北朝時期，玄言詩是主流，如今可有人讀？後來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哪一個是各個朝代的政權干預、培養出來的？

《詩經》、《楚辭》都是秦朝之前的文學，其中的中國世俗精神與活力千載之下依然可以感動讀者。漢魏六朝，玄言詩留不下來，然而陶淵明的詩文留下來了，三曹為代表的建安文學留下來了。之後的各種文學形式，都是源自當年的世俗生活，且依靠民間的力量得到傳承。

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世俗，就沒有中國文學。

政治家、道德家所謂的”道“對於文學有影響，然而其影響比較複雜，從長遠來看：載道之文最終演化成八股文。比如，所謂古文經典的“唐宋八大家”最終成為僵化的東西，喪失了感動讀者的力量，也喪失了傳之久遠的生命力。再比如，“玄言詩”屬於“載道”詩歌，結果就是僵化、呆板。當“玄學”、“清談”不再流行，這類詩歌就無人問津了。

至於20世紀中國文學的例子比比皆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魏巍、劉白羽的散文、郭沫若的大部分詩歌、茅盾的小說、許多作家在1949年前後寫的“遵命文學”。“十七年文學”中的幾乎所有作品。事實上，1949年直到1976年的近三十年間，中國文學可說是一片荒漠。

反過來，我們今天依然在讀的那些中國古典文學的名篇，哪一個是真正“載道”的？即便有些所謂和“道”沾點邊的，如果能夠感動今天的讀者，一定是與“道”（儒家思想）無關的“文”或別的什麼保持了作品的生命力。

魯迅深知這一點，才會說他論戰的雜文是“速朽”的文字。（當然，他沒想到：中國專制制度和朝代更迭的怪圈在他死後近百年依然在中國循環，而他以為會”速朽“的那些雜文到21世紀了還能夠感動讀者，還對中國社會、政府有批判的鋒芒。）

魯迅也做了些”遵命文學“，小說什麼的，今天看來，有成有敗，尤其是表達”革命“理念方面往往是敗筆，而描摹社會真相的部分，比如底層人的生活，等等，卻往往出彩，給人深刻的影響。

21世紀了，對中國文學只知道四大名著的華語民眾大約不在少數。四大名著屬於明清小說。到了近代，1949年前中國其實頗有不少好作家好作品的。然而受中共意識形態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改開年代的中國人才漸漸知道了一些。比如張愛玲、沈從文、周作人、胡蘭成、張恨水，等等。

然後是文學荒漠持續近三十年。再後來改開之後，中國才有了一些文學作品，大多是從民間湧出來的。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莫言都是這一批出來的。

僅就中國文學一個世紀來看：有自由又開放的民國實在是文學的黃金時代，中國現代史上的文學大家都是從那個時候出來的。即便是中共自己推崇的“魯郭茅巴老曹”幾大文豪，哪一個不是生長與世紀之交，從1949年前的清朝或民國的中國世俗中長大的？而且，這些人的好作品幾乎都是在1949年前出版的，他們解放後的文字大多數不成樣子。

阿城的《閒話閒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觸及了文學的基本命題：文學與世俗之間的緊密關係，也揭示了他個人的感悟與洞見：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都是需要自由來滋養的。缺乏自由，世俗生活就沒有活力，小說及其它文學就沒有精神，正如近年來的中國文壇一樣。

作為讀者，我近來多讀台灣作者、海外作者的華文作品；要不就回到民國。中國文學之萎靡不振，實在是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