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黃侃和胡適同在北京大學任教。黃竭力反對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卻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問其故。黃侃答道：“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叫胡適，應該叫‘往哪裡去’才對。”胡適聽後一時語塞。

　　譚鑫培的戲風靡北京，各大學多有譚迷。一天課間休息，教師們閒話譚的《秦瓊賣馬》時，胡適插話：“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都靜聽高論，無人說話。只有黃侃立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20世紀20年代上海泥城橋開了一間叫“四而樓”的酒館，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請教當時任上海公學校長的胡適。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臉面，只好親自前往四而樓小酌，尋機向主人探問究竟。主人說，樓名取自《三字經》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只不過圖個一本萬利的彩頭。胡幾欲暈倒。

　　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這句話後來被李敖盜用。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產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毛澤東沒有理他。

　　湯用彤自信近於傲慢，當得知其所撰《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獲獎時，湯滿臉不高興：“多少年來都是我給學生打分數，我的書要誰來評獎！”錢穆談起湯來也是感嘆不已，贊其為“純儒之典型”。

　　陳獨秀和蔣夢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為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後來八股廢掉，改考策論，則稱策論秀才，雖多了幾分洋氣，但已沒有八股秀才值錢。有一次陳問蔣：“你那個秀才是什麼秀才”？蔣曰：“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陳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蔣於是做了一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先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

　　陳獨秀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中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縱觀其一生，也正是實踐了這一豪言。

　　吳稚暉如此諷刺“五四”時期的“海龜”：“就像麵餅，拿去國外炸一炸，回來就變成蓬鬆碩大的油條了。”

　　馮玉祥平生讀書甚勤。擔任旅長時，馮駐軍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讀英語2小時。學習時，關上大門，門外懸一塊牌子，上面寫“馮玉祥死了”，拒絕外人進入。學習完畢，門上字牌則換成“馮玉祥活了”。

　　1933年，蕭伯納訪華，前往迎接的林語堂說：“今天天氣真好。蕭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見到這麼好的太陽！”不料蕭伯納答道：“不是蕭伯納有幸在上海見到太陽，而是太陽有幸在上海見到蕭伯納。”

　　1936年，艾青出獄後回家。有一天，在趕集的路上，他的父親對他說：“你寫的那也是詩嗎？——聽說你寫詩還出了名。”在他父親的意識里，詩只能是五個字一句或七個字一句。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監察院院長。有一天，他見到機關院內有隨地便溺的現象，便拿起宣紙隨手寫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命人貼到院內某處。於書法天下聞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貼通告的人便沒有遵命去貼，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塊，經過拼湊，改變了字的順序，裝裱一新，掛在廳堂：“小處不可隨便。”

　　陳公博勸汪精衛拖蔣一道投日，汪夫人陳璧君訓斥道：“難道汪主席當漢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嗎？”

　　王國維曾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因為政治家只能謀求物質利益，而文學家則可創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1927年，蔣介石公然“清黨”，並宣稱：“以後各社會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的習慣”“謀中國人思想統一”“再不許有第二個思想，來擾亂中國”。並強調說，必要時“就得於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制”。

　　史量才曾言，“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他認為“報紙是民眾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住腳”。有一次蔣介石找史量才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這是槍桿子和筆桿子的一次對話。1934年11月13日下午，滬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殺，終年54歲。

　　唐生智一個手下曾在1927年對馮玉祥說，張作霖、吳佩孚是舊軍閥，而蔣介石是新軍閥。舊軍閥腐敗，容易打；而新軍閥會拿什麼主義來騙人，不好對付。

　　1933年，在回答《東方雜誌》關於對“未來世界”的夢想時，周谷城說：“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畫家錢君？說：“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作家巴金說：“中國是沒有未來的。”

　　吳稚暉在《官氣與洋氣》中說：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氣、忍氣、下氣；當了大官以後要使氣，大發脾氣，又要小氣。

　　孫傳芳是北洋軍閥時期的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當時孫中山首倡，袁世凱發揚光大，都說要當人民公僕。孫傳芳看了報紙幾乎笑破肚皮。孫傳芳說那些爭當人民公僕的其實都是騙子，他要當就當人民的父母，不當人民的公僕。因為當僕人的沒一個好東西，不是拐騙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錢財，而天下當父母的沒有一個不愛自己孩子的。

　　蔣廷黼認為，中國近20年的內亂之罪，與其歸之於武人，不如歸之於文人。文人在一處不得志，往往群集他處，造出種種是非，盡他們挑撥離間之能事，久而久之，他們的主人翁就打起仗來。

　　1945年12月間，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而與當地軍警發生衝突。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趕過去，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劈頭便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張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決不了問題，除非是奮鬥。”他奮鬥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沒能夠逃脫“被斗”的命運。

　　晏陽初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有沒有一個好皇帝倒並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個好縣長卻是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場，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場是中國的官場，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國的官吏。”但他還是很快加入了有實權的國民黨，混入了官場。

　　郭沫若指責林語堂“叫青年讀古書，而他自己卻連《易經》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連他的英文也不見得好”。林反駁說：“我的英語好不好，得讓英國人或美國人，總之是懂英語的人去批評。你郭沫若沒有資格批評我的英語。至於《易經》，郭沫若也是讀的，我林語堂也是讀的。我林語堂讀了不敢說懂，郭沫若讀了卻偏說懂，我與他的區別就在這裡。”

　　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胡適稱讚了郭沫若幾句，郭氏在另外一個桌上聽到了，特地走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個以表謝意。

　　1945年在重慶的一次聚會上，郭沫若經人介紹認識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訴他，因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親一定是邵力，郁達夫的妻子就是郁達了！”

　　沈有鼎不會做飯，偶爾與夫人動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飯，沈無法，只好找領導，說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領導問是何故？沈則說：“她不給我做飯。”此公曾在美國哈佛受教於懷特海門下，後又跑至德國投海德格爾門下，邏輯學甚是了得，號稱中國邏輯學先驅。有一次他說一條“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個逗點就更清楚了”，馬上給揪去開了一個晚上的批判會，說他是“現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滅亡”。

　　在清華大學教授組織的一次邏輯學研究會上，有人提起哥德爾，金岳霖表示要買本書來看看。他的學生沈有鼎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金聽了，“哦哦”兩聲，坦然說：“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金岳霖晚年曾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後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

　　金岳霖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邏輯上有問題。他說，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就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1938年3月21日，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柱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吉縣步行20多天，來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過，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打游擊，但戰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從丁玲那裡知道消息後，很想會會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問侯。和提出安排時間讓他見見毛主席。蕭軍竟然客氣地回絕道：“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批判王實味的大會，蕭軍也參加了。會場比較混亂，王實味每說句什麼，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坐在會場後邊，聽不清前邊人們說些什麼。他便煩躁起來，站起來大聲喊：“餵……讓他說嘛，為什麼不讓他說話！”大會不歡而散。蕭走在回家的路上氣憤地說：“這????開的什麼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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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英軍入侵中國,先是兩艘蠻夷艦船駛入沈家港口。官兵慌亂，張朝發不以為然地說：“夷船被風吹來，常有之事無足驚訝。”後來有人報告夷船越來越多了，張朝發急忙找下屬商議對策。一個定員恍然大悟地說：“廣州禁煙，夷船被迫來此，此處將成貿易大碼頭，我等將加俸了。”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類嬪妃、女官、女司等人，總計兩千三百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乾脆一概編號。

辜鴻銘曾勸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為從那裡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女性的端莊、羞怯和優美。對此，林語堂說：“辜鴻銘並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康有為在光緒元年（1875年）曾經嫖過娼，因急於趕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輪船，他的嫖賬都沒有還上。債主們追到船上來索債，“康聖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頂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賴過債。這段子出自馬相伯的《六十年來之上海》，當時馬正奉李鴻章之命，在上海輪船招商局查賬。

“燈閃着，風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息了，我應在院中唱歌。”這是溥儀在17歲時寫的一首新詩。他應該是第一個寫新詩的皇帝，且還是“口語詩”。

民國成立不久，袁世凱掌握了政權。有一天他對張謇說：“聞江蘇有一黃某（炎培），很活躍，我想招他來，政事堂里還缺人。”張謇答：“黃某不宜做官，外邊也要留個把人的。”袁曾對人說：“江蘇人最不好搞，就是八個字：‘與官不做，遇事生風’。”

林語堂憧憬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裡安裝着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聚個日本太太……”其理想頗類似我們幾年前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魯迅對京劇一直心存不滿。他在自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間，總共看過兩次京劇，而給他留下的印象無非是“冬冬喤喤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一大班人亂打”“兩三個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認京劇是戲，認為它只是“玩把戲”，“毫無美學價值”。

1921年4月21日，來自德國的露娜小姐在洛陽見到了吳佩孚，一見傾情，秋波頻傳，無奈吳就是不領情，回去之後，露娜小姐對吳大帥下了“最後通牒”——一句話，譯成中文就是：“吳大帥，我愛你，你愛我嗎？”吳佩孚看後大笑不止，提筆原信批了“老妻尚在”四個大字，命譯員將此信送回。

有一天張作霖外出遛早，剛走到一個拐彎處，突然傳來一聲吆喝：“賣包子了！”張大帥嚇了一跳，不禁暴怒：“給我抓起來，斃掉！”大帥親自執法，砰，一槍射向天上，將小販嚇得幾欲癱掉。大帥很得意：“你嚇我一跳，我也嚇你一跳。”

一次，梁思成作學術報告，拿自己的假牙現身說法：“我是個‘無齒之徒’，牙齒都沒有了，後來在美國裝上這副假牙，因為上了年紀，所以不是純白色的，略帶點黃，因此看不出是假牙，這就叫做‘整舊如舊’。我們修理古建築也要這樣不能煥然一新。”

蔣介石會客，客人說話，他不說；汪精衛會客，客人說一半，他說一半；胡漢民會客，客人不說，他說；而孫科以脾氣大著稱，會客時則兩不說話；胡漢民說：“因為他是孫中山的兒子，因此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國外長大，因此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因此有大少爺脾氣。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候兩種，有時候三種一起發。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不治而亡。四天后，林語堂寫下了這樣的文字：“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軒輊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單據存焉。”真是好雅量，只是魯迅一個也不原諒。後來陳丹青談魯迅之相貌：“這張臉非常不買賬，又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裡卻透着風流與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麼表情。就那麼對着鏡頭，意思是說：“怎麼樣？我就是這樣！”“他長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國’，又其實非常摩登……”“所以魯迅先生的模樣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學，配他的脾氣，配他的命運，配他的地位與名聲。”

1933年3月10日，蔣介石跟張學良會面。蔣說：“當前的局勢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倆中間誰離開小船好呢？”為了維護領袖的地位，張學良慨然離去，交出軍權，到海外考察，代蔣受過。張學良說過：“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服從統一中國的決心。”

董必武說：“吳佩孚雖然也是個軍閥，但他有兩點卻和其他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關（羽）、岳（飛），他失敗時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他統治過幾省地盤，帶領過幾十萬軍隊，他沒有私人積蓄，也沒有田產，有清廉名。”

據統計，魯迅一生共在103家報刊發表過742篇文章（包括《晨報》《京報》《申報》《世界日報》《中華日報》《國民新報》等15家日報，《新青年》《語絲》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報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機會，打破包圍着我們的黑暗和沉默”。

據說黃炎培珍藏着一幅王羲之的真跡，毛澤東曾借去一閱。講好一個月歸還，但僅過一周，黃就打電話問是否看完。毛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答覆：到一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催討，他失信。誰失信都不好。又過了幾天，黃再致電，毛問：“任之先生，一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到一個月期滿，毛命人小心送還，並對黃的再三催還評價道：“不夠朋友夠英雄。”

越樹理說：“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裡去趕廟會，三兩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志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