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的傳閱史

　　□楊 健

　　隨着《一雙繡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在2000~2001年先後出版，並在商業上取得成功，引起了出版界對手抄本的廣泛關注。

2003年，根據“文革”時期手抄本改編拍攝的電視劇《一雙繡花鞋》熱播，更在喚起許多觀眾回憶之餘，讓人們再度關注手抄本的流傳與閱讀。

　　在那個年代，作為大眾集體無意識寫照的手抄本，基本有兩方面的內容：反特文學、性與愛情。前者比如《一雙繡花鞋》、《綠色屍體》、《葉飛三下江南》等，後者包括《遠東之花》《曼娜回憶錄》《少女之心》《塔姬》等。

　　富於生命創造力的世界

　　“文革”時期生活極端封閉，社會缺乏個性創造的空間。人們的想象力只能到鬥爭的對立面——敵人的世界去展開想象，幻想和建構那另一半“世界”。在民間文學中，對立的兩個世界，雖然矛盾十分尖銳，卻相互依存，甚至有着密切的思想情感交流。某些故事將那個對立的世界，描述成一個異質的富於生命力的世界，新鮮的情感都源自那一世界的異質文化。這些故事都傳達了一種共同情感體驗：對敵人的世界抱着恐懼與嚮往的矛盾情感。

　　《塔姬》描寫了化學家與交際花的戀情，還有國民黨軍官穿插其間。化學家的那把小提琴則象徵着文化和小資產階級情調。《梅花黨》中偵察員與女特務的愛情，俊男靚女在資產階級上層的客廳中翩翩起舞，透出對異質文化生活的嚮往。故事繪聲繪色地描述所批判的事物，無意識中流露出真實思想，那些令人恐懼的反動事物，正是強烈吸引人們的。

　　有些故事試圖突破“文革”社會貧乏、狹窄的文化空間，進入一個可以張揚個性的世界。《葉飛下江南》從政治內容上看，是一個歌頌政府實行“安定團結”、整頓社會秩序的故事，但它的深層敘事，卻是在描述一個在社會中執行正義的現代獨行俠的形象，讚揚個性自由才是它的真正主旨。

　　《林強海峽》在大陸和台灣之間虛擬出一個廣大的活動空間。在這一虛擬空間中，充滿了人們可以想象的各種科技發明和新奇的先進事物。林強是一個孤膽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是能夠發揮個人創造性的民間英雄。故事結尾以林強來命名台灣海峽，可謂點睛之筆。海峽是大陸和台灣共享的空間，是一種政治、文化空間的隱喻，以林強來命名這個重要的空間，是將政治衝突的空間，變成一種個人的空間，使其脫離僵化的政治、文化模式，成為富於生命創造精神，可以馳騁個性的空間。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的國家，而這些故事卻可以克服地域因素廣泛流傳。其原因除了它們吸引人的曲折情節和完整敘事結構，主要還是由於它們都具有合乎民眾心態的共同母題。

　　反映兩性的手抄本呈現出完全對立的兩類，一類描寫愛情生活，試圖戴着革命道德的鐐銬舞蹈；另一類則為赤裸裸的性描寫，丟棄了一切文化禁忌。

　　“潔”與“髒”的版本之爭

　　70年代手抄本《少女之心》在民間廣泛流傳，是公安機關多次通報查抄的主要作品之一。許多讀者因為傳抄該文受到批鬥，乃至被以“流氓罪”勞動教養，但該文久禁不絕。直到80年代中期還有青少年在抄寫、閱讀這本小冊子。各地公、檢、法部門都把它當成“文革”時代遺留下來的黃色毒品進行清除。究其原因，中國社會的“談性色變”並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倒台而結束。

　　“文革”手抄本的搜集、研究工作，開展至少有10年以上了，從目前的田野考察來看，《少女之心》可以說是唯一尚存的、曾經產生廣泛影響的“性罪”手抄本。該書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這類性主題的手抄本，其中大量細節涉及性內容，但客觀地看，文章的描寫其實均未超出《赤腳醫生手冊》中有關生理衛生知識的介紹。

　　近年來，人們的性觀念逐漸發生了改變，電視台開設性衛生講座，街頭出現性用品商店，人體藝術風行一時，《少女之心》也從當年的手抄本搬上了互聯網。面對《少女之心》這個富礦，多個出版社都同時在努力運作該書的出版。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潔本”《少女之心》的出現，就非常自然了。

　　最早的“潔本”出現在1998年的深圳。據當時有記者採訪多位曾抄寫該書者，均認為所謂的“潔本”純屬胡謅亂編，與當年的手抄本毫無關係。而“潔本”最終被有關部門追查，全部收繳。

　　2004年初，全國圖書發行會前夕，“潔本”再次浮出水面。曾成功地推出《一雙繡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的出版人、文華圖書發展公司經理白士弘宣稱，《少女之心》的出版手續已辦妥，正籌辦印刷事宜。

　　白士弘準備出版的《少女之心》，其實就是6年前在深圳被禁的“潔本”，只是這次“包裝”得更精緻、更專業化了。《少女之心》的這次出版，同樣被查禁。但經過手抄本研究專家白士弘的周密包裝，在作家摩羅的首肯和讚許下，“潔本”的正統地位得以建立起來，而歷史上曾經廣泛流布的手抄本成為被無數抄寫者性渴望支配下產生的“髒本”。

　　其實白士弘計劃隆重推出的“潔本”，除了名字相同之外，無論是在人物名稱、地點、故事情節和細節，以及思想內容上與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髒本”都毫無相同之處。

　　孫正龍曾著文批評，出版《少女之心》是文化投機心理作祟。出版者看重的是“少女之心”這塊品牌。“少女之心”已然成了一種指代，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那就是“黃色”，而出版者也許就是看中了這個效應。

　　世俗化的幸福觀

　　在“潔本”推崇者看來，原創的“潔本”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思想性上都遠遠高於群體抄寫者們演繹出來的“髒本”，事實上真是這樣嗎？

　　“文革”是一個漠視和抹煞性差別的時代，一些男性從事的行業，如深山伐木、開採石油和高空帶電作業，都出現了“鐵姑娘”隊。“文革”也是一個高度禁慾的時代，在一些“文革”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沒有愛情和性生活的。如樣板戲中的女英雄，她們的丈夫不是革命軍人（江水英），就是在外跑單幫（阿慶嫂）。性不僅是一種文化禁忌，而且是一種政治禁忌，帶有意識形態色彩。在集體禁慾的社會環境下出現“黃色小說”手抄本的流傳，絕不是毫無緣由的。

　　直面《少女之心》對70年代年輕人的重大影響，就不得不直面人性存在的物化基礎，不得不接受本能的衝動是人性中最巨大的勢不可擋的一種能量。《少女之心》只是一個引子，但它激起的能量反應卻是空前絕後的。

　　青少年傳抄這種“小說”，首先是為了了解性知識。它還談不上是“文學”，但是在性即是罪的時代，以“叛逆”性的勇氣追求和宣布性是快樂的，確實具有一種“文學”因素。

　　《少女之心》對人體官能的青春“迷狂”，是對非理性的一種認定。手抄本不可抗拒的流行正是非理性的勝利。返顧歷史，非理性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價值。一切流行的價值理念都是一種人為的思想預設，對任何崇高的思想預設，都必須保持冷靜與質疑，只有站在人本的立場上，對包括民主、自由在內的一切價值觀念保持警惕，才能避免被天國的美景引入人間地獄。

　　摩羅給予“潔本”以極高的評價，他說：這部作品凝結着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道德意識、性觀念和倫理觀念，是對於時代黑暗的深刻而又荒謬的體驗與反抗……就像《野獸》、《波動》誕生於北京思想者群體、黃翔的詩歌誕生於貴州覺醒者群體一樣，我們可以假設《少女之心》也是從當時最有思想最有反省意識的青年思想者群體中誕生和流傳出來的，因為這樣的作品絕不是一個封閉環境中的文學青年所能夠寫得出來的。

　　摩羅分析發掘出了“潔本”的精華所在。但是，他高估了“潔本”的歷史價值，也低估了“文革”地下文學的非意識形態化的重要性。“文革”地下文學的本質，並不是抵抗“文革”意識形態的，恰恰相反，它是漠視任何社會意識形態的。

　　“潔本”有意識地迎戰嚴肅的禁忌性的話題，並且無所顧忌地與主流價值對抗，將性罪觀引向了政治意識形態，體現了與意識形態完全對立的道德、價值取向。可以說，“潔本”更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它的對抗性也反映出與傳統社會的對位性。

　　從“潔本”鮮明的對抗意識、明確的價值判斷，筆者猜測它絕非“原始本”，反而可能是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作品。當然，這只是筆者“大膽的假設”，有待“小心的求證”。

　　“髒本”作為民間文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對現實傳統的漠視和超越。從表層看它與傳統缺少直接的對抗，從另一層面看，手抄本創作者的民間地位和社會邊緣身份，決定了他們的高蹈式的表述傾向和價值取向。他們與正統文學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社會、另一種人生。由此聯想“白洋淀詩群”的“現代詩歌”，它們與“文革”意識形態、傳統話語的非對抗性的錯位和逃逸，正是民間文學的旺盛生命力和原創性的所在。

　　隨着時代的變遷，在“文革”過去40年的今天，我們再來閱讀“髒本”——真正的《少女之心》，就會發現，作者對她所描述的性活動，說不上崇拜，也談不上懺悔，而是表達了一種切實的人生體驗。筆者重讀時被其健康的性意識所震動，《少女之心》所說的都是常識，普通的、不帶偏見的日常價值判斷。如果說，它是一種價值觀念，也只是一種市井化的價值觀，一種世俗化的幸福觀。

　　聖·鞠斯特曾經說過：幸福的思想在歐洲是嶄新的思想。200年之後，在中國，我們仍然可以這樣說：幸福的思想在中國是一種嶄新的思想。隨着時代的發展，我們可以評判說《少女之心》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性文學，而且是一種非意識形態的文學。

來源：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