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回國，路過上海回日本，還是住在上海戲劇學院的外賓樓。吃過午飯散步到武康路口，就又看見那盞路燈∶那盞20多年前我從上海音樂學院下課後，每天等着我當時的冬婭下班回來時，靠着它微弱的光線畫豆芽菜作和聲作業的路燈。不禁又想去看看我昔日的上海老岳母大人。

　　我上海的前岳母離休前是上海一家學校的馬列主義教師，是母親年輕時代一起鬧革命的同學，就是說也是湖南人。為母親同她攀上親家是20幾年前我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時候的事。

　　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那麼大個中國，上得了台面的音樂學院卻只有兩家，上海當然是其中之一。1979年我報考時，給外地的小提琴專業只有兩個名額，而從全國各地來的競爭者竟達200多名。像我這麼個毫無藝術基礎社會根基的湖南“鄉巴老”，能成了個編制外的走讀生，靠的除了“排除萬難”外就是不屈不饒的意志，換言之：就是不要臉地死賴皮。所謂“走讀生”就是說，學校不安排地方住，每天走着來讀書。

　　當時，大學生是年輕人中的佼佼者，藝術院校又是大學中的佼佼，而音樂學院更是藝術院校的佼佼，小提琴專業就應該算佼佼中的佼佼了。白天，我胸前掛着個“上海音樂學院”的校徽，走路像跳芭蕾舞，但只要太陽一落山，我的腳就像被推進地獄一樣的沉重。

　　我在上海舉目無親，（也不完全精確，我是還有個有錢的堂姑媽，曾也可憐過我八天）我把我的家，也就是牙膏牙刷肥皂毛巾刮鬍等所有的用具，集中在一個大背包里，每天吃過晚飯就開始尋找“安家”的地方。那地方可以是同學的練琴房、通宵電影院、或者一些不好意思講出來的空間。我當時真想變成只小動物，把自己藏進我的背包里。

　　冬天來了，相信冬暖夏涼的九哥，又去了在最炎熱的夏天都經常着涼的防空洞裡。但是，連件棉衣都沒有的我，在那個天然冰凍保鮮洞裡，肯怕到不了天明就會變成刀槍不入的物質。（那裡發現同洞無名屍的事也曾有聞）

　　我沿着復興中路走來走去，故意腳腳都踩在落葉上，發出“咂咂”的聲音以驅走我心中的孤獨。來到復興中路武康路口，抬頭看到了母親熟人曾阿姨家裡的燈。那燈光實在是溫心。掙扎在生存線上的人，出賣麵皮來獲得身體其他部分的正常運行，難道不是件很划算的事，更況乎從來沒有幫過我的母親的熟人，不定是位比母親有母性的阿姨。

　　就這樣，曾阿姨搭救了我這條凍僵了的蛇。而等這條蛇醒來後，卻咬掉了一大口她家的太平，那一口正好是咬在了她家大女兒冬婭的愛心上，直到結婚，離婚……

　　想着想着，沒幾分鐘，我就來到了那個熟悉的弄堂。事過了20年，世界折騰了八千來個晝夜，昔日的上海已面目全非；而我自己，也晃蕩了幾十個國家，遊歷了十幾所大學，從那個無棲身之地的窮????變成了在全世界擁有好些樓好些車的手工藝小業主，從中國湖南鄉巴老搖身成了個名副其實的挪威假洋鬼子。然而，武康路卻依然如故，只是比過去清潔綠化了許多。

　　時隔20年，我又上了那熟悉的樓梯到了五樓。

　　前岳母仍然健康，只是頭髮全銀。看着我，這個曾令她傷透腦筋的過期女婿，她躊躇了片刻。但我那花了20來年才磨練出來的真誠溫和的笑容，終於讓她相信我這條蛇已蛻化成了條蟲。既然是條蟲，這次就不會再給她帶來滅頂之災的事情。於是，她再度讓我進了門。

　　幾句寒暄後，前岳母告訴了我冬婭和她的丈夫現在生活得很幸福，意思應該是叫我不要再去打攪她。她還告訴我：“我剛從澳大利亞回來，是去看我的二女。她嫁給了一位澳大利亞的先生。” 老岳母把“先生”那兩個字說得很慢很肯定，那“先生”顯然不是岳母似的什麼教書“先生”，那口氣中包涵了岳母對那位“先生”的一切XY。具體那一切XY的內容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馬列主義教師為飯碗的老岳母，經過了改革開放，從不能容忍女兒嫁給外地人，進步到了為女兒嫁了個外國人而那種口氣，也真的說明我國人民的思想與世界接軌的程度。

　　幾句話講完，前岳母突然把話題轉到了過去：“冬婭那時為了你去賣血，到現在身體一直不好。那孩子真是個戇蠹（上海話—傻瓜）。”

　　我還沒來得及回應：“是戇蠹還是高尚”， 那賣血的事又重新如洪水泛濫淹沒了我的整個腦海。

　　20多年前的那個冬天，上海-2度。我身上除了多年前小蓮姐姐給我織的那件毛衣，就沒有可以禦寒的東西。同大多數國人一樣，當時我雖有工資40來塊人民幣，但對付了吃飯，買琴譜，和一些學習上必須的開支，就真的沒有分文用來照顧自己的身體。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偷冬婭戀情的事被她母親兄妹發現。這樣恩將仇報不識好歹的垃圾，結果當然是掃地出門。

　　我跟着冬婭在她黃老師的書房裡呆了兩天后，又開始了我背包的流浪生涯。那些晚上，我躲在一位北京女同學的琴房裡，她白天用來墊屁股的椅子和鋼琴凳拼起來，就是我晚上奢侈的床。鼻涕流出來就當冰棍吃……天越來越寒冷，我肉打的身體終於繳械投降。連日，外界的寒氣再也不與我相干。我想，就是光着身子，大概也照樣要出汗的。醫生說：“光吃藥有什麼用，關鍵是要多多注意保溫。多喝些熱水，加床大被子悶頭睡兩天……”你說那可愛的醫生是不是很天真。

　　終於，冬婭把我帶進一家商店，給我買了件厚實的外套。那是件兩面都可以穿的羽絨外套，一面是深灰色，那是我每天的顏色，另一面是淺棕色，那是我出門辦事時的顏色。那件衣服花了80塊人民幣，再說一遍：是80塊人民幣啦！那相當我兩個月的工資。如果現在上海人的工資是2000人民幣的話，那件衣服就要算是4000，若按我如今在日本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幣，那件外套就不知是多少個十萬了。這種算法是何等的罪孽！

　　送冬婭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倒在我懷裡。我正要說她耍嬌也沒必要當眾，她卻說是頭暈。再三追問，才知道她是剛剛賣了血，連飯都還沒顧得上吃。我一把將她抱住，腦子裡一片空白。我冒了一身的汗，懷疑是那用血換來的鴨毛的厲害。我抱着她，好久，好久。有個清潔工老阿姨一直看着我們，好像想要教育我在公共場所要講究文明。我沒空理她，只從心裡憋出幾個字：“冬婭，我保證，從今以後，我有一口飯，就有你的半口。”

　　大學那幾個冬天的日日夜夜，天天都是靠着那件外套。

　　畢業後我仍然回湖南樂團工作。像千萬牛郎織女夫婦一樣，我和冬婭也成了郵件夫妻。至於結了婚就可以移民上海，是到了國外才聽說的事。好不容易盼到了畢業後的第一個探親假，那正巧是過年，我當然乘火車到上海去享受老婆的家庭溫暖。

　　那一年，地球的溫暖化還沒來得及解放中國，所以特別的寒冷。我仍然穿着冬婭用血換來了的那件羽絨外套，只是那深灰色的面子已經被磨的油亮。到了浙江義務車站，我的背包被小偷偷走，我發現後立即跟着下了車。經過一番鬥爭，終於將小偷擒拿歸案。雖然東西都在但找不回現金。等到下一趟車，乘警把我安排在餐車坐下。他看着凍得發抖疲憊不堪的九哥，破例免費給了我一份工作餐，還擔心起我身無分文到了上海以後的事情。我很輕鬆得意地告訴他說：“到了上海有我老婆啦！”

　　上海到了，已經是晚上23點多。外面不但沒有氣溫，還倒欠4度。等我下了公共汽車（當然沒有買票，售票員急着回去過年，也懶得跟我羅嗦），往冬婭的武康路走去時，正好是午夜0點。路上除了九哥以外沒有一個行人。馬路兩邊所有的窗子都一齊打開，丟出各式的花炮。那巨大的聲音，驚醒了我孤獨的的心。為了避免空襲，我只能走在平時最不安全的馬路中間。

　　一會，我來到了冬婭的窗下。窗子裡仍然亮着燈，但那燈光卻寒冷得扎心，連帶血的羽絨外套也擋不住。想着過去我在那個窗子裡製造的無數罪該萬死的事情，結了三層冰的臉皮也不夠厚去見我的岳母大人。

　　我不停地走着，走着。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個圈，終於耗盡了最後的熱量。憑着自己還剩下的知覺，我發現武康路口的一輛公共汽車。為了不凍成殭屍給正在同家人過年的清潔工添麻煩，我硬把門扳開，擠了進去。這時我真希望被個管治安的或警察看見把我抓住關起來，關的地方要有個取暖器和一碗酸辣麵，那就是共產主義。不一會，我就在最後排的椅子上做夢了。我夢見自己凍死在冰宮殿裡，但閻王老子不肯收屍，因為我身上還蓋着那件帶着活人鮮血的外套……

　　那便是我第一次結婚後的第一個探親假的第一夜，也是第一次結婚後的第一個新年夜。

　　從那以後，對我來說，“上海”就成了“冰冷”的同義詞。所以，只要我去上海，即使是在氣溫40度的9月，你可以肯定，我是帶着外套的。

　　冬婭賣血買外套救我一命的優秀事跡，被老岳母用雷鋒式讚揚成為：“戇蠹（愚蠢）”。但我想，還是用“高尚”比較好聽，我想冬婭本人也是那樣認為的，至少當時應該是。其實不管人們怎麼認為，犧牲自己的一部分，換得他人的性命和前途，都是只有動物變成人類後才能發生的事。要不我澳洲的結拜姐姐Elleen，辭了自己的工作，賣了我們的房子去緬甸做義工幫助那些在戰爭中殘疾的人們，又算怎麼回事？捨己為人，是一種高尚的行為，是值得謳歌的。在這一點上，無論馬克思還是耶穌，都應該是不會有爭議的。除開某些馬克思或耶穌還沒學到家的人們。

　　但在冬婭高尚的行為中，有一些讓我百思不解的事情。我九哥，一個有父母，有工資的藝術工作者，一個堂堂的國家幹部，一個20幾歲的男子漢，為什麼還有依賴她人高尚的必要？為什麼解放了30年還有人不得不用賣血的偉大高尚，僅僅是為了為心痛的人買件禦寒的外套？為什麼一件羽絨外套值得國人兩個月的工資……

　　每想起那件帶血的外套，和那些不解的事情，我就再也沒有勇氣繼續做中國人，生活在中國這個巨大而沉重的國度。

　　靠着對上帝的虔誠，我出了國，換了護照。儘管如此，20年來，每走到一個國家，我還是要首先買房子，和一輛可以睡覺的小公共汽車，當然還有很多的外套。今天，我回頭一看，發現在這個世界上，澳洲、挪威、瑞典、日本，我已經擁有不少房子和可以睡覺的小公共汽車。在任何一座房子的衣櫃裡，都會有好幾件外套。然而，沒有一座房子，一件外套，是冬婭的那個意思……那意思，語言不配用來形容。

　　我望着滿頭銀髮的昔日岳母，除了不停地作檢討，別的什麼也講不出。最後只能從口袋裡掏出點紙票票找了個台階下。

　　中國人常說：一日夫妻百日恩，這樣一算，我與冬婭一年夫妻百年恩。那麼長的恩，我這輩子怎麼還得清，好在現在的她豐衣足食又有家庭，生活得美滿幸福。所以，我唯一能為她做的是，儘量使自己生活得幸福些。我想，這應該正是她所希望的！如果我還能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做點事，讓她知道這裡面也有她的一滴血汗，想必更能使她感到欣慰！

　　說來也奇怪，這些年在外國生活得富裕，經濟上無憂無慮，反倒讓人覺得平俗乏味。事實上，我在挪威生活的那共產主義似的八年，是我最沒有記憶最沒有內容最缺乏激情和衝動，最沒有東西可寫的八年。而到了日本後，連去香港逛商店看日本二流貨的興趣都消失了，更不用說去二手店或街頭小攤撿便宜。跟人討價還價的樂趣更是變成了一種麻煩。當我把上百萬日圓忘在背包里，或是回中國時嫂嫂從我丟給她洗的褲兜里隨意掏出幾張紅色的人民票，叫我不要忘本時，我才意識到我的生活失去了許多的韻味和樂趣。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九哥現在的日子，仍忙於奔命在生存與消失之中，那肯怕也不會有心境騰出閒來考慮什麼“戇蠹與高尚”的問題。

　　總之，人生的道路還有幾十個冬天。過去，為九哥流血流汗流淚的女人也不僅僅是冬婭一人。所以，我還是那句老話：“只要我有一口飯，就有她們的半口。”

　　九哥

　　於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