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看到的《亂世佳人》已是第二個拷貝。第一個拷貝可能是４９年老美從上海撤走時留下的。經過多年風雨已是破爛不堪。有人說是江青給看壞的，或是她那伙人給看壞的，真假咱是不知道。反正膠片斷了很多次。如果垂直斷裂，接一次損失一到兩個畫格；平行的撕裂壓傷則可能損失幾丈畫面。江青曾想譯製這部經典，可能是拷貝太差了沒弄成。搞到後來三小時四十二分的片長只剩下三小時零幾分，徹底報廢了。羅馬尼亞朋友及時雨般送給中國一個新拷貝。這就是第二個拷貝，帶着羅文字幕。

　　當時的內部參考片放映制度還是江青在位時訂下的呢。要嚴格限制觀摩對象、人數、場次。我想，一是沒有版權；二是內容比公映的豐富、寬鬆，會搞亂思想；三是狼多肉少，看壞了沒地兒買新的，江青也只好如此。觀摩對象限定電影界（各製片廠，電影學院，攝製組等）。一般情況下在我們單位的放映室放，這樣可控制人數、場次。內參片很多沒劇本，沒字幕，沒辦法譯製。再說不打算發行，譯製也沒必要。我們這些口譯主要是靠耳朵聽，找找有限的資料，當然只能譯個大概齊。翻出的東西不權威，不能變字幕變聲帶印上膠片。人也只能跟着片子走，放一次翻一次。那時的所謂“現場口譯”決不是打無準備之仗上去就譯的。有人這麼幹過，效果可想而知。翻片既不能像配音演員那樣激情出演（觀眾要煩：倒底是誰演？！），也不能木滋滋地毀片子敗觀眾的興。專業觀摩時應介紹一下影片的風格流派、導演、演員、背景等，像老師分析課文一樣。

　　《亂世佳人》熱門，一年總要放好幾次。組裡幾個老翻譯都把着口譯本不撒手。我是剛進單位的新人，年輕，自然沒我份。聽老同志們翻過，嘴慢跟不上畫面。曾分給我一部《精神病患者》（Ｐｓｙｃｈｏ，１９６０），沒有劇本字幕資料，完全靠聽，活活聽壞了一台收錄機。片子翻完後養在深閨人未識。幾個月過去，沒有另外的片子給我，我也一直沒有上場口譯的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８３年的春節前夕，湖南的瀟湘廠要求內參觀摩，點了《亂世佳人》，廣西廠也要搭順車。辦公室的老同志們都油了，春節除了上影廠這樣的好地兒哪兒都不去。於是決定“鍛煉鍛煉小姑娘”，給了我幾盒錄音帶，讓我去。我可知道聽錄音的厲害了，又只有一周的時間，我不干，堅決要個提綱什麼的。最後，一位好心的老同志把她的羅文字幕翻譯本借給我。羅文字幕是請外文局的翻譯翻的，提供了一個故事框架。不過，英文－羅文－中文轉了幾道彎，文字變得乾巴巴的。其實組裡有好幾個口譯本，可那是別人的勞動成果，不能不勞而獲。我決定自己聽，自己譯；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那個星期我好像沒怎麼睡覺，腦子裡成天響着《亂世佳人》的音樂、劇中人物的美國南方口音。幸虧有羅文本提着，不然一定一敗塗地。

　　身着帶護袖的大棉襖，腳蹬土氣十足手工制的肥棉鞋（７０年代的行頭打扮），我背着錄音機和劇本，踩着清晨的積雪，爬上了北京至長沙的１次列車。

　　　　　　　　　　　　　　　　　（二）

　　北京到長沙的路上經過了哪些地方，車窗外什麼樣，我一點不記得。只記得自己不停地聽聽聽、翻翻翻、寫寫寫、抄抄抄，忙了一路。到長沙是第二天上午十點。小雨中有人舉着寫有我名字的接站牌，我馬上過去站到他的“旗”下。未及張口，就聽那人問我身後一人：“片子拿到了？”後面的答：“已經裝車拉走。嘿，很長啊，２４本呢（普通片長１０－１２本）。翻譯還沒到吧？”我趕緊說，“到了，就是我。”兩人一愣，一起朝我看過來，臉上立刻寫滿失望。我有點不高興：不就是穿得土點、覺沒睡好有點菜色、不像個翻譯官嗎？至於那麼難接受？半晌，他們才訕訕地說對不起，你們的老張老李怎麼不來？我說老張老李忙啊，就我閒着。他們不啃聲了，拎了我的行李，大家上車。

　　瀟湘廠門口一些人在探頭探腦。看我們一行匆匆馬上有人上來打招呼：翻譯到了？他倆反應很快：不是，來試鏡頭的。

　　剛在業務辦公室坐定，外面鬧鬧地有人說話：“翻譯到了吧？門口要票子的已經聚了一百多號啦。他們講那穿大棉襖的就是，北京冷她才穿那麼多。哈，還‘試鏡頭’呢。老周呢？”裡面回答：“早躲起來啦，坐在這兒還不叫要票子的吃了。”

　　負責業務的老王同志開口就叫苦：放兩場怎麼夠啊？我們廠的放映廳那麼小，職工加家屬根本擠不下；湖南的禮堂都小小的。你看，省委，市委，各文藝單位，協作單位，關係戶，誰不想春節弄場內參看看？我們不趁這機會打點領導，以後日子怎麼過？寬點兒，讓我們放三場吧。“哎，這我可做不了主，跟我們頭兒說說吧。”我心裡對他們挺同情。可電話裡頭兒對我說，瀟湘廠一貫如此，軟磨硬泡，死纏爛打；別聽他們的，你翻兩場就走人。他們沒翻譯放不成的。要他們按時把片子寄到廣西廠。還告訴他們，違反規定以後內參就別看了。然後頭兒讓我把話筒給老王。他們說着說着聲音輕下去，我隱隱約約聽到“沒翻過”，“第一次”等詞，想是在說我吧。最後大家說定了：兩場，都在第二天。瀟湘廠和一個８００座位的省委禮堂。

　　中飯和晚飯我都是在廠食堂買飯票吃的。沒油的煮茄子和咬不動的炒肉絲。晚上住進四人一室的招待所。躺在有點潮乎乎的被子裡，想着首次出征遭到的冷眼冷遇，我幾乎剃頭宣誓：上帝是我的見證（“Ａｓ　Ｇｏｄ　ｉｓ　ｍｙ　ｗｉｔｎｅｓｓ”），我不能失敗，我也決不讓自己失敗。我要打勝這一仗！

　　下午一點。瀟湘廠的放映廳。除了有座兒的，還有自帶凳子的，站着的，抱孩子的，滿滿登登，水泄不通。臨時翻譯台設在過道上，上面是檯燈和茶杯。地上拉滿電線。我帶上耳機，抓着話筒，感覺像演《永不消逝的電波》。突然，我開始顫抖。先是腿肚子抖個不停，然後手發僵，嘴發乾，連牙都“格格”地響起來。我對自己說，怕什麼，就當觀眾不存在，不存在。可沒用，一點沒用，緊張得無法控制。我趕緊站起來，甩甩手，喝口水，深呼吸，又坐下。影片開始了。

　　片首的字幕一出現，我就像出了閘的水，嘩嘩地說起來。字幕才走到三分之一，我已經把全部內容翻完了。壞了，搶前了，下面慢點。人物的對話一開始，我又剎不住車地往前衝。急什麼急！我真想給自己兩巴掌。應該學老張老李那樣慢慢拉長腔嘛。我等了三拍再開口，壞了，又慢了。對話過去啦，得追回來。我一下快了，一下慢了；一會兒看銀幕，一會兒翻劇本，一會兒聽耳機，手忙腳亂，大汗淋漓。老王同志遞上一塊毛巾：別急，慢慢來，擦擦汗吧。我定了定神：調整的步子不能大，要穩，要穩。大約二十分鐘後，終於穩下來了。我跟着羅文字幕（上面總有幾個字，如地名人名等，和英文長得差不多），慢慢調整速度。漸漸地，我自如起來。本人口齒清楚，說話流利，語速快，挺適合乾電影口譯的；本子翻得不差，讀起來順口，只要正常發揮就行。給自己打氣很有效，不知不覺中，信心找回來了。影片放到三分之一時，我已完全控制了速度和局面，還不時對本子進行現場精簡（不可能每句都翻的）。沒對話時，給觀眾講講美國南北戰爭，雙方力量對比，亞特蘭大彈藥庫大火，火車站躺着的望不到頭的傷兵，影片的幾任導演，還有黑人演員Ｈａｔｔｉｅ　ＭcＤａｎｉｅｌ（黑媽咪）。慢慢觀眾也與我有了交流。那個北方兵被Ｓｃａｒｌｅｔｔ往臉上開了一槍，滿臉血污滾下樓梯時，我告訴大家那臉上抹的是黑草莓醬，引起一陣大笑。啊，黑暗中這麼多觀眾聚精會神，我的感覺真是太棒了。

　　影片結束，一片掌聲。廠領導跟我握手，“翻得好，翻得好啊！”我高興得像在天上飄，所有憂慮和煩惱統統Ｇ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ｎｄ（隨風而逝）。

　　　　　　　　　　　　　　　　　（三）

　　晚餐極豐盛，是廠里請我慰勞我的。我認出了湘系名菜東安子雞和豆瓣魚。有人來講，客房給我換了單間，東西也都替我搬過去了，“要讓翻譯休息好。”可惜享用美味的時間不多，下一場是晚七點。

　　禮堂正門前是鋪天蓋地的人群。警察在涌動的人堆里掙扎着維持秩序。對絕大多數長沙人來說，這場是惟一的機會。“咱們走側門，”瀟湘廠的倆同志很果斷。“哪裡的？票呢？”驗票的喝住了好容易擠上去的我們。“翻譯。”“什麼翻譯，假的！翻譯剛才已經進去了！”兩位陪同很鎮定：“進去的男的女的？”“男的。”“那才是假的呢！翻譯是北京來的，你看大棉襖！我們是瀟湘廠的。工作證。”驗票的仍然迷惑：“那男的挺有翻譯派頭的，我們一點沒有懷疑。”“是哪個劇團的演員演戲呢吧？”大家一愣，旋即大笑。

　　長沙觀眾的聰明才智令人嘆為觀止。打着給翻譯送東西的旗號至少混進來一個班。臨時翻譯台的上下周圍擺滿了“翻譯用品”：暖瓶４個，檯燈２個，筆１支，茶杯２個，新燈泡１盒，蛋糕２塊。瀟湘廠的同志笑：這都是一些內部人士自己找由頭混進來，而把發的票給了家人親友。哎，椅背上還搭着塊毛巾——我一下想起下午的尷尬，又樂不可支。在北京，最鬼的觀眾要數電影學院美工系。影片上的假都能造，幾張假票算啥？可終於有一天，手出汗的驗票摸了一手顏料。電影學院受到警告，又是保證，又是檢討。其他還見過影星謊說票丟了想憑名臉混進去的。那哪及長沙觀眾一二。

　　觀眾還沒入場，我們把多餘的東西歸到角落，開始拉電線、試音響。這個禮堂除了大簡直沒有其他優點。放映廳好像跑氣，兜不住聲音；形狀也不好，窄而長；話筒聲沒傳多遠就有氣無力了。位子特多，都坐滿再加站票恐怕抵得半個體育場。這決不是那８００座兒的禮堂，北京知道肯定不干。可是觀眾這麼踴躍，而我又高興得只想讓世界充滿愛。睜一眼閉一眼吧。

　　放人進場了，很快座無虛席。我正調檯燈的燈光，一隻軟軟的小手放到我的膝蓋上。“阿姨，我能坐到你的腿上嗎？我看不見。”這是個約六歲的小姑娘，人長得甜甜的。我問怎麼一個人來。“沒有呀，我是和我的哥哥一起來的。”她一指，那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哥哥已然坐在某叔叔的腿上。“你有票嗎？”我輕聲問。搖頭。小姑娘湊近我耳邊：“我們是從大人腿邊上鑽進來的。”我朝旁邊一位女觀眾笑道，這孩子機靈，觀察半天發現我這兒空。那觀眾也樂，“坐我腿上來吧，翻譯阿姨要工作的。”

　　影片的音樂一起，全場大亂。前排喊：“吵死啦！”後排叫：“聽不見！”調一調又反過來了：前排聽不見後排吵死了。我的話筒一響，又是一片嚷：“翻－譯－聽－不－見！”翻譯台只好在過道上移前移後，來回調整，尋找黃金分割點。這一場翻得好辛苦。為了觀眾，我嗓子幾乎喊冒了煙。四個小時裡不停地喝水、喝水。終於到了Ｓｃａｒｌｅｔｔ和Ｒｈｅｔｔ分手的終場戲：Ｓｃａｒｌｅｔｔ問：“Ｒｈｅｔｔ，如果你走了，我去哪兒呢？我怎麼辦呢？”Ｒｈｅｔｔ回答：“Ｆｒａｎｋｌｙ，ｍｙ　ｄｅａｒ，Ｉ　ｄｏｎ’ｔ　ｇｉｖｅ　ａ　ｄａｍｎ！”這句台詞太有名了。因說了“粗話”（當年真夠“五講四美”的，ｄａｍｎ就算粗話），違反了電影檢查法“海斯法典”，製片人被罰款５００0 美元。在北京，老張老李們都翻：“我管着呢！”下午我保守地隨了流。現在想想實在不夠味。掂量來掂量去，乾脆心一橫，反正也罰過款了，“坦白地說，親愛的，我????管不着！”竟贏來暴雨般掌聲。

　　在循環反覆的聲音閃回中，Ｓｃａｒｌｅｔｔ在亞特蘭大住宅的樓梯上問自己：“到底什麼東西才是值得珍惜的呢？…Ｔａｒａ！Ｔａｒａ！Ｔａｒａ！…家。”她抬起頭，要回家去堅守土地等Ｒｈｅｔｔ回來：“反正，明天是新的一天！”（“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ａｙ！”）我用最後一點底氣喊完最後一句趕緊往廁所跑。

　　“他們找你，”小姑娘站在廁所門口。“哎你怎麼還不回家？誰找我？”“我帶你去。”她小大人樣向我伸出手。瀟湘廠的同志等在翻譯台旁。據說剛才省委領導要向翻譯祝賀要握手到處找不到人。

　　　　　　　　　　　　　　　　　（四）

　　長沙到南寧不通飛機。火車線自衡陽始有很長一段單軌，得時不時避讓對開的車。去廣西廠一般先飛桂林，再乘火車。因交通不便，廠里派專人在桂林送往迎來。常駐那兒的吳同志已為我在灕江飯店定了房間。臨行前，瀟湘廠的同志熱情地送我一筐邵陽雪峰蜜桔（足有３０斤）。我拼命推辭，他們拼命堅持：我們的情意，送你過年的；別忘了瀟湘廠，以後常來多來；老張老李忙，你就來。盛情難卻。

　　飛機到桂林是下午四點半，晚點一小時。我在冷冷清清的機場溜噠了快倆鐘頭，吳同志蹤跡全無。那筐蜜桔令人大傷腦筋：不能拎，不能抱，不能拖，不能挑；只能掀着滾着往前挪。好容易挪到了大街上。暮色中，行人匆匆。我問灕江飯店，路人指了不遠處的一座摩天樓。要不是蜜桔對我意義非凡，我真想扔下它，自己奔過去。終於一個推自行車的女孩當了雷鋒。她幫我把桔子架上車，一直送我到飯店門口。我給她一堆桔子，她只拿了一個。

　　看到我把筐搬進光可鑑人的水磨石大廳，女服務員從櫃檯里跑出來。“剛下長途車吧？我們這裡不能隨便住。你到對面去問問，他們便宜。”我往對面看，看到一個大車店模樣的“大眾旅社”。我轉身耐着性子走到櫃檯：“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吳同志為我在這裡訂了房間，請你查一查。這是介紹信。”女服務員半信半疑地查去了。回來說，房間訂過，現在取消了，你另找地兒吧。我倔勁兒上來：我就住這。貴也住。反正廣西廠掏錢。誰讓他們把我扔這兒、把影片扔機場不管的！服務員不給房，我把經理嚷出來。他說房是有，８０元一間。八十！我的月工資才六十。經理和服務員沉默的鄙視刺傷了我。我穿肥棉鞋的腳一跺：八十就八十，我????住了！

　　晚上打了好幾個電話才聯繫到吳同志。他說看飛機沒到以為我沒來，就辦年貨去了。我問退掉的房間是八十嗎？他講差不多差不多。我們說好第二天中午他從機場取完片和我在火車站碰頭。

　　這天是臘月二十八，到南寧天快黑了。吳同志叫車把我直接送到南苑賓館自己回家了。這個賓館很高級也很漂亮。客房修在四面有落地玻璃窗的水榭里，岸邊楊柳依依。我在風吹微波蕩漾中入夢。

　　半夜，我被敲門聲驚醒。三位廣西廠同志來接我去錄音。他們講：兩場電影都在臘月二十九，翻完就到了晚上，錯過飛上海的班機；三十再飛晚上就不可能趕回家（南京）了。而錄完音我下午就可到上海。他們保證按時把片子寄回北京。“那跟我們單位商量過嗎？他們同意嗎？”“你們頭兒同意，說這樣好。”

　　廠里的錄音設備很棒，夜深人靜，一切順利。錄音師在每盒錄音帶上做了記號。我想他們專業，做到與畫面同步不太難。只是空蕩蕩的小放映廳讓我很失落。我想念長沙觀眾。

　　早晨五點，我東歪西倒地回到賓館。南國的春天真美啊：水鳥兒展翅飛，寒鴨戲水；花紅柳綠，一派生機。筐里的蜜桔散出香味，我心裡甜甜的：要回家過年嘍！

　　節後返京匯報工作。頭兒對我在長沙的表現很滿意，瀟湘廠已打電話感謝。說起在廣西廠半夜錄音，頭兒立刻嚴肅起來：“這是誰的主意？”啊？！我大驚。廣西廠居然假傳聖旨、調虎離山？！頭兒說，怎麼可以把錄音給他們，有了錄音他們可以放跑片，我們就搞不清那一天他們到底放了幾場！我傻眼。頭兒又說，吳同志把那八十塊的單據寄來了，說我住宿超標，要北京付錢。嘿，這廣西廠！

　　不管怎麼說，這次兩廠之行成了一個小小的里程碑。我從此“站”起來了。《亂世佳人》成了我的片子。以後的八年中，它到哪兒我到哪兒，跟片口譯幾十次。當然，我再沒有穿大棉襖肥棉鞋出征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