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了字書裡也有畫兒後我就把家裡書架子下半部分的書給翻了一個遍，因為高處我也夠不着，搬椅子上去動靜就太大了。恰好書架上端放的也都是些什麼資本論、列寧選集、斯大林全集、毛澤東選集，和什麼大邏輯小邏輯及一些經濟類專業書籍，小說和閒書基本都放在中下部分。因此，雖然我家的小說我全都沒趕上看，但是日後一旦遇見那些熟悉的插圖，我就知道這本書我家曾經有過。

不識字不看書也是可以利用書的。那時候我們小孩子攢糖紙，也不知道誰發明的把糖紙給夾在書裡，那攜帶和翻看起來就方便多了。我們將糖紙泡在溫水裡洗去糖和皺褶，再把它們貼在門上晾乾，然後夾在書裡，把那些最喜歡的玻璃糖紙下面墊上煙盒裡的錫紙，這樣它們看上去就更精美且上檔次了。夾糖紙的書當然是越厚越好，這樣可以把糖紙夾得很平。我很自然地就挑選了那本最大最厚的資本論。我記得那套精裝資本論是三本，淺灰色的絹書皮上燙着銀字（也可能金字是，記不清了）。

現在想想，當我們這些小孩兒聚眾切磋，相互比試，拿現在的話說就是相互PK時，每人懷抱一本大厚書魚貫而入某戶人家倒也是一景。有位家長見了後每每哈哈大笑着說：“有客持書至，還喜卻嗟咨” 。第一次聽見時我轉轉眼珠子也沒明白他笑啥說甚，以後再聽見我們小孩就抿嘴一笑再交換下眼神，只當他是在犯神經。

我上小學後班上有一日本男孩兒，他家住在景山附近，因為圖我們學校有名氣捨近求遠來府學讀書。他上一年級時有三輪車接送，二年級就只有車送沒有車接了。他為了免除回家路上一人寂寞無聊就邀請我們去他家玩，因為他家太遠，去過後就懶得再去了。他就提出可以借小人兒書給我們看，為了看他的小人兒書，有段時間我們常去景山玩兒，這樣就一舉兩得了。

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了，這第一個要革的命當然就是書，誰讓它是文化的傳承和載體呢。

一日我父急匆匆地從浴室搗騰空了個放雜物的木箱，然後手忙腳亂地將那些閒書和經濟類書籍都下架裝箱移至浴室。他也沒有給我們一個解釋，但是我們從學校里知道那些書都是些封資修的毒草，是要受批判的。我們不能看，看了會中毒。

1966年夏起至1967年底是停課鬧革命，我們除了瘋玩兒就是看大字報和五顏六色的傳單，從中到也學會了些新鮮名詞，例如叛徒、特務、內奸、反動的學術權威、走資派等。最喜歡看的當然還是漫畫，除了字少不費勁外，人物全都醜態百出，面目誇張，語言豐富。

複課鬧革命以後的兩年也沒上文化課，學校一天到晚大會小會不是批判會就是憶苦會，要不然就是鬥私批修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講用會。老師一天到晚的在班裡也是不是念小報就是念大批判文章。那時讀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語錄，整篇的文章只有老三篇了。每天的作業就是寫批判稿、鬥私批修稿和講用稿。

我們文化低識字少寫起來可真困難。好在守着所大學，家裡各類批判資料一摞一摞的那叫一個全。沒得說，抄吧。我好在還看看文章，撿看得懂的地方挑挑揀揀東拼西湊的來一篇。我一位好朋友每次來我家根本就不看內容，只要看標題差不多就開始悶頭抄，而且一抄就是好幾頁紙（稿紙400字一頁）。

老師當然看得出來是抄的，她一點不體恤她抄得有多辛苦，上課就讓她念她的稿子。朋友站起來磕磕巴巴的念，每個不認識的字都要吭哧半天，有時一節課還念不完，那就下節課接着念，反正也沒事，正好幫老師消磨時間。可是這位也一點不長記性，以後還是照抄不誤。哪回又抄大發了，就又被老師拎上去念一通。一開始我們見她磕磕巴巴還覺得好玩可笑，慢慢地也就習以為常了，跟聽老和尚念經似的搞得我們昏昏欲睡。有一次我提醒她少抄點時才發現她有很強的表演欲，在眾人面前念稿子對於她是一種享受，因此她抄起來勁頭十足揮筆疾書。

那種枯燥、乏味、空洞的稿子寫多了，我們也都不學自通了文革八股。開篇一律是毛主席語錄、最高指示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緊接着一句就是或高昂、或激情、或感慨、或歌頌，口號式的詩句或排比句，例如東風吹戰鼓擂、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等。再然後暢談國內國際大好形勢。前面這一套完了才是正文，一般是兩大段，最後以許願和表決心來結尾。 通篇都是耀武揚威張牙舞爪不知所云的假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