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日本是儒家文化圈的一分子，這是個錯誤的觀念，日本文化自7世紀以來不斷吸收中國文化，忠孝的概念便來自於中國的儒家文化，但是日本改造並形成了自己絕不同於中國的文化。
這個觀點來自於名著《菊花與刀》，我也接受了這個觀點，現憑記憶敘述一下，有不同意見的同學，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首先交代一下日本人觀念中的義務：
一， 施恩。被動承擔的義務，受恩，蒙恩，從被接受一方來看“恩”是義務。
包括皇恩，主恩，師恩，施恩的人在這裡都是恩人。
二， 恩的互換，即報恩。
1， 義務，從主動償還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義務，一種再盡力也不為過，且沒有時間限制的義務，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剖腹自殺等行為了：
忠，對天皇、法律、日本國的責任
孝，對雙親、祖先、子孫的責任
任務，對工作的責任
2， 義理，這是完全對等的交換，你給我多少，我給你多少，且有時間限制。
對主君的義理
對姻親的義理
對遠親的義理（並非受過遠親的恩，而是受過共同祖先的恩。在日本人看來祖先是真實存在的，且具有類似於神的地位）
對幫助如金錢勞動力的義理
對洗涮受辱名譽的義理（相當於德語的 die Ehre）
不承認失敗或無知的責任
對禮法的責任，包括守禮，過於自身地位相符的生活，不流露情感。

以上兩種形式的義務，看上去和中國的儒家文化非常相似，但是事實上卻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日本，這是兩種被絕對化的無條件的道德，從而背離了中國人對國家的義務和孝行的概念。
中國人設定一種凌駕一切之上的德作為忠孝的條件：仁（benevolence）天子必須有仁，高官必須有仁才會“永”占高位，否則人民就會起義。人與人的交往也要有仁的基礎，否則就不要怪對方“你不仁，我不義”“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仁德的先決條件是從未被日本接受的，因為這與天皇制不相容，即使作為學說也從未被接受。”日本學者朝河貫一如上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這在日本是大逆不道的。“仁”被排斥在日本的倫理體系之外。在日文中“仁”發音為jin，寫法相同。行仁義是日本上層社會永遠不必具備的道德，也屬於法律體系之外。向社會團體募捐是可以稱道的事情，但不是非做不可的。

“行仁義”被指“在法律體系之外”還有另一種意思，指無賴漢之間的道德。德川時代，“行仁義”指“盜人之名譽”，他們不是佩戴兩柄刀的武士，而是一柄刀。因為躲避追捕而躲到另一個不相識的亡命徒的家裡，後者對前者的收留為“行仁義”。

在當今社會“行仁義”被貶到更低的地位，專指某些有組織的勢力對某些行業的壟斷（多數指碼頭工人等小規模勞動力）“下等工人仍在行仁義，必須受到懲罰”報紙如此評價。

至此，中國的“仁”在日本被貶到最低。

日本人惟有在運用“知仁”的時候，與中文相近。佛教徒勸說人們知仁，就是要慈悲為懷。但是就如日語詞典所指“知仁，與其說行為，還不如說理想的人”。

日本重新解釋並貶低了儒家文化中的關鍵---“仁”，並不用任何東西取代而使“義務”成為無條件的。因此，孝行只有在和忠於天皇相衝突的時候，才可以被停止。而對天皇的效忠則是絕對的。

為了大日本帝國，為了天皇，日本人可以不惜一切的發動戰爭。當天皇識時務地接受了麥克阿瑟的新憲法，日本人也畢恭畢敬的與天皇一起接受。但是，在學校拒絕唱“君之代”還是有可能受到懲罰的（好像新聞說當事人最後勝訴，但此事訴諸於法律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如當事人所稱拒唱並非背叛日本，僅僅是對一直負有戰爭責任的天皇制度表示懷疑）。“君之代”儘管是一首國歌，但還是要效忠天皇的皇歌。

因此，說日本對憲法的尊重，不如說是對天皇的尊重。倘若全世界都一起繼續尊重和平世界，和平憲法，那麼日本人也許會繼續如此做一個世人眼裡的“民主憲政”國家。相反的話，日本人一樣可以再次點燃好戰的熱情，這只需要天皇來表態。其實，事情已經在變化中。

最後幾句題外話：有人命題說日本作為儒家文化國之一，可以實現民主憲政。因此中國也可以。姑且不論上邊已經對錯誤命題的反駁，反觀現在的中國也不是命題人眼中的所謂儒家文化大國。中國正處一個文化雜交，道德失范，信仰空虛的年代，離真正的民主憲政的基礎比日本還遙遠許多。這當然不是抵制民主憲政的理由，筆者想要說明的只是，未來的中國要麼在公開的、粗暴的、正如今天的專制中繼續存在，要麼在混亂的、被不斷玩弄的假民主、隱蔽的真專制中繼續存在，且會是相當長的幾代人時間。所謂“完美的制度”或許會縮短混亂的時間，但絕不會短於100年。介於此，筆者只是一個對未來表示悲觀的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