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

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其中袁宏道聲譽最高，成績最大，是公安派的領袖。作為公安派理論核心的口號是“獨抒性靈”。 公安派的“性靈說”融合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它和李贄的“童心說”一脈相通，和“理”尖銳對立。性靈說不僅明確肯定人的生活欲望，還特別強調表現個性，表現了晚明人的個性解放思想。袁宏道
公安派反對前七子和後七子的擬古風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潑，自然率真，但多局限於抒寫閒情逸緻。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北公安，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有以下幾點。

1.反對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2.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着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3.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