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古典小說三部半

§⒈

《漢書·藝文志》有“小說家”一流，定義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作，據所列書名觀之，當時所謂的“小說”，即如今所謂的“野史”、“筆記”、“回憶錄”，與現代所謂的“小說”，所指有別。然現代所謂“小說”者，其名稱緣自《漢書·藝文志》則無可置疑，因現代“小說”，取意“非真人真事”，而“非真人真事”正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未可盡信而出。

接近現代“小說”的定義的作品，漢代已有之。宋太平興國年間編輯而成的《太平廣記》，堪稱空前絕後的文言小說選集，共輯錄自漢至宋初的小說四百七十五種。其所輯錄之原作的單行本大都遺失，賴是集而得以倖存。六十年代中華書局曾出版標點本，大可為有興趣於古典小說者留連忘返之所。

《太平廣記》所輯錄，除“野史”、“筆記”之外，大抵為所謂“志怪小說”或“傳奇小說”。所謂“志怪”或“傳奇”，就是記錄稀奇古怪之事的意思。既然是記錄稀奇古怪之事，大抵為現實所無有。然“無有”的程度或有不同。“志怪”類的“無有”，多屬幻想，可視為現代科學幻想小說之祖。或以為古典小說中的幻想無非妖精鬼魅，何可與今日以“科學”為基礎的幻想小說相提並論？但凡如此設想者，皆不明今日所謂之“迷信”，未必非昔日所謂之“科學”，而今日所謂之“科學”，亦未必非明日所謂之“迷信”。“傳奇”類的“無有”，多近於現實，其中一部份，比如《虬髯客傳》、《紅線傳》，可視為今日武俠小說之祖；另一部份的所謂“奇”，不過“無巧不成書”之意，如《鶯鶯傳》、《李娃傳》等，除所用語言為文言外，與今日所謂純文學性的“小說”，並無區別。

自宋至於近代，“志怪”、“傳奇”漸少，就現代一般定義而言的小說漸多，然而可讀者卻寥若晨星。記得從上小學到上初中看過的非“志怪”、非“傳奇”古典小說有《三國演義》、《封神演義》、《隋唐演義》、《說唐》、《說岳全傳》、《東周列國志》、《西遊記》、七十一回、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傳》、《水滸後傳》、《三俠五義》、《紅樓夢》、《西遊記》、《三言二拍》等等。當時看得興致勃勃，以為皆為精彩非凡、不可不讀之傑作。爾後文化漸趨政治化，大部份古典小說皆因不合政治需要而從市面上消失。再往後，不足二十年而河東河西已經換位，古典小說全面開放，包括自五十年代初即遭禁止、因而從來不曾謀面者，如《施公案》、《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金瓶梅詞話》等等，皆重新刊行問世。一時趁興把少時看過與不曾看過的流行古典小說一一重新或初次過目，卻發現可讀的古典小說原來僅有三部半而已。《西遊記》為一部、七十一回《水滸傳》為一部、《儒林外史》為一部。至於《紅樓夢》，則只能算作半部。

《封神演義》、《隋唐演義》、《說唐》、《說岳全傳》、《東周列國志》、《水滸後傳》、《三俠五義》、《施公案》等等，文字低劣，有目共睹，置之於“可讀”之外，當無可爭議。《三言二拍》、《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則因文氣低劣而不入選。“文字低劣”易言，“文氣低劣”難論。明胡應麟《詩藪》稱：“‘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檢點人間事，只有春風不世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皆僅去張打油一間，而當時以為工，後世亦極稱之，此詩所以難言。”竊以為能識胡應麟所引詩句為極近“打油”，便能識《三言二拍》、《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的文字為“文氣低劣”。倘若不能識，則柞里子亦無如之何，只有襲用胡應麟之語，感嘆一聲：此文所以難言也。

至於《金瓶梅詞話》，則無論如何為之辯護，畢竟是色情小說，難登大雅之堂。雖有社會史價值如辯護者所云，雖有經濟史價值如辯護者所云，作者之意不在撰修社會史或經濟史甚明，讀者之意不在研究社會史或經濟史亦甚明。正如美國春宮畫報《花花公子》，雖有種種正襟危坐之談，畢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倘若刪去其色情描寫，則又精彩盡失，味同嚼蠟。

《三國演義》向來名列古典小說名著，然文字實屬低劣，僅以故事情節取勝，而所敘故事之精彩者大抵取材於《三國志》和《三國志注》，並非《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之創作，故亦棄而不取。羅貫中其他著作如《粉妝樓》、《平妖傳》等，亦文字低劣。相傳由羅貫中擴充而成的一百回《水滸》，名副其實狗尾續貂，皆可為《三國演義》文字低劣之旁證。

§⒉

或以《西遊記》為證道之作，或以《西遊記》為兒童讀物，或以《西遊記》為老少咸宜之消遣作品，柞里子以為皆失之。所謂“證道”，即闡述道統之意。此說當因小說《西遊記》長期與非小說《西遊記》、如今多稱之為《長春真人西遊記》者混為一談所致。清乾隆末經學大家錢大昕在蘇州玄廟觀發現《長春真人西遊記》真本，成書於明代的小說《西遊記》與成書於元代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了不相涉的真相方才大白。

長春真人，道教大師，亦稱長春子，俗姓邱氏，名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是長春真人的弟子記錄長春真人旅行西域時所見所聞，大約相當於今日的遊記，與“證道”亦了不相涉。既誤會兩書為一書，又因實不曾見《長春真人西遊記》，不知其究竟為何等著作，直以己意揣度之，遂成此誤。其實，稍有常識並願稍事思考者，當明此說之謬，因長春子乃道教真人，故即使《長春真人西遊記》確為“證道”之作，其所證之“道”當為道教之“道”而不會是佛教的“道”，而小說《西遊記》至少就表面而言，明顯抑道揚佛，其不可能是道教徒“證道”之作，不言而喻。

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止(如今情形如何，非久居海外如柞里子者所知，不敢以意揣度)，學齡兒童甚至學齡前兒童大約都知道《西遊記》的一些故事，但知道一些《西遊記》的故事並不等於看過《西遊記》，更不等於看懂了《西遊記》。絕大部份兒童對《西遊記》故事的知識來自小人書、戲劇、或各種《西遊記》簡寫本，而並非來自直接閱讀《西遊記》本書。即使是直接閱讀過《西遊記》的兒童，想必亦皆囫圇吞棗，只追求故事情節而忽略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因其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皆遠在兒童的理解能力範圍之外，想不如此亦不得不如此。由此可見，《西遊記》絕不是兒童讀物。倘若細心閱讀，則不難發現《西遊記》之中其實有諸多兒童不宜之處。柞里子不想把《逍遙談》也搞成兒童不宜之作，故不便一一引證於此。既然如此，視《西遊記》為老少咸宜者，自亦非至當之論。

但凡忙於事業、忙於學業者，除非其事業或學業碰巧正好是文學，皆無時間或心情讀小說；但凡忙於掙錢者，無論是有幸為發財致富，抑或不幸僅為生存，亦皆無時間或心情讀小說。由此可見，但凡小說皆可視為消遣之書。《西遊記》既然是小說，自然也不免為消遣之作。不過，有些小說，無論作者與讀者，寫與讀的目的皆在消遣；有些小說，無論作者與讀者，寫與讀的目的皆不盡在消遣；有些小說，讀者雖意在消遣，而作者之意卻並不盡在消遣。竊以為《西遊記》屬於最後一種，故視《西遊記》為消遣之作，亦非盡然。

柞里子既以文字低劣和文氣低劣為由，斥一系列古典小說於“可讀”者之外，《西遊記》既中選，其文字不俗，自當不言而喻。或以為不然，指出《西遊記》無非逢山必有怪，遇水必有妖，重言復語，何文字高明之有？但凡作如是想者，想必僅僅是少讀《西遊記》而已矣。如前所述，少時讀之，不得不圇圇吞棗，只顧故事情節而於文字甚少留心。成年不再讀，記憶之中於是只有故事，而少時以為精彩非凡、百讀不厭的故事，成年回想起來遂成千篇一律的鬼話，從而以為《西遊記》的文字無非能哄善騙幼稚而已。其實大不然。何以言之？曰：《西遊記》的故事情節誠難免千篇一律之譏，其文字則否。因雖逢山必有怪，遇水必有妖，然妖妖不同，怪怪有別；山光各異，水氣分明。《西遊記》不僅把妖怪寫得活靈活現，而且也把菩薩寫得栩栩如生，倘若泥塑石刻工匠從《西遊記》中窺得一二靈感，留在世間的菩薩也就不會一個個呆若木雞了。

《西遊記》中非遊戲文字大都是玩世不恭之語，冷嘲熱諷之談，絕無正襟危坐而論道之意。或因書中妖怪多化作道士，遂有人以為《西遊記》作者厭惡道家，有反對明王朝沉迷道教的意思。竊以為作如是觀，只是讀者正襟危坐而論道，與作者無關。《西遊記》既從正面寫唐僧往西方取佛經，表面上尊佛貶道在所難免，然到頭來受到最大嘲弄的卻並非是道教而是佛教。讀者如果不信，請重溫第九十八回的這幾段文字：

“四眾到大雄寶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復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一看了，還遞與三藏。三藏俯囟作禮。啟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眾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曰：‘……我今有經三藏，……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所不載。汝等遠來，待要全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毀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奧旨。’叫：‘阿儺、伽葉，你兩個引他四眾，……將我那三藏之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流傳東土，永注洪恩。”

柞里子不自量力，模仿《西遊記》遊戲文字體，評曰：
盛氣凌人，裝模作樣。盛氣凌人，妄受遠道來客再拜長跪，孰謂知禮！裝模作樣，檢點一路過所印信文書，干卿底事？真箇是坐井觀天，竟以為天下事無所不知；假裝做慈悲為懷，豈捨得閣藏經一併付與？哪堪稱普渡眾生，如此毀謗下方生靈；說什麼四大皆空，原來不忘洪恩永注。丑！丑！丑！

“阿儺、伽葉引唐僧看遍經名，對唐僧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什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笑道：‘好！好！好！白手傳經濟世，後人當餓死矣’。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忍不住叫道：‘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儺道：‘莫嚷！此是什麼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邊來接着經。……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看。’卷卷俱是白紙。……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說：‘這就是阿儺、伽葉那廝！問我要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財作弊之罪。’……行者嚷道：‘……被阿儺、伽葉□財不遂，通同作弊，故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向時眾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全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升三斗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二尊者復領四眾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唐僧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缽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實是窮寒路遙，不曾備得人事。這缽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那阿儺接了，但微微而笑，……伽葉卻才進閣檢經，一一查與三藏。”

柞里子既已獻醜於上，不妨再度效顰，評曰：
公行勒索，巧施欺詐。二尊者公行勒索，明目張胆強求人事，叫道：‘快拿出來’！佛祖宗巧施欺詐，胡攪蠻纏跪辯白本，笑曰：‘倒也是好’。斂財聚貨，原來是上頭的既定方針；傳經濟世，不過是外邊的虛晃招牌。西方極樂世界，既然這般齷齪；東土取經徒眾，何必如此執迷！臭！臭！臭！

既丑如彼，又臭若此，故曰：到頭來受到最大嘲弄的卻並非是道教而是佛教。

§⒊

《西遊記》與《水滸傳》，孰高孰下？竊以為頗難分解。金聖歎抬高《水滸傳》不遺餘力，包括貶低《西遊記》在內。然金某以為《水滸傳》高過《西遊記》的理由卻可笑得很。金某曰：“《水滸傳》不說神鬼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遊記》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這說法既不合邏輯，也不符事實，兼自相矛盾。說不說神鬼怪異與文字優劣了不相涉，內容在說妖魔神聖，文字自然離不開神鬼怪異；內容不在妖魔神聖，文字自然可與神鬼怪異無關。若依金某之說，但凡說神鬼怪異者便非高手，那麼，《聊齋志異》就只有奉陪末座的份了。所謂不合邏輯者，指此。

《水滸傳》何嘗不言神鬼怪異？《水滸傳》第一回( 或按金某的說法，第一回之前的“楔子”) 回目分明是“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守誤走妖魔”。最後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也分明在談神說怪。此外，書中尚有九天玄女賜書宋公明、羅真人戲弄黑旋風、公孫勝作法破高廉等等情節，皆為神鬼怪異之事。所謂不符事實者，指此。

所謂“弄不來時”，本是作者有意弄得如此，並非因文字低劣故被逼得如此。《西遊記》作者顯然喜歡觀音菩薩這角色，故特意弄出一些“弄不來時”，好讓觀音菩薩出盡風頭。若依金某之說，《水滸傳》中宋江鬥不過高廉，派戴宗尋回公孫勝之舉，豈不也是“弄不來時”，求救於神仙？所謂自相矛盾者，指此。

金某之評點《水滸傳》，如上所引不如人意之處，其實甚多，而新文化運動中人物卻大都奉之若神明，亦可笑得很。比如，胡適說：“金聖歎的辯才是無敵的，他的筆鋒是最能動人的。”意既淺薄，文亦幼稚。魯迅說：“金聖歎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儒家經典《左傳》等並列，是了不起的大貢獻。”試問：了不起在哪裡？貢獻在何處？黎民因此而小康？吏治因此而清明？國家因此而富強？天下因此而太平？抑或史學家從此改行寫小說？或小說從此變做歷史？《荀子》斥之為“好為非常、可喜之論”者，胡、魯之流正可以當之。

金某評點《水滸傳》中最荒謬之處，在於對《水滸傳》中人物的論斷。金稱：“《水滸傳》寫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魯達自然是上上人物，……然不知何故，看來便有不及武松處。想魯達已是人中絕頂，若武松真是天神。……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一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人入得他眼。……楊志、關勝是上上人物，……史進只算上中人物，為他後半部寫得不好。呼延灼卻是出力寫得來的，然只是中上人物。”

如此說法有致命破綻一，與事實不符者一，與書中所述不合者一，不合邏輯、不近情理、見識淺薄者諸多。茲一一分析如下：

品定人物上下，當以人物的性格、言行為準，作者寫得好與不好無與焉。史進是何等人物，僅憑上半部的描寫已足以知之，不待下半部作者不曾寫得好方才能作定論。呼延灼是何等人物，也不由作者是否“出力寫”而定案。時遷盜取鈎鐮槍，作者極“出力寫”，也寫得極出色，然時遷的人物之高下並不能因此而有所轉移。論人物而與作者寫人物的文字混攪，此所謂致命破綻者也。

《水滸傳》所寫一百零八人，真寫出“性格”從而可以評定其“人品”者，不過以下十一人 ( 以出場序為列 )：史進、魯達、林沖、楊志、宋江、武松、戴宗、李逵、石秀、孫立、董平。其中用於戴宗、孫立、董平的筆墨甚少，若略而不計，則僅得八人。“寫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云云，純屬信口開河。此所謂與事實不符者也。

“李逵道：‘若真箇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閒人，我卻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卻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水滸傳》寫戴宗引李逵初見宋江時如此。寫李逵口稱“若是閒人，我卻拜甚鳥！”，並非表現李逵目中無人，正欲襯托李逵對宋江佩服得五體投地耳。不明乎此而說甚麼“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人入得他眼”，已可笑之至。姑置之勿論，且說宋江難道不是“山泊中一百七人”之一，李逵見宋江又拍手、又呼爺，又翻身便拜，十足一副狗見主人面孔，何來“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人入得他眼”之說？再說戴宗難道不也是“山泊中一百七人”之一，李逵既以“節級”官稱呼之，猶嫌不夠親熱，再加上“哥哥”兩字方才罷口，李逵之巴結戴宗由此可見一斑。何來“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人入得他眼”之說？此所謂與書中所述不合者也。

其不合邏輯、不近情理、見識淺薄者不勝枚舉，僅列數例如下，以收管中窺豹之效：

世間之為領袖者，除非其地位來自世襲，否則，必有於道德智勇言行諸方面高於其屬下者。宋江之手下既有“上上”人物眾多，更有“人中絕頂”如魯達，甚至有“天神”如武松，宋江自己焉能屬“下下”一等？此金某評論之中最不能自圓其說者。

倘若撇開權謀與馭下的能力不談，《水滸傳》中的第一人，非魯達莫屬。武松是趨利的小人，焉能反居魯達之上！李逵是典型的地痞流氓，焉可與魯達相提並論！《水滸傳》中主要人物的上梁山，皆逼不得已所致，故世間有“逼上梁山”的俗語。魯達的上梁山，雖非出於逼，但其落草為強盜，則出於逼，故歸根結蒂言之，魯達也是“逼上梁山”者之一。被“逼上梁山”者，雖皆出於“逼”，而原因並不盡同。魯達之所以被逼，純因仗義救人，於自己本毫無關係，魯達之所以特高於其他人者，正在於此。

宋江之被逼，雖也出於救人，甚至也可以說是仗義，然宋江之仗義救人與魯達之仗義救人畢竟有天淵之別。魯達先後兩次受逼，第一次為救金老漢與其女翠蓮脫離水火，失手打死一方惡霸鄭屠，被逼逃亡，落髮為僧。魯達與金老漢父女素不相識，魯達之救金老、翠蓮，憑的完全是一腔俠義之心。

魯達第二次受逼，為救林沖於死地，遭高太尉追捕，落草為寇。魯達與林沖之交，非世交、非久交、非深交、非利害之交，非勢力之交，亦非感恩戴德之交。換言之，魯達與林沖之交，不過義氣相投之交而已。魯達一路暗中保護林沖，出林沖於必死之地，憑的完全是純淨的友情。

宋江之救晁蓋，固遠出於賣友求榮者之上。然晁蓋何許人？鄆城縣東溪鄉保正 ( 保正者，一鄉之長 )、大莊園主，十足的土豪。宋江身為鄆城縣押司 ( 押司，略相當於今日縣長辦公室負責人 ) 而結交本縣富戶，不無官紳勾結之嫌。故宋江、晁蓋之交，不得與魯達與金老父女的一面之交同日而語，也不得與魯達與林沖的義氣之交同日而語。

晁蓋因何而有性命之憂？因劫取生辰綱所致。生辰綱雖為不義之財，晁蓋之劫為己有，亦無義可言，與梁中書之榨取於民並無二致。故晁蓋之危，可說是咎由自取，亦不得與金老父女、林沖之受惡霸權臣迫害同日而語。故魯達仗義救人之義，為放之四海、歷盡千古皆不可推翻之義；魯達仗義救人之人，乃古今中外一切仁人義士必救之人。宋江之救晁蓋，無論義與人，皆去之遠矣。

武松之為趨利小人，可於以下四例見之：武松在景陽崗打死大蟲，清河縣令欲抬舉武松為縣都頭 ( 縣都頭，約相當今日縣刑警隊長 )。“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下跪還嫌不夠，還要把區區縣令高抬為“相”，還嫌不夠，還要在“相”字之前加一“恩”字。如此巴結言行，可是魯智深能辦得來者？此其一。

武松殺潘金蓮自首，刺配孟州。為管營之子施恩豢養為打手，演出一場醉打蔣門神的醜劇。施恩何許人？請聽施恩對武松如此說：“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渾名，叫做‘金眼彪’。……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領，二者捉着營里有八九個拼命囚徒，去那裡開着一個酒肉店，都分與眾店家和賭錢兌坊里。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裡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蔣門神又何許人？也請聽施恩對武松如此說：“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團練，管營的上司)，新從東路州來，帶一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渾名，叫做‘蔣門神’。……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吃那廝一頓拳腳打了。”

由此可見，施恩乃孟州地方一大惡霸，竟然倚仗其父為管營之便，動用監牢中的兇犯充當其打手，勒索快活林的賭場、商家、妓女等等。其勒索妓女，施恩自己明言之，至於其他巧取豪奪，只在“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一語中帶過。其為惡之深、之廣，又令號稱“鎮關西”的鄭屠相形見絀。至於蔣門神，其與施恩之區別，僅在於本事更大，靠山更高。

僅憑“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裡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這一句，足以令魯智深火爆三丈，耐不住賞施恩三拳，令其歸西。而武松卻說：“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 ( 指蔣門神 ) 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不過得了些酒食，便如此死心塌地為惡霸賣命。此其二。

武松醉打蔣門神，替“施恩重霸得快活林”，蔣的靠山的靠山張都監誘武松入彀，對武松道：“我帳前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體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伏侍恩相。’”重現前一回巴結縣令之醜態，此其三。

既為張都監之“親隨體己人”，且看武松做何勾當：“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里，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段匹等件。”原來武松在那裡招權納賄！此等齷齪之事，且不說魯達絕不為，楊志亦不屑為之 ( 稍事對照楊志受知於梁中書的文字，楊志、武松人品的高下便一目了然 )。此其四。

如此趨利小人，而金聖歎竟奉之為“天神”；如此胡說亂道，而胡、周之流竟奉之為文學批評泰斗！真所謂“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以趨利小人視武松，已屬抬舉。武松不僅趨利，而且使氣好殺，實當以趨利惡棍視之。武松的出場，因亡命匿藏於小旋風柴進的莊園，與宋江不期而遇。請看武松如何向宋江自我介紹：“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徑的逃來。”因酒醉而打人，顯系無賴。幾乎將人打死，毫無悔過之心，反而得意洋洋於打人本事之高明 (“只一拳”云云，將得意洋洋之心態刻畫活現 )，又下無賴一等。其殺張都監，將其全家連帶無辜丫環、傭人大小共十五口一併殺死。武松自話自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也只是死！”心中只盤算殺人如何抵罪，被殺者是否無辜完全不在武松的思維之中，何其凶恨惡毒！如此殘殺之後，還不曾忘記兩件事。其一，用被害者的鮮血在粉牆上寫下“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七個大字。其二，把值錢的銀酒器踏匾，裝袋帶走。此時此刻還不忘吹噓打虎之威風，也不忘記順手牽羊、拐帶錢財，武松之為人性泯滅之徒，遂無可置疑焉。

雖然，武松較之李逵又高明多矣。李逵與宋將相遇於江州，“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只一句“打死人”，不言“因酒後醉了”。不醉而行兇打人，且不止是打昏而是當真打死，可見李逵下流無賴有過於武松。武松在縣裡當都頭，李逵在管牢房的手下充當打手。縣都頭雖小，畢竟是正經職業；充當牢頭打手，則正經一流氓，此又可見李逵之下武松一等。李逵向人借錢賭博，人家不借，李逵就要“打得他家粉碎”。如此橫蠻，此武松所不為。李逵賭錢輸了，“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如此下流，亦武松所不屑為。梁山泊三打祝家莊，扈家莊先降，李逵違宋江之令，將扈太公一家殺絕。扈家與李逵無仇無冤，李逵之濫殺扈太公一家又較武松之殺張都監一家更無人性。宋江不敵高廉，派戴宗攜李逵尋公孫勝。李逵對公孫勝之母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李逵疑心公孫勝之師羅真人阻撓公孫勝出山，“提起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只一劈，早砍倒在雲床上。”欲請人相救，卻先欲殺人之母，繼又殺人之師，天下豈有此理！

所謂“逼上梁山”，未必都受逼於官，盧俊義與朱仝皆受梁山之逼而上梁山者。盧俊義雖被逼得家破人亡，多少有幾分咎由自取的意思。至於朱仝之受逼，則完全被動。梁山雖有兇殘至賣人肉、吃人心之惡徒，能下毒手殺死四歲小兒以嫁禍朱仝而心中絲毫無愧者，舍李逵之外，別無可求，故吳用派遣李逵去幹這份勾當，而李逵欣然領命，馬到成功。如此一流氓、無賴、兇徒、殺手，而金聖歎卻稱：“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一片天真到底。……《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評語。”如此這般瞎說，卻被胡適稱道為“何等眼光！”，被鄭振鐸稱道為“能言人所不能言。”胡、鄭之流倘若不是心有所蒙，則必然眼有所蔽。金聖歎雖不曾殺人，卻如此欣賞兇殘好殺之李逵，其胸懷之中亦必有至恨、至毒之惡。故金某之遭腰斬，雖死非其罪，抑或老天之眼不曾有所蔽歟？

《水滸傳》所寫人物，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以寫人物為中心，故事為人物而寫；另一類以寫故事為中心，人物因故事而出場。屬於前一類者，竊以為僅有史進、魯達、林沖、楊志、宋江、武松、李逵、石秀等八人，余皆屬後一類。八人之中，魯達人物最高，其次林沖、其次楊志，其次宋江，其次石秀，其次史進，再其次武松，李逵最下。林沖雖有一身武藝，卻失諸窩囊，故魯達能自己占山為王而林沖卻只能寄人籬下，受王倫之臭氣。楊志老謀深算，然失諸暴躁，押運生辰綱一路，若能以柔為懷，或能免於一失。宋江必有過人之處，否則何以能在江湖上有“急時雨”之稱，然《水滸傳》不曾寫出來，以《水滸傳》所寫出者論，只能屈居楊志之下。石秀辦事幹練，然唆使楊雄殺潘巧蓮失諸狠毒。史進本系紈褲少年，金聖歎以為其後半截寫得不好，正因前半截並不曾看得明白，若看得明白，就不會因後半截有宿娼等行徑而生此議論。然史進畢竟講義氣，亦無武松之狠毒、李逵之凶頑。

屬於後一類者，如受梁山招降之官軍黃信、秦明、關勝、索超、宣贊、郝思文、韓滔、彭屺、單廷硅、魏定國、張清等等，無論作者所用筆墨多寡，其人物如何皆未可評論，因作者並不曾着意寫。雖屬此類，而人品亦或時有所見者，如孫立之賣友求功；董平之殺人之父、淫人之女；戴宗之擅作威福；呼延灼窮途末路投奔慕容知府，既降梁山立即反噬等等皆是。然此等人物既為描繪故事之工具，其人物如何，皆不足道。金聖歎見不及不此，混兩類人物共論之，又因關勝為關羽之後，而贊之為上上人物，亦正痴人說夢。

《水滸傳》雖然文筆高妙，料想之所以欣賞者眾，同《西遊記》的情形一樣，也還是因其中故事引人入勝使然。或以為《西遊記》故事過於重複，當事刪節。以柞里子之見，當刪的並非是《西遊記》，而是《水滸傳》。重複本是《西遊記》的結構特點，刪去之，則不復為《西遊記》。且《西遊記》各回文字與故事皆旗鼓相當，難分優劣，即使欲事刪節，亦難於措手。《水滸傳》卻不然，頗有虎頭蛇尾之勢，自第五十回以下，除有關連環馬和鈎鐮槍的三回外，其餘皆歉精彩，不若刪去為佳。

§⒋

與《西遊記》和《水滸傳》不同，《儒林外史》幾乎無故事情節可言，完全憑藉文字和趣味取勝。正因為此，《儒林外史》的讀者數量必然遠出《西遊記》與《水滸傳》之下。若以銷售數量或讀者投票的方式一決高下，則《儒林外史》定然不會是《西遊記》和《水滸傳》的對手。不過，柞里子卻以為《儒林外史》實為三部半可讀的古典小說中之最可讀者。原因何在？不敢說“見仁見知”，更不敢說“曲高和寡”。“不敢”云云，絕非虛文客氣，因柞里子一向於讀書，尤其是讀小說，缺乏執著精神，視隨時能上手，隨時能放下者為最高“可讀”境界，《儒林外史》既無多少情節可以追隨，其入柞里子之極品，遂如水之走下，勢必如此。然《儒林外史》雖入極品，亦非白璧無瑕，自第三十八以下，除第四十五回至第四十九回之外，多屬文不對題之談，以刪為宜。第五十五回文氣卑下，不似出自同一人之手筆，尤當剔除。據《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友人程晉芳為吳敬梓所作的傳記《文木先生傳》，以及稍晚於吳敬梓的清人葉名澧所撰《橋西雜記》，《儒林外史》原本只有五十回。倘若如此，則柞里子以為當刪者，不足全書八分之一，遠較《水滸傳》之當刪去三分之一為勝。

以柞里子之見，《儒林外史》的文字不及《西遊記》和《水滸傳》，然文氣不差，而趣味則有過之無不及。以下略舉兩例，以見此言之非虛。

《儒林外史》中有個周進，年過六旬尚不曾進學為秀才，在鄉間借和尚廟一席地開設的公館教幾個窮學生。一日王舉人因避雨往在廟裡歇腳，與周進不期而遇。“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三綹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裡說道：‘原來是個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半個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說着，和尚忙走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爺。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着周進道：‘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着，我去拿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條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知他是個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彼此說着閒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台。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日，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洗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

從“走到門口”到“便自稱道：‘晚生姓周。’”，寫盡王舉人的目中無人，周進的低聲下氣。從“管家捧上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台”，到“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寫盡王舉人的闊綽，周進的清苦。然猶是一般高手皆可及之文字。至於“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則非滿懷滑稽者絕不能道。

後來周進中了進士，欽點廣東學道，讓年逾不惑還身為童生的范進進了學。范進中舉之後，老太太大笑而歸西，范進在居喪期間與張靜齋同去湯知縣處打秋風。“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尊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裡，方才放心。”杯筷一換再換，讀者也不知范進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麼把戲，也是“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裡”，方才放心而禁不住大笑道：“原來如此！”

§⒌

說可讀的古典小說只得三部半，並非由衷之言。可讀的古典小說其實只有《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三部而已。把《紅樓夢》打入“半部”，並非因其前半部為曹某所作，故可讀；後半部為高某所續，故不可讀。以柞里之見，《紅樓夢》從頭到尾，皆不可讀。只因眾怒難犯，姑且走一步孔子的中庸之道，喊一聲“吾從眾”，混入捧“紅”的行列而已。所謂“半部”者，言不由衷、情出勉強之謂也。

說《紅樓夢》並不可讀，其說有五。其一，文字遠在《西遊記》、《水滸傳》之下，與《儒林外史》亦不能並駕齊驅。其二，文氣俗不可耐。其三，內容瑣屑而無趣。其四，賣弄才學，填塞一些“趁韻而已”的詩詞歌賦。文字高低，不能一一類比，有心者隨便於四部小說之中各抽出一兩段較而讀之，當有所悟。通篇婆婆媽媽、飲食男女，除此而外，一無所有，故內容瑣屑，有目共睹，不容置疑。不過，瑣屑並非病。《儒林外史》雖不婆婆媽媽，也不集中精力於飲食男女，其內容為瑣屑，亦無可置疑。然《儒林外史》言之有味，瑣屑而有味，遂成談言微中之作。《紅樓夢》言之乏味，瑣屑而乏味，遂成無聊流外之品。或曰：《西遊記》中的四六，《水滸傳》中的詩歌，也不見得就高明到哪裡去，何以於《水滸傳》略而不提？於《西遊記》更稱讚有加？曰：《西遊記》中的四六，皆遊戲文字，雖不登大雅而趣味橫生。《水滸傳》中詩詞絕少，除一、二處因情節須要外 ( 如“潯陽樓宋江吟反詩”)，亦皆遊戲文字兼烘托氣氛，如飛天夜叉丘小乙唱：“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閒可，你無夫時好孤棲”。一場生死惡鬥之前，忽然先飄來一段小流氓的打油詩，此正《水滸傳》文字高妙難及之處。《紅樓夢》則一味賣弄，正如五十年代美國好萊塢的電影，載歌載舞，乃結構不成熟的表現。

至於文氣俗與不俗，本來不易言之，然《紅樓夢》既俗至不可耐，難，也就變為不難了。僅舉一例，以見一斑：

“說着大家來至秦氏臥房。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寶玉此時便覺眼餉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的寶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道：‘這裡好！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只留下襲人、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丫鬟為伴。”

進入女人的臥房而聞“香”，臭！聞“香”而生“甜”感，更臭！覺“甜”而頓時“眼餉骨軟”，其臭無比！人是“寶”，鏡是“寶”，榻還是“寶”，寶氣十足！( 除“寶”之外，不知有意雖“寶”而字不作“寶”者，其文字之高低，亦於斯可見。) 說畫而道唐伯虎，談文而稱秦太虛，如此談畫、談文，正如作詩有張打油一派。畫題作“海棠春睡”( 正前文所謂觀月色而思“剛出浴之美人”之意 )，丑！聯內有“襲人”，聯外也有“襲人”，惡！入女人之臥房而聞“甜香”，聯內卻書“酒香”。真“酒香”邪？亦抑或“醉翁之意不在酒”？羞！騷首弄姿，賣弄學識，把趙飛燕、武則天、楊玉環、西施、紅娘等等統統搬出來，若是實寫，則是胡說八道；若是虛擬，則是餿不堪聞。至於寫得出“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一語，真所謂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二字矣。天下無事不能談，包括“性”在內。然任何事都可以談得令人神往或令人噁心。《紅樓夢》之談“性”，其病不在談，而在談得令人噁心。

以上四不可讀，皆可用“文責自負”四字概括之。至於其五，則其“責”，不在作者而在讀者，或更精確地說，責在“紅學”專家。不記得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麼一個故事：某人之妻一天到晚禱告菩薩，其人勸阻不聽，遂每日呼其妻如其妻之呼菩薩。其妻生厭道：天天這麼呼喚，叫人煩不煩？其人曰：你天天這般呼喚菩薩，菩薩難道不煩？一樣東西無論多好，叫好之人過多，叫好之的聲過大，叫好之調過高，就會令人肉麻。《紅樓夢》之五不可讀，正在於聞其名已令人肉麻，更遑論讀！其實，《紅樓夢》之受害於“紅學”專家，還不僅在於“叫好之人過多，叫好之的聲過大，叫好之調過高”，把一本小說當作一門“學問”而研究之，業已令人倒味口。更何況其“研究”的結果竟然是：別人亂搞女人，那是封建腐朽思想作怪；唯獨賈寶玉亂搞女人，那是對封建禮教的反抗。